中國環境變遷 媒體人看見人的暴烈、環境起義(下) | 環境資訊中心

中國環境變遷 媒體人看見人的暴烈、環境起義(下)

2007年09月10日
本報2007年9月10日台北訊,陳誼芩、陳品潔、莫聞報導

台灣資深媒體人楊憲宏楊憲宏:守護環境 知識份子是重要角色

台灣在28年前做環境報導,會被情治人員約談,上街頭抗議的民眾被稱作是暴民。環境權是最大的人權,環境權最大的威脅與敵人則是政府,媒體是政府的共犯,媒體在公害問題上沒有角色,反而是知識份子扮演重要角色。

從環保記者到政治記者

公害問題就像是站在河流旁邊看到人民載流載沉,在下面一直救人沒有用,因為上游一直有人推人下水,而上游的污染問題是政治問題,以我在《聯合報》時期的一個例子說明,戒嚴時期,有兩個學校想在水庫上建學校,這兩個學校的董事長跟校長都是國民黨的中常委,每星期都和蔣經國見面,所以《聯合報》不登此報導。

解決環境問題還是要先解決政治問題,所以我從環保記者變成了政治記者,擔任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的時候,在台灣的永續發展會議中,30幾個環保團體向總統抗議,沒人出面溝通,只好叫我發言。台灣的官員對於環境議題有3種狀況,一種不知道是否屬於自己的業務;第二種人是知道問題,但礙於某些因素卻無法去做;最後一種是清楚問題怎麼解決,但政府不用他。所以台灣靠知識份子講真話,並且講求證據才能在世界上生存。

台灣的經濟問題是內部成本外部化,公司不處理外部的人民、社會,這是標準的劫貧濟富。政府的角色是共犯,導致M型社會問題嚴重。我覺得日本有個觀念很好,他們認為「沒有福祉就沒有成長」,因此經濟發展必須兼顧人民的福祉,在公害污染事件中,污染者須負舉證責任,稱為「無過失責任」。

現在在台灣,每個人都可以當公民記者,拜科技之賜,拿手機就可以進行蒐證,拍照舉證,還是對於台灣的環境有些幫助。我強調是「轉念之間」,心存善念,堅持正義,就一定能夠實現這樣的理想。

章子峰:媒體秉公報導 就能替環境發聲

2007年6月間,《香港文匯報》針對太湖藍藻嚴重問題,進行一系列「太湖怎麼了?」的報導。當時會對這個問題進行報導,主要是報社接到民眾的舉報,說太湖發生藍藻問題,深入探訪後發現,藍藻問題看似一個晚上爆發出來的,但其實是始於周邊整個地區化工產業的發展,以及官方治理模式出了問題,於是針對整個太湖的污染情勢做了大篇幅的報導。

《香港文匯報》上海辦事處主任章子峰在一次地方的「滅火會議」中,有北京、有江蘇省的省委官員,彼此商量如何回應外部、如何應對媒體等方法,而我們的記者混進去參加這個會議,因此許多問題的資訊,就在會議上取得第一線的消息。

太湖污染問題其實是個很典型的案例,因為在報導前的兩個月,溫家寶總理才到當地視察過,但當地官員在水裡撒石灰粉,讓水暫時變清了,竟就這麼矇混過去。

記者人身安全不穩定



有時記者採訪也遭遇到人身安全問題,有一家名為「三點水」的供水商,主要提供中小學生飲用水,這水的生產審批總共行文16個單位,全部通過,但最後卻讓學生喝出了病,拉肚子,導致家長抗議。於是記者去暗訪,發現這家水廠的水源附近,當地駐軍的化糞池就在旁邊。

但記者到現場,卻被軍方扣留了一天一夜,一直被逼問到那邊幹什麼的,最後得勞駕社方的宣傳部主管給軍方打電話,記者才得獲放行。

秉持公正報導 化解爭議

另外有一個例子是在某地的化工廠開發案中,當地人發現化工廠開工後,原本的良田顆粒無收,婦女不孕。於是人民組織起來封路,阻礙廠方運輸,卻遭警方大力掃蕩,對抗升高,謠傳死了20多人,群情激憤,凡開入的車子都被燒掉,穿警服的都被打,官方管制不讓媒體發稿。不過我們的記者在現場,還是用簡訊的方式將事實傳出來,稿也刊了出來,事後獲得官方的感謝。

這是因為報導內容秉持客觀公正,闢了謠說事實上沒有死人,平息爭議。《香港文匯報》雖然是執政黨的背景,我們仍試圖發揮正面的角度,將把利益的角色化約到最小,把環境的力量發揮到最大。

賴偉傑:從反核到非核家園 民間力量是凝聚還是發散?

以台灣為例,我認為有2個分界,一個解嚴,另一個2000年民進黨執政的政黨輪替。我認為以台灣來說,這2次類似轉型的議題裡,「反核」議題剛好可以檢視,台灣到底是往好的轉,還是往壞的方向轉。

台灣20年前在北海岸先後蓋了核一廠與二廠。解嚴後在南部墾丁蓋了核三廠,之後要蓋核四廠就開始遇到很多台灣民間社會的阻力,之後這股阻力形成20年來的反核的運動。我們私底下的了解,台灣跟美國和日本政府的關係才是影響核四要不要蓋的力量。核能電廠的設備來自美國和日本,這樣大型的廠購計畫,牽涉到國防工業,和當時台灣和美國與日本的外交關係,這個政策在某個層面上完全是政治與外交的議題。

前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賴偉傑可是,在另一個層面,反核20年來反而促成了民間社會對於核四議題的反對,進而變成台灣環保運動最重要的一個核心。台灣民間的力量,在當年以反核為主的環境議題,和反國民黨為主的黨外政治力量(民進黨)有充分的結合。而且促成了各個面向,不只環境、包括勞工、宗教界、還有各種社運界,甚至後來包括司法、媒體,早期的環保運動媒體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這樣的網絡,隨著第一階段的轉型,這個議題扮演當然很重要的角色。不只扮演環保運動,甚至也是政治運動一股很重要的力量。這個網絡不但多元,而且衝撞的體制是在台灣社會的各個層面,甚至可能超越民間核能或是能源這樣簡單的議題。

隨著台灣時序的演變, 2000年民進黨拿到中央政權,對這個議題有更大的發言權,但是對核四議題的政治量反而在倒退。當他們在國家資源分配權的當下,當機會最多的時候,反而對反核這個議題採取消極態度,那時候我們很清楚,整個反核運動的能量,在政治的部分已經悄然的撤出,只有在社運部份還持續。

這裡面民間團體角色沒有改變,而且對於核能的議題的有各式各樣的論述,我剛提到它能夠形成一股捲動的社會力量。這個論述非常地多元。不是只有電廠要不要蓋的問題,而是背後牽扯到的整個國家資源分配,與決策過程的模式該如何建立,它有各式各樣豐富的論述。

我們覺得當時的媒體代表著某種資訊傳遞者時,它大概已經簡化成「民進黨=反核」;國民黨則象徵「經濟發展的論點」。我看到的是一個非常豐富的環境議題,當然它不只是環境,從環境出發不只環境的環境議題,它能捲動社會各個層面,可是在當下卻被簡化成政治對立。媒體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有很嚴重的問題,他把大量資訊簡化成為「要不要」的問題,把大量的認知焦點轉移到簡單的政治的對抗。

在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在外面發聲的民間團體,有大量的機會進到政府的體制內,但扮演的是諮詢的角色,而非決定的角色,看似民間參與已經很深入,但永遠沒有決策權。

我覺得在第一階段,這個力量民間力量出來了,但是在第二階段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以前是政治因素,現在會推給市場因素。這個民間力量,到底是凝聚還是發散,從反核的經驗來看,我認為值得再深入推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