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的夢魘

Children of Angola received guns for Christmas Day, Children of Europe received grapes. It is the business. And, a little story from me. I want to… all the Children… be happy.

- Dima Rogonov, Fish-Cargo Pilot.

達爾文的夢魘（Darwin's Nightmare，2004）作為一部紀錄片，在敘事策略上有別於過去傳統單一大敘述（Grant Narrative）書寫的紀錄手法，沒有一條特定的敘事主線，光是旁支敘事就有六條之譜：鱸魚工廠的老闆Dimond，可供兩百萬歐洲人口消費的生產線和生產線上工作的非洲工人；維多利亞湖的生態與歷史，圍繞在湖邊的多數罹病的村民和湖上討生活的漁民，以及一名宣稱使用保險套來防堵愛滋擴散有違基督教義的傳教士Cleopa Kaijage；Mwanza街頭無家可歸的吸安小孩Msafiri/Franky/Shaani/Mustafa/Josephu，隨時會遭受到暴力對待的妓女Eliza/Naomie/Gloria/Angela/Catherine，和一名曾經在街頭混過的素人畫家Jonathan；日薪一美元，夜間看守國家漁業署的保全Raphael和他那夢想成為飛行員的兒子；飛行跑道直接通往維多利亞湖的機場，載貨量一日五百噸的Ilyushin型貨機及蘇俄籍的飛行員Sergey/Dima/Jura/Vladimir/Stanislav，以及Dima為孩子們準備的聖誕禮物；代表歐洲聯盟或世界銀行的官員，和以促狹口吻聲稱自己是賣國賊的地方政要，一場在肯亞舉辦的IUCN（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國際生態會議，還有一場看不見的飢荒。

Hubert Sauper與他的同行夥伴Sandor Rieder長期跟拍一個或一群人物或事件，並以多線并行的方式來處理之。他們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喬裝上，像以假的身份混充機師或地勤人員進入機場中；在村落裡被誤認為是傳教士；偽裝成澳洲商人一副和魚工廠老闆談生意的模樣；在Mwanza街頭則要裝扮的像是揹包客四處拍照留念。

這六條敘事線像似沒有關聯一般，錯亂散置在片子的前段，呈現了一種去中心化的離散狀況，環繞在Hubert Sauper所要臨近但又未曾直接進入的主題之周圍。儘管Hubert Sauper從來都沒有明言他所要批判的對象，但觀者莫不清楚這一切總是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資本主義（Capitalism）、跨國企業（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帝國主義（Imperialism）、種族滅絕（Genocide）、大屠殺（Holocaust）等等的宏大又抽象的概念脫不了干係。逐漸地，某一條敘事線和另一敘事線牽連上了，最終所有的敘事線都聚焦在一起，形成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煉獄圖譜。

這種敘述策略意外地夾帶著劇情片裡慣用的懸疑驚悚的氛圍，刻意在片中限制觀者的視角而隱藏某些重點訊息，然後在高潮點處將之引爆，其力量全都是源自於敘事線與敘事線相互「接力」（relaying）的鍵之上，敘事線之間的「轉移性」（transitivity）向所有觀者開敞了可詮釋的範域。這類敘事另一誘人之處在於，權力關係的單面向度輸入被消融瓦解掉了，而成了一種相互滲透的動態狀況，譬如維多利亞湖的原生物圈被破壞殆盡，坦尚尼亞卻因之取得進入全球總體經濟共同體的入門卷，抑或是夜間守門員Raphael期待戰爭的到來，他就可以得到一份報酬更高的工作，當他詰問我們是否害怕時，很顯然的，論述的權力優勢便回到他以及他手上握著的傳統武器之上。

這部片子埋藏著多重隱喻的結構，透過維多利亞湖和湖內的鱸魚，指陳了第一世界是如何將那隻看不見的手再殖民第三世界，當然從來就沒有「看不見的手」的這回事，個體則在區域微觀政治和全球巨觀政治結構的夾縫中求存亡。查爾斯．達爾文的進化論之所以是一場噩夢，不僅僅是鱸魚在「物兢天擇，適者生存」的守則下作為湖內的唯一倖存者，它也可以是列強如何鯨吞蠶食弱國，更可以很暴力意象地聯想為一尾魚天演成槍械，進而爆發非洲內部種族之間的衝突。這不是一則寓言或童話，而是以進化理論作為奠基之現實。

如果將坦尚尼亞的鱸魚置入括號（epoché）裡，它可以是獅子山共和國的鑽石、宏都拉斯的香蕉、奈及利亞或安哥拉的原油，這正是當代非洲遭遇到全球資本主義化下的眾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