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1十週年之際，八八水災重創台南灣，如何面對氣候暖化下的極端氣候已是越來越急迫的課題。災難發生後，媒體該扮演什麼角色與定位？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和世新大學新聞系23日下午共同主辦「兩岸環境媒體工作坊」，邀請兩岸環境記者與相關領域專家，探討如何傳遞弱勢災民需求，用報導引領永續農村產業發展。現場並吸引數十名傳播科系學生到場聆聽，吸取媒體工作者實務經驗與觀念。
災難報導 主流與網路媒體不同定位
災難報導之所以對社會有貢獻，災區是一般人不會想去的地方。媒體的報導能成為媒介為弱勢團體發聲。媒體機動性高，總是搶先在中央決策收到地方通報前就先發佈重大災情。由其網路公民媒體力量崛起，任何人都能隨手用手機相機記錄事件並立刻上傳至網路時，主流媒體應該將自己定位為「知識的管理者」，深度報導出事件的前因後果與脈絡。「媒體力量可以引領政府走向正確救災方向。」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劉格非說。
雲南信息報記者郭敏認為，台灣媒體有令人羨慕的自由報導環境卻未好好利用。郭敏說，大陸記者有理想性的很多，但是因為媒體屬於公部門系統、加上改革開放後政府和企業的關係密切，大陸記者許多時候無法自由伸展正義。川震發生後，就有許多媒體人自己發起組織，但還有很多問題。「台灣的電視報導看似多元，但實際上的方向很單一。」郭敏說。
活用防災系統 慎慮災後安置
在極端氣候頻傳的社會裡，每個人都有成為環境難民的可能。災難不知何時會發生，也不知會以什麼樣的形式發生，健全的防災系統非常重要。
劉格非說，921十年來，台灣的救難系統一直有在進步。但所謂的防災系統是指「一般性」災害，並不適用「極端型」災害。防災系統一直都在，但在極端氣候災難頻傳的年代，「主事者」反應是決定災害程度的關鍵；問題是，政府官員會輪替，曾經參與上一次災難的行政首長在下一個災難時不一定會在，即使防災系統有改善，但人的經驗卻無法傳承、無法作累積。
劉格非表示，台灣救災的主力來自民間，政府在過程裡扮演資源分配者的角色，但災後安置政府必須扛起責任，因為整個民族的大規模遷移必須慎重規劃地點和考慮文化保存。公共電視記者郭志榮則回應，「不是BOT掉就能解決」。沒有妥善的安置政策就直接跳到重建階段，最後弱勢災民只是又回到危險的地方。
「問題一直再循環，我寫報導就像是每一篇文章把地時間地點換掉就好了。整體通盤計畫在哪裡？ 政府要介入到什麼程度？民間力量要介入到什麼程度？都應該慎重考慮」郭志榮說。
天津電視台記者高志峰認為，由於實施地方集權，因此大陸政府在重建過程裡能投入大量的資金，並且有效率的推動綠色建設。
產業歸根究底必須有自己的內容物
社會上常見一種經媒體報導後群眾一窩瘋跟進的狀況。「媒體的影響力的確無庸置疑，但農村文化不只是靠媒體才能發揚光大。」社區產業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邢聖得說。
他指出，對在地產業來講，當地歷史文化、風俗民情、環境生態等都是永續發展的條件。例如南投埔里桃米村的社區生態產業，利用當地豐富的自然資源發展出結合夜間導覽、溯溪、賞蛙等內容的生態旅遊模式，順勢帶起當地、民宿、餐飲業，成為農村結合觀光的成功範例。
邢聖德說，當地居民認為很自然的而且容易忽略的東西，對外地人都是很新奇而且有吸引力的。「產業歸根究底必須有自己的內容物，才有永續發展的可能。」
永續的綠色經濟
政大財政系主任林其昂認為，傳統經濟學所關心的是資源有限，如何有效使用資源以達人類最大福利。赫曼達利所提出的「生態經濟學」則是將環境放入經濟模型內討論。生態經濟學最特別之處在於討論「經濟體的範圍」，因為整個地球自然資源是有限的，所以要考慮經濟體的範圍要多大就能達到永續性，例如探討GDP要多少才能讓人類永續發展而不至於資源耗竭。
災後重建是社區營造與居民意識凝聚的過程，工作坊中由「地方永續產業」為觀點出發，探討台灣發展綠色經濟的可能。
早期台灣以代工為主，將最嚴重的污染留在自己的土地上；隨著經濟起飛、產業外移中國東南沿岸，中國某種程度上似乎變成台灣環境的救星。「為何不能從農業為基礎來發展綠色經濟？」《青芽兒》雜誌主編舒詩偉說。「青芽兒成立後我們試圖摸索地產地銷，希望能夠保護在地小店。根據估計，每家連鎖店會打倒數家傳統店。連鎖店賺錢是回到母公司，不會回饋到地方的。」
林其昂認為，社區總體營造是創造綠色經濟很好的平台，「但無法在當地創造就業機會就無法永續。」目前，政府不斷鼓吹與中國簽訂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受惠者多為高排碳、高耗能的塑化、鋼鐵、機械產業。林其昂說，以永續發展為架構的綠色經濟應該注重在生產消費，而不是鼓勵長距離跨國界的貿易活動。政府應該制定政策加速上述產業的轉型，才是提國內經濟並邁向永續發展的不二法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