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一定要犧牲這麼多 才能換到資本？

「阿窕剛進來的時候，又年輕又漂亮，學歷又高、人又活潑好相處，當時大家都在追她。看到她變現在這樣，真得很感慨。」RCA自救會會長吳志剛回憶著，「我去RCA大概是公司成立一年後，剛從台南上去，身上沒帶什麼錢，想說預支吧，公司說我剛進去不能預支。又想說反正有宿舍，省吃儉用一點，撐過這個月，結果男生沒宿舍。我在車站睡了兩天，在公園睡了三天呢。」 

RCA的每個人背後都是一大串故事。

「我太太是一場的品管，跟阿窕是同一條生產線。那時候基礎作業員大多是女生，廠內男女比例相差很大，很多人因為同事關係結合，如果沒有發生後面這個事，其實RCA還滿讓人懷念的。」吳志剛說，公司解散之後，有人向立委檢舉公司違法排放有機溶劑，RCA污染的事情才浮出檯面。有人開始意識到不對勁，連絡幾個老同事，發現大家一身病痛，一個拉一個，一直到1999年才成立協會。 

協會成立之後，政府其實一直都處於被動的狀態，必須要自救會的人要求，政府才會做點甚麼。吳志剛無奈的說，連三次體檢都是我們去要求的，針對癌症做檢查。也因為這個體檢，及早發現太太有子宮頸癌。但對於政府消極的態度，讓自救會很不滿。

土地污染事件爆發後，政府要求RCA必須整治土地，但是對於這些員工卻不聞不問。吳志剛認為，因為政府害怕這些求償案，會讓外資不敢再進來投資。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專員賀光卍表示，一開始他們走體制外的抗爭路線，指政府是共犯，一聽到共犯政府就哇哇叫，「政府說，這件事情上有得有失啦」。有得有失，但是對於「失」的部分，政府卻迴避了身為共犯的責任。「他們只要我們自己走司法程序。」

司法程序是一條漫長的抗爭道路。2005年自救會因為不符社團法人資格因此訴訟被駁回。後來法院認為程序要件可以補正，將RCA求償案發回地方法院重審。「那時自救會差點要解散了，後來臨時召開理監事會，決定還是要繼續下去。」吳志剛說，但是後來又面臨法師團更換，現在終於進入實體訴訟，算是一波三折。

除了進行司法訴訟，自救會也曾遠赴美國，拜會美國總工會等十二個勞工和環保團體。賀光卍說，因為RCA事件是全球資本主義下的結果，因此我們要去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國。當時政府單位關切自救會前往美國的動機，面對台灣政府的質疑，吳志剛回應，「我們要去白宮拉布條啦！」

在美國許多著名環保團體邀請自救會參加座談，當地的台灣留學生也主動幫忙，吳志剛說，看到那時記錄的影片，他就流淚，覺得感動，「自救會能走到今天，真的事很多外面的人和團體進來幫忙的，不然我們甚麼都不懂，哪有辦法。」

另外RCA自救會的抗爭過程，也改善了台灣許多相關法規。吳志剛表示，某一次在勞委會開會，一位自救會的娟姊突然把上衣都脫了，「那場面很震撼，他是乳癌兩邊乳房都割掉了，胸部跟洗衣板一樣平。本來乳癌是不算殘障的，後來被列入殘障裡了。」

2002年被要求補正，從那時自救會正仔細的整理會員名單，收集詳細資訊，希望不要因為程序問題而讓官司停滯不前。

但是連絡會員上還是有很多障礙，「我們這個年紀的人，不是很喜歡討論自己的病，尤其像癌症，會覺得是自己不好才得病。」吳志剛表示，那時候一個工廠好幾百人，流產這種事天天都會有，大家都以為是自然現象，而且也不是很想講。吳志剛表示，這些工作花了好長的時間，加上看不出對官司的實際成效，許多會員漸漸離開，更不用說那些因為疾病而過世的人。

事情拖了十幾年，吳志剛說，一開始公司的女工都很願意加入，抗議隨隨便便就是兩三輛遊覽車的人，但是現在卻是只剩十幾個。有些人是因為真的累了，有些人則是家裡反對，希望他們好好養病，不要這樣出來折磨自己。

好不容易進入實體訴訟，磨難卻正要開始。吳志剛說，一開始大家都很希望能站上證人席，為這些受難的員工盡點力，但是三次開庭下來，大家都怕了。坐在證人席的阿窕，讓被告律師將她的生命翻來覆去的檢視，連婚姻狀況都拿出來討論。

賀光卍說，RCA的律師把大家搞的快瘋了，感覺我們好像務必要記得這十幾年來所有發生的事。只要我們記錯了被當成把柄，好像說謊、做偽證一樣。「回家以後除了要擔心自己的病，還要擔心有沒有說錯話，害了大家。」吳志剛說，阿窕壓力很大。加上阿窕家裡狀況不錯，其實家人都希望她好好休息，但她還是堅持出庭。

原本成立自救會，是一個很單純的要為自己伸張正義，但是拖了這麼久，反而有點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公義。吳志剛表示，希望RCA能成為台灣反抗資本主義的成功案例。希望RCA可以讓台灣認清，是不是一定要犧牲這麼多，才能換到資本，有沒有一個讓環境和社會和平共處的方式？

「其實我5年前就可以移民，但是投入自救會以後，覺得走不了了。特地找了一個可以輪三班的工作，配合開會或者其他活動」。投身自救會這麼多年，吳志剛表示，感到欣慰的是，台灣對於環境污染漸漸有了意識，許多法規也更改。他說，如果有可能勝訴，會拿出一筆錢成立基金會。下一步還希望能將RCA員工的子女們一起拉進來，這樣才能走的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