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核與反全球化運動的接軌──從德國看香港與中國 | 環境資訊中心
回顧與前瞻

反核與反全球化運動的接軌──從德國看香港與中國

2012年04月04日
作者:康世昊(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虎尾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台北的「核電‧歸零」遊行,李采薇攝就在兩週前,日本福島核災屆一週年之際,全球各地皆出現反核抗議行動,要求政府立即停用核能,台灣也在3月11日發起北、中、南三地反核集會與遊行。同一個時間,位於香港的「反核之眾」亦聯合香港多個民間團體舉辦國際反核論壇及遊行活動,希望透過論壇及行動促進國際反核活動的交流與團結,同時向香港市民及中國民眾宣傳核能對人類和自然環境的致命危害。我以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代表的身分,受邀飛到香港聲援當地的反核行動,並參加遊行前一天反核國際論壇的反核運動經驗分享。分享之餘,我還注意到這個論壇的受邀者和香港的反核組織網絡相對照於台灣的反核文化,運動內涵也有不少特殊處,這樣子特殊的運動內部生態或許也值得台灣的反核運動網絡未來發展參考。

反核之眾與全球化監察

香港反核遊行於3月11日下午2時開始,示威人群從尖沙咀九龍公園遊行至香港旺角的中華電力總部。遊行隊伍在陰雨冷洌的天氣中沿彌敦道直行,沿途引吸許多民眾駐足了解反核主張,隊伍還走進聚集最多中國遊客的旺角購物區,呼籲中國遊客應警醒核電對自身及人類下一代的危害。遊行隊伍最後選擇以香港中華電力集團總部門口,要求電力公司立即停用核電,並在參與民眾刺破黑色氣球,象徵戳破「核能安全論」的謊言後暫時告一段落。

就遊行規模來看,香港的反核運動的確並不如台灣活躍,其參與人士也總是謙虛說比起台灣的豐富經驗他們有很多需要學習。或許在反核動員規模上,香港受限於核電廠不在香港特區境內而是鄰近的中國廣東,市民們的直接威脅感較弱,加上政治參與度不高等條件,導致反核群眾不容易擴展。不過議題組織者的構成面向仍相當值得注目。例如其主要發起團體很多都不是台灣民眾印象中的環保組織(當然香港綠色和平也稱反核,但行動則獨樹一幟),反核之眾作為一個鬆散的議題型組織,是由不同的宗教、文化、公民與左翼組織共同形成。而「全球化監察」就是其中一個關注反全球化運動組織並扮演主要的行動角色。

「全球化監察」成立於2000年,是由香港的一群社運行動者發起《全球化監察》這份刊物,那時受到1999年11月美國西雅圖爆發數萬市民反對正在開會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大示威影響,吹響了以後被稱為「反全球化運動」的序曲。因此全球化監察的刊勿關切地面向很廣泛,包括:一、針對資本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及財團壟斷的負面影響進行公眾教育。二、為保障勞權、婦權、消費者權益、弱勢社群及生態平衡等等,爭取立法管制跨國公司。三、發展自主自為的社會運動,爭取政治和經濟的民主化,爭取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那麼為什麼反全球化選擇在反核議題上這麼積極呢?香港的經驗其實不是特例,德國的反核運動中也能發現一部分這樣的歷史內涵。
批判金權的全球化運動

自1970年代一直追隨德國反核運動的資深記者Wolfgang Pomrehn的報告就明白告知,被視為廢核先進國德國的反核歷程的詮釋要放在更廣的社會層面,才能看清楚成功的元素。Wolfgang認為整個運動跟反全球化運動關係密切。「我們稱這為批判全球化運動,我們反的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基本上從60、70年代開始,反核和反自由貿易協議就是同一群人,包括左翼人士;人數不多,但力量很強。我們的共同議題是﹕誰有(能源/資源)發言權?這是發展的核心問題。我們理解兩者都是爭取民主和決策權。我們不需要一家大公司為我們作主;小市民可以自己做決定,決定權應該交回地方。這是我們的哲學。」

「我們開始時沒有經驗,由一般市民開始,慢慢累積成長。無論是風能或太陽能,都仍然處在一個改善和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得到愈來愈多公眾和政府的支持。」Wolfgang說。

「在70年代,(西)德國的核能政策跟法國差不多,要全力發展核能,國家總供電量一半以上來自核能。我們建核電廠,還要建快殖反應爐(Fast Breeder Reactor)和再提煉廠,生產比鈾(Uranium)更危險的鈽(Plutonium)。但民間持續頑強反對,80年代中,再提煉廠沒有建成,快殖反應爐落成了也沒有使用。接著國會通過一些有利再生能源發電的法例。德國反核或再生能源的成功,得歸功地方的小經營者,以及德國人努力爭取相關的能源政策。90年代,德國國會接連通過法例,容許風能和太陽能發電有權入網,並規定入網電價和提供補貼,為再生能源企業創造友善的投資和經營環境。
能源的危機和出路

「我們需要再生能源。這不單單關乎核能,也關乎煤炭、煤礦工人的福祉、氣候變暖、環境破壞。我們反對的是整個能源結構。石油危機提出了好久,煤在30到40年內也會用光,核燃料鈾將在40到50年後枯竭。」一直在德國Telepolis新聞網報道能源和氣候問題的Wolfgang強調,如果把核電廠漫長的建築周期和大量從大氣中耗損的熱能計算在內,所有被吹噓成好像是不爭之實的所謂低成本與低碳能源選項,不是都該要打上一個大大問號?

那麼是不是有過核能復興的轉向呢?Wolfgang用一個簡單事實就把這個核電工業的宣傳手法打回原形。德國最近一座核電廠的商轉是在24年前,新建核電廠計劃都因缺乏公眾支持而未實現。2011年底,再生能源發電在德國總電力供應所佔比例已經達到21%,第一次超過核電的17.7%。歐盟早在2007年通過一套具約束力的能源計劃,要求到2020年時,再生能源發電佔歐盟總電力供應的20%。其實,再生能源對世界環境和人類社會的好處和需要非常清楚。「但剛在福島災難發生前半年,保守派政府是有想過修改(不利核電的)法例。福島核災後,德國在許多城市都有反核行動,人數之多是空前的。」Wolfgang說。

回顧這場漫長的群眾運動,Wolfgang說整個反核運動也是一場公民權利對抗核武政經複合體的反抗運動。核電神話大部分源於一些國家對發展核武器的野心:他們為了在短時間內有能力發展核武器,就先擁有核能這基本的核設施。高度資金密集的核電運作,也滿足了自由資本主義經濟以追求利潤為最終價值的邏輯和倫理:金錢跟權力緊緊靠攏。「在70年代,核是一個敏感議題。當時我們被視為恐怖分子,小小的動作就可以說成是恐怖襲擊,覺得我們威脅社會安全,把行為刑事化,侵犯我們的公民權。」

但因世界不願意再承受另一次核災,就在福島事故後,德國政府不得不宣告2022年全面放棄核電。「儘管過程絕不是一路平坦。但今天在德國,核電可以說已經成為歷史,因為社會對核電已經有一個共識,反核已經成為主流想法;政府不可能再批准新的核電廠了,不過他們可能會設法延長某些核電廠的壽命,畢竟這是牽涉到每年約3億歐元的利潤,政府總是想幫大企業找錢景的」。(待續)

再生能源與反全球化運動

作為一個地球物理學家和記者,Wolfgang分享了「反核運動作為一個社會運動,過程起起伏伏。但他相信,環保運動可以從很實際的角度去解釋為什麼核能不可能是永續能源選項。他說:「我們只需要指出一個事實,世界上根本沒有足夠的核燃料鈾,核能遲早要走入一條死胡同。」

相反的,反核運動還能與能源經濟的在地化發展願景相輔相成,這也是許多關心能源問題與社會發展互動關係的朋友為什麼極力批判核電在經濟上的反動角色。德國的左翼反核朋友以再生能源在德國的發展案例說明:「再生能源多是一些小規模營運,為當地社區例如農民等提供服務,發電廠分佈在不同地方,不像核能與煤油發電廠那樣規模大和資本集中。這是非常重要的。再生能源為很多人提供工作。」根據統計,目前在德國已有30到35萬人從事再生能源發電。「事實就是這麼一回事,所以千萬別以為這只是一群只想玩玩風的浪漫嬉皮,他們老老實實操作風力和太陽能發電機,他們散佈在小城鎮或村子裡,只要地點適合,就可以把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板架起來發電。」

德國能源選擇轉軌經驗,或許更能幫助我們從全球政經體系的問題檢視法國為何選擇讓核電仍穩坐電力市場的霸主。法國的電力市場高度集中,只有一個大玩家──法國電力EDF。EDF在法國擁有19個核電廠,核電佔該國電力總產量從2010年的78.5%還上升到2011年的80.7%,達421.1兆瓦。法國高度依賴核能,以及跟核能相連的經濟運作,是繼美國後世界第二大核電供應國。法國核電的歷史淵源和冷戰的政治對立有關:兩次大戰後,法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在國家主權和對抗美蘇超級大國這種民族情緒下,國家發展戰略選擇混合式的經濟計劃體制,和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頗有差異。前者更為適應資本與政治權力集中的穩定性,後者則較能鼓勵多元經濟元素。法國的核電民族主義途徑在當時成功說服法國工人、工會和左派都支持發展核能。畢竟60、70年代一個共同想法是:「核就是未來」。就像前不久在立報上有一篇關於波蘭正在是否選擇核電作為身份與利益自主發展的戰略思考十字路口上,頗為類似當年法國的境況。只不過,這種戰略思考在新自由主義驅動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不僅壓制後冷戰時期的政治主訴求:環境與族群正義,其實還把國家利益實質送給全球各核能集團日益流失的資金庫作為備胎。

中國核能擴展計劃與全球化資本擴張

同樣的政經背景在現時的中國也越趨明顯,據世界核能協會(WNA)統計,到2012年3月為止,全球運轉中的核反應爐共有435座,亞洲就佔了4分之1(118座),亞洲各國還計劃在未來10年內要再建133座核子反應爐(其中41座已在興建中),而中國正興建及籌建中的核反應爐就佔了一半以上,達77座之多。

這些擴張計劃反映了中國目前能源戰略上共有的盲點──用源自西方的爭議性科技鞏固現代化和其世界工廠的地位。問題是,無論是法國的或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左派是否願意接受兩個事實:所謂自主能源與國家利益關係的關聯性雖然存在,在後冷戰時期的經濟全球擴張階段,公共服務與公共資源領域已全面開放給私營資本進行跨國遊戲,國家自主性只是權力菁英的民粹符號,另一方面,那是在忽略世界境內的環境正義與族群正義的條件上建立。

這些已興建和計劃要興建的亞洲核電廠在市場眼中是塊高達上兆美元的肥美肉塊,涉及電力公司、核爐供應商、燃料循環的設計及製造業者、核電站設計顧問、委託建設業者、網站管理專業企業及核廢棄物處理業等企業的利益。但資本眼中只有蓋核電廠能帶來的利潤,根本不在乎周遭民眾、自然環境,乃至於核電工人的安危。

中國目前正在運轉的核反應爐有15座,這些營運中的核反應爐遍佈中國沿海,再加上未來中國正興建及籌建中的77座核反應爐,這表示中國人民不只飽受各項工業污染,還承受著無味無色無臭的核輻射的威脅。尤其是中國許多地方都屬於天災頻仍以及生態脆弱地區,大亞灣兩座反應爐已運作逾21年,屬開始老化階段,漏出輻射與日俱增。香港反核團體擔憂的就是中港政府未意識到危險性,更計劃在位於地震帶的台山及陽江等地建核電站,禍延後代。日本福島核災的災難緊急處理體系漏洞暴露這些核電擴增威脅對亞洲人民來說已是刻不容緩的議題。有調查顯示香港6成市民希望廣東省立即暫停省內的核電廠計劃,更有66%的香港市民認為香港應該放棄使用核電,但平心而論,以中國現在使用核電的現狀來看,香港及中國民眾對核電的了解及參與程度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大規模擴建核電印證亞洲科技後進性

最諷刺的是,處在地震帶的亞太國家大力擁抱必將飽受地震威脅的核能科技剛好證明其能源科技上的後進性:日本作為世界上唯一遭原爆國家,當福島核災受害者還在掙扎保命之際,卻能計劃把核電輸出越南和印尼;中國仍然緊緊擁抱興建240台核反應爐的鴻圖大夢。

日本2011年3月的福島核災難,讓沉寂了2、30年的核能議題在香港又受到眾人注目。全球化監察及眾多反核團體在此系列反核活動中印製了多達10種的各式文宣(包含資料冊、漫畫、圖說、宣傳單張等)。雖然反核力量薄弱,畢竟難以產生本地的核能不正義的故事來動員市民,反全球化運動與反對中國內地大量興建核電計劃的人民抵抗官僚資本複合體運動,或許有更多機會比台灣更成功地將反核運動與反全球化運動整合為亞洲進步政治力量的先鋒。

附註1:本文資料多取自3月10日的「核能真相多面睇」國際論壇與會者所分享的資料,該論壇舉辦於香港理工大學,講者皆為歐美及亞洲地區長期致力於反核運動的專家學者及組織代表,這些專家學者包括活躍的核能技術批評者,例如「加拿大核責任聯盟」(Canadian Coalition for Nuclear Responsibility)的創辦人及主席Dr. Gordon Edwards,以及公認在核武對環境和公眾健康的影響方面的病理學家Dr. Gould,他同時也是美國防止核戰爭和核擴散的最大醫生組織「社會責任醫生組織」(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分會主席;自1970年代起就開始參加德國反核運動的德國資深獨立記者Wolfgang Pomrehn;以及印度「核裁軍與和平聯席」(CNDP)成員Dr. S.P. Udayakumar。Dr. Udayakumar因積極參與阻止印度Koodankulam核電廠運作的運動而遭印度政府以「煽動叛亂」等罪名限制出境,只好用網路視訊突破國界限制與大家分享印度反核運動經驗。另外還有親身經歷福島核災的日本工會會員岩倉美穗女士及台灣知名旅日作家劉黎兒小姐,放下自身工作來到香港分享其慘痛的親身經歷。參與者有一般市民、大學生、大學教師、工運和環運團體成員,甚至還有中學老師帶著20多名中學生齊來參與論壇。

附註2:香港反核活動還有一個讓我感動的小故事,那就是兩天活動上還有一位自發參加該活動的台灣朋友,他是來自自主工聯的前會長劉庸。劉庸先生不是活動講者,卻全程積極參與,不愧是工運老前輩,也見證進步工運和反核運動間的確經歷了低潮期後反而促成互相提攜氣氛。

※ 原刊於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