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eople united, we'll never be defeated！」的口號中，上萬名南非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貧民與不滿地球永續發展高峰會的非政府組織（NGO），集結於約堡著名的貧民區Alexandra，向僅九公里外的高峰會所在地Sandton前進。
平地裡破舊的鐵皮屋，遙遙相對著山丘上高聳的會議廳、觀光旅館與購物中心，九公里的距離隔開兩個截然的世界。在這裡，台灣的NGO，找到與其他國家團體共同的步伐，在團長王俊秀教授的帶領下，與台灣走在一起的南非團體甚至跟著喊起台灣團體的口號－Taiwan cares！如同Sandton對Alexandra的無地人民（landless people）而言，地球高峰會對台灣NGO與官方代表一樣遙不可及，有如遊行隊伍到了Sandton卻不得其門而入一般。台灣NGO在約堡所面對的，除了特殊的國際處境外，還包括了具備實力參與國際事務之前的漫長路途。
約堡備忘錄 兩次高峰會之鏡
離Sandton十五分鐘車程的「公民社會全球論壇」（Civil Society Global Forum）會場上，德國磐耳（Heinrich Boell）基金會所舉辦的「磐耳論壇」（Boell Forum）人潮聚集，論壇一開始的重頭戲就是「約堡備忘錄」（Joburg Memo）的發表。這是磐耳基金會兩年多來集結了十六位來自工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著名學者、運動者與評論家，所撰寫的一份里約高峰會十年後的回顧與對約堡高峰會的疑慮，試圖透過論述的澄清與建構來影響高峰會的議程與討論方向。
約堡備忘錄指出1992年的里約高峰會雖然生產出多項具有約束力的原則與公約，但十年來地球的環境與發展問題卻每下愈況，主因之一即是1995年世貿組織（WTO）成立，成為主導全球發展與治理的機制，排擠了多項環境公約的影響力。備忘錄也指出「永續發展」之論述，充滿了原意不明與多方利益各取所需的盲點，它認為里約會議中形成的所謂「南北衝突」，過度簡化了問題的本質與複雜性。相對於空泛的永續發展概念，它提出生態（ecology）與公平（equity）兩個概念，作為發展的原則與治理（governance）的架構。
從1992年的樂觀想像到2002年的嚴肅批判，「約堡備忘錄」反省了永續發展的論述與實踐，它所提供的論述空間亦是台灣NGO團體參與國際事務的一面借鏡。我們需要思考在這樣的全球化與全球治理脈絡下，台灣NGO在高峰會上的論點與立場是什麼？我們能做出什麼貢獻？我們是持對發展樂觀的立場，還是加入反全球化的行列？或是我們能從新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與民主化的經驗中提出自己的觀點？在符號化的南北衝突中，台灣經驗的特殊性與概括性是什麼？在強調民主參與機制與社區權力的新發展論述中，台灣在現有制度下所持續面對的發展與環境問題及經驗，即是台灣NGO可以對發展與保育論述做出貢獻的基礎。
影子報告 系統呈現永續發展現況
磐耳論壇另一受矚目的系列發表會，則是各國NGO所提出的「影子報告」（Shadow Report）。影子報告以NGO觀點出發，確實檢討各國自里約後十年在永續發展方面的進展，並藉此反駁官方報告中普遍過度正面與片面的陳述，影子報告的發表同時也是NGO群體實力的展現。
此次提出報告的國家有約旦、美國、南韓、哥斯大黎加等。其中，美國是由一群學者以出版專書的形式回顧美國十年來的經驗。而南韓則是以全國四十多個NGO所組成的KPNR（Korean People's Network on Rio+10）為主體，集結各團體力量所撰寫而成，內容包括社經層面的分析、發展資源保育與管理的現況、各部門NGO的發展，以及決策模式與執行上的反省。此外，此次西藏流亡政府也在其影子報告中嚴厲批判中國在西藏的發展政策與環境破壞。
各國影子報告均系統呈現了政治與社經背景下，各自遭遇的問題與經驗。相對於此次台灣NGO的文宣品－「台灣生態護照」，影子報告的提出更能有效與完整地呈現一個國家現有在發展與環境議題上的處境，以及民間社團的力量與主體性。
SOS！－韓國NGO搶救Saemangeum濕地
南韓NGO實力的呈現不僅是在影子報告的生產上，還包括不同NGO在會場內外的表現。正當各國團體按部就班在NGO展覽區看守各自攤位時，南韓的團體則在會場的主要走道上，將美軍在南韓造成民眾傷亡的觸目相片一字排開，控訴美軍的惡行，該行動立即引起各方的注目，隔天更成為高峰會報紙的頭版新聞。除此之外，南韓團體此次在高峰會的另一項主要的訴求，則是控訴南韓政府一項進行中的Saemangeum海埔新生地計畫。
Saemangeum海口是南韓西海岸一處重要的濕地，如同台南曾文溪口與七股潟湖一帶，它不僅是當地漁民賴以維生的環境資源，更是數以萬計包括黑面琵鷺在內之生物的棲息地。拉著「Save Our Saemangeum (SOS)！」大字的連署布條，抗議團體響亮的口號，亦立刻引起會場注目。除了抗議行動外，南韓NGO更積極參與正式會場內的協商過程，特別是對官方代表進行遊說與施壓，要求南韓政府不得支持美國對氣候變遷公約的立場。
台灣在地運動成果受矚目
相對於南韓，台灣由於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在各個國際場合上並常受到中國的打壓，使得台灣NGO以及官方代表能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管道十分有限。相信這次出席高峰會的台灣NGO成員心中都有一連串疑問－在重重的限制下，台灣NGO參與高峰會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可達成的目標是什麼？除了「台灣走出去」的宣示性作用與形式上的串聯外，我們究竟能獲得什麼？貢獻什麼？
在約堡St. Stithian College同時舉行的「世界永續聽證會」（World Sustainability Hearing）上，我有機會與來自菲律賓「環境法律協助中心」（ELAC）的Ron Asignacion交談，ELAC是菲律賓一個以律師、科學家與學生等所組成，專門協助弱勢團體的組織，ELAC在Palawan等地成功協助當地漁民成立合作社，共同經營當地的漁業資源，抵擋財團勢力入侵。會場上，當台上的發表人高談著反全球化與反殖民的運動時，Ron跟我說他對這種層次的議題不感興趣，他最關心的是能否協助地方居民保護當地的資源、解決生活的困境，與推動社區自主的發展。
其實在這一連數天的聽證會中，最受注目的不是空泛的言詞，而是地方具體的案例與經驗。這次台灣NGO在聽證會中共有四個案例的報告，分別是貢寮的反核四運動、七股的反濱南運動、美濃反水庫運動，與針對RCA工廠污染的控訴行動，這四個案例的報告，尤其反濱南運動的成果，均獲得與會者的迴響。在地行動其實是台灣NGO最能展現其經驗的場域，透過與各國團體的經驗交流，它不僅是NGO社會實踐的基礎，更是銜接在地與全球的環節。
各國行動啟示台灣NGO之路
從「約堡備忘錄」、影子報告、南韓團體的行動、ELAC與台灣NGO在聽證會上表現的啟示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NGO未來在參與國際事務與類似會議上需要努力的方向。在論述的層次上，台灣作為一個所謂的新工業化與民主化國家，有足夠經驗提出南北對抗論述下被忽略的觀點，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借鏡，也藉以反省工業化國家腳步下的發展模式。在監督公部門的層次上，影子報告是有效的工具，並能藉以凝聚各團體零散的力量。在實踐的層次，NGO平日的工作就是實踐的場域，有了在地的行動，才能有交流與串聯的基礎。最後，此次南韓四十多個NGO結盟的模式、在會場內外積極的行動，以及事前的充分準備，是台灣NGO深深值得學習的對象。從Alexandra 到Sandton之路，我們這次走完了，但有了這些反省與行動，我們會走得更為踏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