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佛教遇上生態學
隸屬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域的大屯自然公園，位於兩山交會凹地，積水成澤，不但是水生植物的良好棲地，也是魚類、兩棲動物的家。但走進湖面一看，錦鯉、泰國鱧魚、巴西龜大剌剌地探出頭向游客乞食，而划過水面的綠頭鴨也如出入無人之境般地毫無畏懼。這些動物都是國家公園的外來客，牠們大多遭民眾「放生」，而佔據原本是台灣原生動植物的棲地。在幾乎沒有天敵的環境中，以及國家公園禁止漁獵與採集的法令下，外來客憑著兇猛的本能驅逐了原生種，並在此大量繁殖。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與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在《台灣宗教團體放生現象調查報告》中指出，全台灣各類宗教團體約佔24％有放生儀式。保守估計，全台寺廟每年放生金額至少在2億元以上，而各種動物則超過2億隻。
在過去農業社會中，宰雞屠豬的行為常暴露在一般民眾面前，有些僧侶或信眾見了不忍，為了減少殺生而在刀口下買回牲畜，再將其放生。因此，放生在農業社會中確有其意義。但目前多數儀式性放生活動僅為放生而放生，缺乏對於生態影響及被放生動物特性之瞭解，放生的結果除可能因環境不適合致使放生動物大量死亡外，大量的放生更可能會對被放生地點生物帶來危害，甚至造成本土生物的基因污染。例如，宗教團體或一般民眾大量野放的吳郭魚、琵琶鼠魚以及其他許多外來魚種，已直接造成原生魚族種類及數量大量減少，甚至瀕臨絕滅。根據陳榮宗2000年調查，目前全台灣重要的50條河川中，有48條河川遭到吳郭魚的入侵，尤以東港溪為最，吳郭魚佔了37.1％。
「互利共生」的營利結構
放生調查報告中亦說明，「放生者」、「抓鳥人」，以及「鳥店」已經形成「互利共生」的食物鏈或營利結構：
放生團體「訂貨」→捕抓者捕捉野鳥→收集處（大盤商）→大型鳥店（中盤商）→小型鳥店→放生者→放到野外→再度被捕捉
此種商業結構，增加了動物因人而犧牲的比例，包括因為放生而直接從野外獵捕、對生態平衡的破壞；因為放生而增加飼養繁殖的數量；動物在運輸、搬運途中造成緊迫與傷亡的痛苦……等等。更是助長外來物種破壞台灣生態與生物多樣性的「共犯」！因此保育團體質疑這種不當的放生行為等於是「放死」，有違佛教「慈悲護生」的本懷。
面對這種違背自然生態的放生行為，學者陳玉峰指出，佛教之放生教義不限時間、地點、場合，隨時遇到隨時起悲憫心而行放生，以「平等行慈故，普及一切」，「不起差別心」的忘相放生；反之，一旦起差別心即生貪念，只求形式、計較功德，從而誤入歧途。同時，宗教人士也認為，護生是行「菩薩道」的方便法門，但方便的定義在於「必須確保所救護的眾生得到安穩自由」，以及「救護眾生的行為不帶過失」，包括：不貪求福德，以及沒有副作用等。商業化的放生恰好不是護生的「方便」，而是「另類殺生」或「殺生助緣」。面對不當的放生行為，公部門也力求解決之道，農委會起草「動物放生行為規範」，並通過「公民共識會議」，廣徵民眾意見。
真正的悲憫之心
雖然出自於宗教良善的本意，但宗教放生的行為卻構築了通往地獄的道路。與其「放死」，不如尋求替代方案，「放」台灣生態一條「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