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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晏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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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發表在最近一期《科學》月刊的研究指出，荒野生態系統本身的經濟價值，高出為人類服務（如農地、住宅）所產生的價值許多，作者安德魯．巴姆佛德表示：「全世界每年棲地破壞的損失相當於2500億美元，」這樣的觀點，正和台灣荒野保護協會保育部主任黃子晏的看法不謀而合。
黃子晏表示，從事自然保育有許多途徑，可以從野生動物貿易去管理，可以從教育著手，而荒野保護協會則是主張讓土地維持在最少人為干預的狀態，他們以接受地主委託管理、向地主購買或租賃的方式，保留完整的原始狀態讓動植物棲息、自然繁衍。
黃子晏企圖推動的土地信託議題，衝撞到國人有土斯有財的傳統觀念，別說要民眾將土地捐出或交給陌生人管理，光要一般人接受荒野的重要性，就已經十足困難。在台灣，大部份人都相信土地的最高效益就是盡可能地開發、超限利用，卻很少人考慮到開發是需要控制的，台灣的天災如土石流、淹水，追根究柢人禍必定脫不了關係。
保留荒地，在大部份人眼裡看來是浪費了土地的利用價值，然而若從巨觀的全球生態系來看，荒地保留了生物多樣性與基因庫，未來可以解決大家今日沒有想到的問題，這樣的貢獻是金錢遠不能計算的。
知其不可為而為，抓著泥土長大的的黃子晏，憑的全是一股使命感。大學唸生物系時，他卯足全力研究動植物，上山下海樂此不疲，寒暑假也全泡在研究室裡，一部野生動物保育法，黃子晏讀得比誰都熟，他形容自己那時寧可跟動植物說話，也懶得跟人互動。
為了尋找從事環境保育的有力工具，黃子晏退伍後考取第1屆學士後師資班，希望從教育切入保育。為了讓自己更具全方位的保育規劃能力，黃子晏又出國到牛津進修，唸環境評估管理必須常深入社區，他有許多與人深度接觸的機會，在牛津，他體認到規畫是一門深奧的藝術，一個都市的規畫會如實反應這個社會的價值觀，如在英國，超市、雜貨店都會有販賣有機食物的專櫃，購物用塑膠袋都是對環境友善的材質，而在台灣卻沒有這樣的環境，也因此在英國做得十分自然、順手的環保，回到台灣得很用力地時時自我提醒才能維持這樣的習慣。
黃子晏的父母以為，兒子對學術研究這麼狂熱，將來如果不是科學家必定就是教師或公務員，想不到，他卻接下荒野保育部主任的工作，做起台灣社會完全不熟悉的土地和環境信託。黃子晏就像個明末初到中國的傳教士一樣，他的工作就是跟「不是自己一類的人」接觸，本來不喜歡跟人相處的他，現在逢人就得宣揚荒野的理念，和大學時代比起來，他簡直從裡到外變了一個人，所作所為，無非希望能在10年內啟動台灣一點正向的力量。
推動荒野最理想的方式是跟地主溝通保留荒野的重要性，讓地主加入會員，或道德性說服地主將地租給荒野管理，而不是為了多賺一點租金而把地租給企業或商家，破壞了原來的生態。黃子晏說，連經濟水準遠不如台灣的小國尼泊爾，都已經有尼泊爾自然保育信託組織，台灣在環保方面的努力遠遠落後其他國家。
但荒野的理念正漸漸獲得認同，位於台北市富陽街的富陽森林公園預定地就是個令黃子晏振奮的例子。這塊公園預定地屬於國防部，裡面有許多屬於保育類動物的台北樹蛙和螢火蟲，當地里長等不及市政府籌錢買地，就跟國防部簽下委託管理契約，開放綠地讓附近居民使用、並自主維護、管理。荒野保護協會也向宜蘭縣政府租下雙連埤自然教室，做為協會的戶外自然中心。
把一塊好地「荒置」，很多人會覺得不可思議。環保訴求與經濟發展真的那麼格格不入嗎？黃子晏說，過去保育團體和企業都不願跨越自己的角色，但以後界線會愈來愈模糊，有環保形象的企業更能得到消費者認同，保育團體也是，從事保育活動可以同時以經濟角度看所有的開發案，「我做的事，就是拉起自然保育跟經濟發展、永續發展、甚至國家發展之間的那條線。」
黃子晏努力為土地信託尋找契機，讓民眾有機會對土地釋放善意，他直言，不期待在他活著的時候，能看到土地信託的理想實現，他很清楚他想推動的理念在台灣可能永遠不會變成顯學，但這就是他該做的事，就算要花上100年才看得出效果，他也要做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