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針對反核議題，在反核陣營內掀起一陣波瀾。主要是羅毓嘉針對褚士瑩〈誰說你有資格反核？〉一文進行了批判。
褚文的論點主要是：因為國人浪費電的積習不改，但出來說反核的民眾往往也在生活中成為浪費電力的一群，邊反核還邊浪費電，褚文認為這些人是最沒有資格反核的一群人。
羅文則認為，反核不應只著眼家庭生活型的用電，因為這只佔電力結構的20％，佔用電大宗的工業用電更值得檢討，「只著眼於佔台灣電力消耗量20％左右的家戶用電，從根本上搞錯了目標」。
這一場論戰相當值得討論之處在於兩者是從不同的分析層次上各自進行「反核」的論述。羅文是社會科學中比較熟悉的整體論觀點，相當客觀地點出了台灣的用電結構中，工業用電所佔的份量較高，因此必須去檢討「工業用電補助導致節電動機低落」的問題，而家戶用電因為比例不僅較小，且與日常生活相關，而更重要的是：「從一種『拒絕浪費』的清教徒姿態去談資格，毋寧是危險的。」因為如此一來：1.反核就意味著拒絕現代化的生活、意味著拒絕發展；2.對我來說重要的事情，對你來說是浪費，如此一來將沒有一個人在別人眼中是有「資格」反核的。褚文則是從個體的存在入手：「不浪費資源，才是反核的第一步。能做到不浪費電的人，才有反核的權利。」
就筆者的觀點來看，褚與羅都以親民的文字各自鋪陳並賦予出「反核」的意義，立意都是良善的，此點殆無疑問。關鍵依然是宏觀結構論與微觀個體論（註）的交鋒，能否激盪出更具有實踐意義的反核的觀念型構（formation）。
結構論的長處，在於其客觀性，能夠從描繪出台灣整體用電結構的角度，找出誰是在統計上具有意義的用電大戶，並提供各項壓力與誘因用電大戶提升電力使用效率，以及更進一步，檢討台灣整體用電結構，同時督促馬英九總統能夠儘早提出「用電零成長」的政策路徑圖。
結構主義的關照固然有其整體性，尤其能夠補充純粹探究個體浪費行為的不足，但純結構面的探討蘊含了一個危機：如果企業的用電需求與國家政策必須背負絕大部分的責任，那麼，替代性的方案何在？個體在過去是否又與這一套生產模式發揮了「共構」的效應？如果是，我們能否將這個責任責任，原原本本地同樣究責於一個個具體的公民？
歸結褚文，筆者亦重視其「個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的關懷。如前述，個人行為往往與結構處於共構的關係，浪費行為也同時助長了能源的消耗以及合理化當前的能源供應結構。固然如同羅文所言：「反核是必要的，減碳是必要的，減低浪費是必要的。」摒棄浪費行為的實踐活動能否具備環保公民身分出現的契機，還在於「自我理解」能到什麼樣的程度。
「個人即政治」的意涵在於明瞭人類所生產出來的體制如何物化，轉過頭來成為限制一般民眾發動變革的牢籠。小而輕的綠色思維往往可以告訴你一堆生活中的節電省水有機無毒方案，其目的無非在幫你省荷包、顧身體，而不是以政治與社會內涵的論述，指出壓迫的來源以及結構轉變的方向。換言之，不能僅側重宏觀結構面與微觀個體面任何一翼，具有解放性的個體實踐，必須能夠創造出更不具備壓迫性的社會結構，這需要來自宏觀面的關照，而宏觀面的批判與再建構社會工程，光是提出客觀結構形貌或指出壓迫來源，亦遠遠不足，因為具體的實踐需要具有特定觀念的行動者，是有目的性的實踐行動再生產／改造社會結構，而非其他。
●註：本文在此處提到的個體主義僅指個體在分析層次上具有的優先地位，而與理性選擇中理性的、對結果具有計算能力並以利益極大化做為行為規臬的個體主義是不同的。
※ 本文轉載自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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