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COP18－在卡達杜哈舉行的氣候談判會議進展緩慢。這次會議最多只能定位為「期中」會議，因為原本2012年效力屆滿的京都議定書，在去年德班會議中延長至2015年。這得來不易的三年緩衝期，雖然爭取到排放大國包括中國與美國的全體參與，卻將談判實質進展向後推遲三年。
一片慘澹氛圍裡，仍有亮點。亮眼的成果來自於公民社會行動者（Civil society actors），特別是科技社群的邊會討論。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是氣候談判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科技社群，由兩千多位自然、工程、生態以及人文社會的學者所組成。事實上，IPCC本身不做研究，而是就特定議題的相關科學文獻進行系統性地整理與評估。其中，最活躍的第一工作小組（WG-I）分別在1990、1995、2001、2007發表四次科學評估報告，第五次評估報告也即將在2013-2014年完成。
除了科學評估報告，IPCC也出版技術報告與特別報告，譬如1999年針對航空部門所提出的《航空與全球大氣特別報告》（Aviation and the Global Atmosphere）。直接帶動了飛機碳排放是否納入全球減量規範的討論。而近期令人注目的，莫過於2012年三月所發表的《管理極端事件和災害風險，推進氣候變化適應特別報告》（Special Report on Managing the Risk of Extreme Events and Disasters to Advanc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REX）。
這篇特別報告首次由第一及第二工作小組共同編寫而成，彙整的相關文獻截止於2011年五月。報告內容不但超越了原有「人為」暖化的論述，檢視了極端氣候或氣候異常事件的強度與頻率，更提供了風險評估移轉與分擔的架構以及減災防災的機制。論述中，除強調極端氣候的物理現象外，更指出減少「暴露度」（exposure）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管理方法。
災害無國界，貧窮國家或富裕國家同樣可能是受害者。在今年杜哈COP18邊會中所提及的具體災害案例包括：2003年八月法國熱浪導致14,000人死亡; 2005年美國卡崔娜颶風，重創紐奧良州與美國經濟; 肯亞暴雨洪水沖毀房舍，迫使當地居民遷移，以及西非地區因長期乾旱導致糧食危機。SREX 團隊成員Maarten van Aaist 特別提出「災害風險對策架構」（The Solution Space），認為備災減災可透過制度面向的設計，譬如巨災保險等政策工具，移轉和分擔風險。
令人欣喜的是，IPCC主動規劃了一系列「宏偉的宣傳工作計畫」（A Plan for an ambitious “outreach” effort），自發地將科學成果傳播、紮根到民眾及使用者，總共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的宣導工作從去年德班會議（COP17）就開始，第二階段示範計劃則起始於2012年一月在奧斯陸舉辦的專家會議，先後透過七次區域性會議，吸引了約1200名來自65個發展中國家的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s）參與，共同分享評估成果。
IPCC於2007年與前美國副總統高爾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高爾得獎的事實眾所周知，但共同獲獎的 IPCC 卻很少被談及。委員會所提出的得獎原因是「IPCC 建構並更完整地傳遞氣候變遷的知識體系」（for their efforts to build up and disseminate greater knowledge about man-made climate change, and to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measures that are needed to counteract such change）。作為一個最有影響力的科技社群，IPCC 大可以只產出報告，提供各式科學數據，但這次特別報告卻出人意表地走出研究室，嘗試與所有利害關係者直接互動。更重要的是，透過科學傳遞與溝通，IPCC 內部也開始思考科學參與的內在意涵。挪威學者O. Christophersen在邊會上就曾指出以下五項反思：
宣導對象是否「正確」（right people）？
宣導是否達成「效益」（direct and long-term impacts）？
怎麼樣算是成功的宣導（success factors）？
未來是否擴大宣導？（more outreach）？
未來宣導的改進空間？（improvement）？
這些深層的科研問題不應該由 IPCC 獨享。所有從事科研的成員都應該認真思索，專題研究是不是僅止於繳交報告，結案了事。研究成果是否應承載台灣適用的政策建議。這次 IPCC 藉由 COP18 的場域，主動將 SREX 成果發表、傳遞、溝通、分享，就是做了一次最好的科學參與範例。
科學渴望參與。
※ 轉載自「低碳生活部落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