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匯聚社會力談環境信託可著力處

台南縣的水雉復育與棲地營造、彰化漢寶生態園與酪農業的互動、台北關渡自然公園委由台北野鳥協會管理等案例，都有意願，也有發展相關環境保育信託業務的潛力。這類民間參與，以私有地與在地產業，或民間團體介入環境資源保育的現象，凸顯著一股亟欲表現與投入的社會力，也象徵著環境保育信託的潛力空間。



環境保育信託源自英國



什麼是信託



所謂信託簡單地說是一種委託財產控制與管理的契約行為，其涉及到委託人為特定目的，將其財產轉移或處分予受託人，由受託人依信託設立的意旨來管理或處分該財產。信託源自英國，由於制度極富彈性，深具社會與經濟功能，在英美法系國家廣泛利用已有相當歷史。前一世紀日韓等國也先後引進。我國則於85年1月26日公告施行『信託法』。



什麼是環境保育信託



環境保育信託係屬公益信託的一種，長久以來一直是歐美日等國家在環境與自然保育方面，用以匯聚社會力量的重要管道。環境保育信託也是起源於英國，百餘年前為現今湖區國家公園附近的地主與民眾戮力於維持該地優美的人文與自然景觀所發起。透過1907年國家信託法案的授權成立國家信託（National Trust，或譯為國民信託），准許民眾或機關團體委託或捐贈歷史襲產、土地、房地產等與信託組織經營管理。如今國民信託會員超過二百萬人，是全英國最具規模的環境自然文史保育團體，皇家鳥類保護協會（RSPB）的規模則次之，野生物信託又次之。日本的國民信託運動引自英國的經驗，起源於1965年，至今已有48個信託組織加入從事自然環境及人文史蹟等文化資產保存運動。1992年更成立日本國民信託協會，進一步推廣。



環境保育公益信託對自然保育或環境保護工作上有幾重意義：第一個是特定的目的，也就是說財產的管理或處分可以專注於環境保育方面，此點免除一般捐贈或奉獻行為發生後即無法有效控制其資源使用用途的疑慮；第二點是受政府與信託監察人的監督，充分保障信託財產、受益人與公益目的；三是資金的運用彈性增加，一般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每年必須將其大部分盈餘花費殆盡，公益信託則可進一步留存累積；四是稅賦上的優惠。這些措施不僅可取信並保障有意奉獻部分財產於環境保育公益用途的個人或團體的行為，也明顯增加了保育團體在保育工作上的靈活度，預期可大大提高社會大眾有心人士對環境保育事務的投入意願。



環境保育信託在台灣



去年新成立第一個信託基金會



我國雖然目前已公告施行信託法，依該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稱公益信託者，謂以慈善、文化、學術、技藝、宗教、祭祀或其他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信託。」同法第七十條第一項：「公益信託之設立及其受託人，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所以，各公益信託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須視其公益性質而定。相關環境保育的公益信託的設立，應分別向環保署與農委會申請許可。而該法第85條規定各相關事業主管機關需訂定其業務管轄之公益信託的許可與監督辦法，如此相關的信託成立與運行方有依據。目前國內各部會僅法務部與內政部訂有相關的許可與監督辦法，而依法成立的公益信託也只有90年10月11日成立的『公益信託陳春山法制研究基金』。



擬定相關辦法將是今年度重要工作



環境資訊協會在前身環境信託基金會籌備處時代即戮力推動環境保育信託相關事宜，曾於去（90）年間連續辦理兩梯次的環境信託工作坊，倡議信託於自然保育與環境保護方面的應用，獲得各界不少迴響，也曾派員前往日本與該國國民信託組織交流。在工作坊裡邀請到的幾個以民間為主或參與發起的保育計畫，如：台南縣的水雉復育與棲地營造、彰化漢寶生態園與酪農業的互動、台北關渡自然公園委由台北野鳥協會管理等，都有意願，也有發展相關信託業務的潛力。這類民間參與，以私有地與在地產業，或民間團體介入環境資源保育的現象，凸顯著一股亟欲表現與投入的社會力，也象徵著保育信託的潛力空間。有鑑於法規與社會力各方面漸臻成熟，環境資訊協會將保育信託的推動當作新年度工作計畫的主要重點之一，積極向相關部會爭取經費與合作，希望能在新的一年中匯聚各方的意見與力量，擬訂出保育信託許可與監督辦法，俾便進一步整合社會力量，對自然保育工作做出更多的貢獻。



提供民眾直接參與的機會



保育信託許可與監督辦法的擬訂可能象徵著保育團體走向專業化、制度化，甚至公司化的趨勢。由基層散發出來的社會力量能夠凝聚，直接灌注於現場的保育工作時，勢必產生專業管理的需求，也必然需要導入營運成本與市場行銷的概念。配合國內對非營利組織的重視與研究風氣，或許真能帶起民眾直接介入自然與環境保育的途徑，開創民間保育專業的空間。另一方面，值得觀察的是保育團體與政府部門對這樣的趨勢是否已有準備，包括人才的養成、開放學習的態度、分享決策的權力與執行的責任、多元化與連續面的思維、私有地參與保育的管道等。在政權輪替後的地方選舉與第三次的內閣改組後，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傳統產業遭逢巨變之際，諸如觀光休閒產業等服務業為政府與民間寄予厚望，環境與自然生態資源成為產業再生的基礎與素材。雖然目前去評估未來保育信託的規模與人力需求尚嫌過早，卻可以審慎樂觀地預期一些可能的正面效應。



關渡自然公園及雙連埤有機會寫下新頁



台北市政府自去（90）年底將關渡自然公園委託台北鳥會經營是一個頗具意義的指標。姑不論其運作是否順暢，這個個案將提供保育團體參與棲地經營管理的經驗，在未來保育信託業務的評估上必能貢獻珍貴的參考資料。其對保育信託或說是保育團體經營管理上的的衝擊，恐怕是企業盈虧的觀念。其實，非營利組織多少還是會涉入營利的行為，其與私人公司最大的不同在於盈餘的分配不流入個人，而歸屬於大眾。保育信託雖可以創造保育團體一些工作的空間，同樣地，也可能引進虧損倒閉的市場競爭與風險。荒野保護協會是另一個饒富玩味的指標，其自創立以來，短短幾年的時間，以集錢買地保育作號召，已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保育團體，不僅會員人數眾多，經費自給，有自主的言論與立場，更帶起自然生態與環境教育的風潮。但是，荒野保護協會限於管道與一些難以克服的客觀環境因素，至今仍未有大手筆買地經營管理的案例。自去（90）年冬天開始，荒野保護協會在宜蘭雙連埤的保護上，投注了相當的精神與資源。撇開這個案子所牽扯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糾葛，其後續的發展對爾後保育信託在處理私有地方面，處理地方政府、民間保育團體與地主的三角關係上，都可以提供深具價值的參考資料。（本文作者：盧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