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繼全國教師會等生態保育團體舉發農委會「全民造林政策砍樹林、種小樹」的不當政策後，在監察院調查尚未完結之際，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一行人，於8月27日上午結束現勘屏東縣山地門鄉口社村民的護溪保育調查工作，而返回村中時，發現位在口社村入村處，屬於口社溪支流的上方山區，有將近5-6公頃相思樹林的原住民保留地，正被10多名手持電鉅的伐木工人一棵棵的砍伐，瞬間將口社村入村處的整個山區夷為平地。 目擊伐木現場的社區居民表示，該山區曾經是口社村發生土石流崩塌地點，因此伐木動作開始時，村長及村幹事曾經出面勸阻地主停止砍伐被拒，轉而向縣政府舉發未獲回應。當場保育協會的工作人員立刻打電話向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行政局舉發。原住民行政局轉向鄉公所查核後，發現該起林木砍伐，尚未經核准即自行伐木，是屬於違法砍伐，縣府逕行告發罰款。 經協會深入訪談後發現，近日三地門鄉已有「造林集團」，該集團是由原住民地方人士集資合股，四處

馬告國家公園的爭議又起，以保育團體跟部落工作隊為主的陣營戰得不可開交，互有立場。意識型態之爭本為政策落實的重要基石，筆者堅信只有透過這樣的辯論，才能廓清一些曖昧不明、似是而非的言論。不過，筆者同時也認為除了各種論壇上意識型態的辯論之外，意識型態的落實也非常重要，要不然在台灣如此嗜血、煽情的媒體生態中，辯論不但無法達到落實理念的效果，反而多了不少口水。換句話說，政策之爭必須在清楚的理念方向，加上日積月累的生活實踐經驗的配合之下，才有意義。針對這一點，作為一個長期在原住民部落工作的生態保育人士而言，感受特別深刻。上周五馬告的議題攻佔電子與平面媒體的頭條，霎那間形成贊成／反對馬告國家公園的激烈對壘。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集結在此贊成／反對意見的背後，其實是好幾組看似對立的象徵符號彼此纏繞糾結的產物，這些包括國家／民間；國家／原住民族；原住民／保育團體；自治／共管；泰雅爾民族議會／部落工作隊等。果然是

針對贊成設立「馬告國家公園」的朋友們近日來的公開言論，吉娃斯有三個看法。另外，吉娃斯始終認為「在歷史的鏡子中，可以看到民族的面貌」，附文四篇，請大家參考。一、為什麼台灣的人移民的選擇都把紐西蘭、澳洲、加拿大列為首選？因為這些國家都把自己定位為「多民族國家」，發展出完善的「民族平等」政策，並因而保存了珍貴的「文化多重性」，所以居住在這些國家的人民，沒有民族岐視。人與人平等，民族與民族之間平等，不管個人與群體互相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得以燦爛發展，這樣的人文薈萃的國家，當然是人人嚮往的移民天堂。台灣也因為擁有這麼多不同的原住民族而珍貴，但是，台灣至今尚未往民族平等、文化多重的方向前進，甚致連思考都還沒有開始。如果像這次泰雅族發出要民族自治區的呼聲，專家學者與官員馬上扭曲為自治就是破壞保育，那將把台灣推向世人所唾棄的「漢族沙文主義」、「文化同化主義」的境地，孤立於世界進步潮流之外。

日昨，宜蘭縣大同鄉的部分泰雅爾族人在高金素梅立委的帶領下，到內政部去「反馬告國家公園」，並高呼：「泰雅爾，站出來！」筆者自高雄親至現場，心想：「終於站出來了，泰雅爾族的朋友！終於積極地為馬告這片檜木林挺身而出！」只是，現場「反馬告國家公園」的觀點，似乎會把泰雅爾族人的自治夢給戳破。為何筆者有此憂心？據我從部落工作隊的電子報和現場的觀察、深思發現：泰雅爾族人和環保團體，對於將「退輔會」趕出馬告山區的理念一致，可是為何這次的行動卻視環保團體為眼中釘呢？回想自1998年到2001年，環保團體發動保護棲蘭山（馬告山）檜木林運動時，最重要的訴求就是要求退輔會全面停止枯立倒木整理作業，並退出棲蘭山區。而綜觀台灣目前的法律，只有成立「國家公園」，才能真正保護檜木林。可是，當時為何未見部落工作隊等反馬告國家公園人士的參與呢？今天，他們打著「誓死」捍衛自己土地的「聖戰」口號，帶著大同鄉的泰雅爾人來反國家公園

～請不要堵住耳朵！掩蓋靈魂之窗！睜眼說瞎話！你們祇做選擇性的民意取向…沒有官方的開會通知，祇憑藉著部落關懷、部落自救的使命，就有三、四百人主動且熱烈參加『反馬告』大同鄉說明會，當然，現場來了許多地方士紳，當他們看到原住民誓死保衛家園的情感，到底有沒有了解？有沒有感動？其實，這已經無所謂！無意義了！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是否清楚地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反對？」「我們到底要什麼？」。大同鄉用了二年的時間，在體制內發出我們的怒吼！我們的心聲！和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內政部前張博雅部長及前行政院長張俊雄等，遞呈「反對設置國家公園聯合聲明」、部落怒吼「四大呼籲」、「生態保育與國家公園」部落座談及立法院的公聽會……等，有報章媒體、錄影帶作證，怎麼會說是大同鄉支持國家公園云云！主事當局請不要堵住耳朵！掩蓋靈魂之窗！睜眼說瞎話！你們祇做選擇性的民意取向，就如同馬告國家公園「諮詢委員會」下鄉召開說明會時，邀集的大多是

連監察院都可以被利用，何況原住民！1999年2月，迫於各界壓力，停止枯立倒木整理之後… 2000年8月21日監察院提出（八九）院台國字第八九二一ＯＯ三四號函之審議意見：「…枯立倒木整理保育作業是森林資源永續經營之可行方式，故棲蘭山林區枯立倒木整理保育作業應持續辦理…是以，該會（退輔會）應本諸權責協調、申復，俾使棲蘭山林區枯立倒木整理保育作業得以持續辦理。2001年1月18日監察院國防及情報、財政及經濟兩委員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聯席會，又以（九十）院台國字第九Ｏ二一ＯＯＯ三三號函文，肯定枯立倒木整理保育作業是森林資源永續經營之可行方式，故棲蘭山林區枯立倒木整理保育作業實應持續辦理。對增置國家公園之必要，持保留看法，甚至要求行政院應督促所屬於研提森林生態系經營計畫及編訂示範作業林地子計畫及其他相關計畫時，將枯立倒木整理保育作業此列為重要的育林作業方式，以加強保育檜木，使之得以生生不息，達成森林生態

至今，他們仍然不遺餘力的要使台灣的每一寸土地「固化」。「照著他們的邏輯發展下去，」一位前輩苦笑著說：「最好就是乾脆把整個中央山脈都夷平，整個台灣島都用『阿敏土』『孔起來』算了。這樣也不用開什麼東西部聯絡快速道路了，因為去哪裡都很方便…。挖下來的土石還可以在台灣海峽填出一個超大新生地，通到中國大陸去，以便兩岸早日統一…。」另一位前輩不久前剛帶過一個外國的生態旅遊團體，到台灣來賞鳥。幾天下來，外國友人眉頭深鎖，最後一天終於不可置信的忍不住叫道：「水泥！水泥！到處都是水泥！為什麼？…」確實，他們所見不假，台灣就連窮鄉僻壤都充斥著水泥。有什麼比這更糟的？花掉了納稅人的大筆金錢，破壞了自然棲地生態環境，肥了的卻是財團和政客的口袋。不只如此，水泥產業從上游結構就大有問題。它的原料挖取自山脈岩層和河床砂石，大量的使用需求象徵著大量的開採。原料的運輸正是台灣道路交通殺手-砂石車的每日工作。為了支撐這樣的產

綠色執政後，許多保育人士紛紛淡出火線。有人以為革命既已成功，同志當可放心。然而隨著局勢演變，更多的人漸漸體認到：整個國家機器根本是頭瘡腳膿，病入膏肓，要指望小媳婦般的執政黨作出實質的改革成績，還不如祈禱地震旱災少來一點吧。自從核四預算復辟翻案後，保育人士根本是由「放心」轉為「灰心」，數年來的努力，竟然就在一個月不到莫名其妙的爭吵聲中葬送了。山明水秀的宜蘭以環保立縣，並且向以島內綠色思想的大本營自居。不過遇到了勾結財團的舊有官僚勢力，不免還是力有未逮，手不從心。境內的幾條道路拓寬工程案接連失守，對於標榜保育的宜蘭人來說，紮實是一大諷刺。寫這些並不是要潑大家冷水，而是希望綠色陣營的夥伴們能以更務實的態度和更深入更寬廣的視界，來看待今天台灣所面對的保育問題。坦白說，我並不看好台九甲線的陳情案，因為我深知幾位福山的老朋友雖然充滿熱情，但純樸的他們豈是眾多黑暗勢力的對手。我對此地雖也懷抱著情感，但早

想起一年前，我還是一個在台北海洋館的工作人員。數不盡的夜晚，我自願無加班費的留宿在養殖站，只為陪伴與觀察剛進館內的生物。滿腔熱血卻被冷冷的澆熄，「談保育就不要在海洋館工作，海洋館是營利機構不是保育團體」，「海洋館就這樣了，要嘛就留下，不要就滾蛋」，主管的話彷彿一柄利刃，切斷我那份僅有的依戀，與日日夜夜與館中生物相處的矛盾痛苦掙扎。回想於去年3、4月間，有漁民向館方回報定置網內有隻海龜落網，館方隨即載回飼養，但因館內無野生海龜飼育經驗，且因是違法捕捉，而不便請相關專家學者來指導，於是這隻原本健康的一隻海龜，不久就死了。死因雖然不確定，但死前龜體多處潰瘍，經推斷是細菌感染而死。去年5月底，漁民又回報捕獲一隻約2公尺的鯨鯊。館方至漁場後發現該鯨鯊體長超過2公尺，館內的魚缸可能會不夠大，但鑑於鯨鯊知名度及宣傳價值高，可以吸引遊客來館參觀，於是設法載回館內展出。一隻實長約2.8公尺的鯨鯊，放到長約1

福山植物園如同其他「園」一般，是高度人為的樣板自然公園，它被設定為生態保育、研究、觀光的「區域」。暫且稱為「福山」吧，當地在被選定作為上述用途的公園很久很久以前，就已是泰雅族鄰近部落獵人出沒的獵場，如果沒有按照部落的規矩（Gaga），擅自闖入，可能會遭遇不測的後果。在二十一世紀，不知是那位獵人，還在用很久很久以前原住民的方式親近自然？用獵槍而不是用攝影機，槍聲撕破了對自然公園風花雪月的美夢！在工業後、數位科技的世界裡，居然還有「獵人」這種「野生動物」？人不是應該脫離自然界的法則，用科技來保育、觀賞自然嗎？怎麼還有人跑進自然界，採用叢林法則，像野生動物般地狩獵呢？野生動物居然也一改野性，跑進「科技人」所劃設維護的區域，與人建立他們費盡心思好不容易才有的信任關係、與其親密接觸？看來，植物園大大地改變了自然。諷刺的是，此人為改變，卻被認為遭人為利用來屠殺動物，最後反而無法達成欲透過人為的保育效果

《前　言》當國不成國，世界舞台上，Taiwan 聲音被淹沒；當家不成家，島國峻嶺中，大家互拼誰比較愛它；有一群人，正熱情地想帶台灣到約堡，參與十年以來全球最大的環境盛會。前方旅途路長，愛鄉之情 卻更長，但是，誰來給早已聲嘶力竭、苦苦吶喊「台灣加油」的拓荒者一點鼓勵的掌聲？因為知道外交困頓的台灣正式參與將在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行的聯合國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簡稱WSSD）的困難重重，台灣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NGO）此時正摸索著路途前往此高峰會的平行會議之一：公民社會全球論壇 （Civil Society Global Forum）。訂於8月26日到9月4日舉行WSSD高峰會，也是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所舉行的地球高峰會十週年紀念。1992年，國際社會為了永續發展，決定採取一項史無前例全球行動計畫，稱為二十一世紀議程

聯合報日前刊出「NGO不見了」一文，引起此次參加地球高峰會（WSSD）之相關台灣團體（TANGO）的澄清與反駁。暫且不論此次台灣民間社團或非政府組織（NGO）之參與行動的始末與主體性，此次關於NGO角色之爭議，其實顯露出非政府組織在台灣目前社經條件與政治環境下的發展困境。台灣的社運團體在解嚴前後至九○年代間，在環境、勞工、婦女、原住民等領域中，曾是民間力量展現的表徵，在眾多社會議題的形塑與政治及社會動員的層面均有過重要的角色。但相對於美國的環境與人權運動，從體制外的抗爭階段，到民間資源的注入與制度性的支持下，形成專業化與多元化的成長，在台灣，從政府部門「接案子」、「辦活動」已成了不少民間團體為求生存，不得不選擇的途徑。雖然大部分的團體並未因此失去其批判性的精神，許多計畫案亦有建設性的成果，但對計畫案經費的依賴，以及案子本身的投入，的確已使NGO的角色逐漸混淆，在政策研擬、對行政與立法部門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