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用土地的所有權形式，以及這些土地由誰種植何種作物不僅有可能會在下個世紀的政治格局和利益分配中扮演著決定性角色，而且還有可能引發重大的社會變革。
在西方投資者看來，與動盪的股票和債券市場相比，土地和商品資產更為安全。不僅如此，通過投資土地資產，還有機會在生物燃料市場和林業市場上大賺一筆。可是，對於沙烏地阿拉伯、印度、中國這些糧食生產受水資源匱乏影響的國家而言，獲取農用耕地種植並進口糧食已經上升為一個事關國家安全的問題。
在這兩種趨勢的影響下，一些土壤依然肥沃、水源仍舊充裕的地區便成為了各國大舉爭搶的對象。僅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短短10年間，就有1億公頃的土地被當地政府租讓出去用於農業專案開發。而這片土地上的居民，他們的利益卻無人問津。蘇丹、莫三比克、埃塞俄比亞等國土地交易中存在的強制拆遷問題，以及給社會弱勢群體所帶來的傷害也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能否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確保人類社會的安全，不超越生態極限，特別是水資源等問題不僅直接威脅著土地的長期投資價值，決定著其在投資者的投資組合中所占的分量，並且還關係到土地出讓國的經濟實力。全球農業企業所面臨的社會壓力和環境壓力越來越嚴峻。投資者也在尋找著能夠有效控制相應風險的辦法。這就需要一種具有創新性的風險管理機制，也就是說，要將生態極限和人類社會的安全等因素納入到農產品供給中來。
即便是在綠色革命時期，規模化的農產品生產模式也依然盛行不衰。人們依靠大量使用化肥農藥和單一作物種植的方法擴大農業產出。那麼，如何才能做到向綠色經濟模式轉型呢？
大型汽車廠商既然已經將目光投向了電動汽車。那麼，大型農業企業或許也可以考慮將經營模式轉為有機農業生產，從而確保土地的長期產值和土壤的恢復能力。大城市中出現的拼車等現象證明，新的汽車產業模式與分散的社會網路能夠相得益彰。同樣，農業生產模式也可以通過更好地聚合小型農戶，使他們對自身所採用的生產模式進行徹底的反思，從而使社會能夠更好地應對人口的增長。然而，與實現全球可持續性這個目標相比，充分理解現行模式所帶來的風險與挑戰似乎更能達到推動這些創新措施的目的。
例如，投資者也逐漸開始明白土壤流失對土地長期產出，進而對農業投資的收益所造成的影響。作為麾下擁有930億美元資產的投資基金GMO的共同創始人，投資家傑瑞米•格蘭瑟姆認為，土壤流失資料是商品投資中人們關注的主要問題之一。他在一份季度分析報告中這樣寫道：「澳大利亞十九世紀就開始做這方面的記錄。這些記錄顯示，超過70%的耕地出現了相當程度的退化。 從全球來看，土壤流失程度肯定要超過土壤置換的程度。一些地區，尤其是在非洲，土壤流失的程度更是驚人。」
另一個例子就是美國。由於對包括草甘膦在內的農藥產生了耐藥，導致病蟲害出現了指數級的增長趨勢。而美國的農民別無選擇，要麼無法承擔增加的農藥成本，要麼只能試著使用一些未經測試的複合藥劑。而這些化學品很有可能會增加水和土壤中的有毒殘留。投資分析指出，病蟲害對農藥越來越強的耐受能力應引起投資者對農化企業的關注。
生態極限讓農民明白，一個健康的環境具有更長久的產出能力。美國羅代爾研究所對有機農業和常規農業進行了一項為期30年的比對。這項史上歷時最長的科學研究發現，儘管有機農業第一年的收成低於常規農業，然而，從長期來看，其作物產量、可持續性及收益都優於後者。
生產模式的這一變化在一定意義上就意味著要將土壤肥力和相應生態系統的多樣化作為「自然資產」納入到農業產銷平衡中來。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為例，那裏的農民要麼太窮用不起農藥，要麼是因為當地的農資配送模式還不夠完善無法用上農藥，他們採用的天然土壤固氮方式卻推動了農業創新，這應對發達國家來說也極具借鑒意義。
「種植增強土壤肥力的樹木」的方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作物兩旁種植一些具有固氮能力的樹種不僅能夠提高作物收成，還可以增強生物的多樣性，從而有助於應對乾旱頻發等氣候變化。在綠色革命向綠色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農產品領域的投資者必須認識到，土壤的恢復能力才是投資的價值所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政府的治理水準素來低下。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出於善意的土地投資也會給當地居民帶來嚴重的後果。伴隨著土地出讓，由於世代耕作在公共土地上的百姓通常不具有土地的合法權益，因此不得不被迫遷居他處。另一方面，自給自足的農耕形態在水源供給問題上也受到新的灌溉系統的威脅。這兩方面的因素都有可能使人類社會的安全面臨著無法預知的巨大威脅。
農業投資的蓬勃發展使動盪脆弱的社會局勢愈加惡化，而且問題也日益突出。媒體對坦桑尼亞生物燃料開發等專案的特別關注就已經為我們敲響了警鐘，他們將投資者和企業所面臨的信譽風險和政治風險赤裸裸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
將人類安全納入耕地投資的考察範疇，儘管此舉並非出於投資者的法律義務，但是仍然不啻為解決這一問題的一項很好的策略，特別是在政府角色缺失的情況下，尤為如此。埃塞俄比亞就是一例。有報導稱，該國要將3百萬公頃的土地租讓給外國投資者進行農作物生產，而與此同時，卻有280萬埃塞俄比亞人民正在遭受饑餓之苦。
為了確保投資的透明度，彌合正式土地所有權和非正式土地使用權之間的差距，就需要採取前瞻性措施。正如不久之前，蘋果公司在其中國供應鏈環境問題上所採取的漠視態度一樣，歷史經驗證明，當政府動作遲緩或行動草率時，私營部門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投資過程中應採取措施擴大當地群眾的參與，充分考慮當地人民的利益。對於這些交易，他們不僅享有知情同意權，還應該通過不同的方式加強他們的能力建設，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使他們同樣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
西非國家馬里的處境讓我們看到了前路上的挑戰。近期，一份研究報告發現，如果要對馬里政府參與的所有新的土地交易進行充分開發的話，尼日爾河的河水將無法滿足灌溉這些土地的需要。水源供給以及與土地所有權相應的水權將成為各方爭論的重點。
據說在旱季，當地兩項大型投資專案的用水需求將占水資源儲備的一半以上。不僅如此，在遭遇突發乾旱的情況下，這兩個專案還有權獨享水資源。一些新的合約更是將水權視為理所當然。利比亞投資方竟然修建了巨大的灌溉渠以滿足其工業化農業生產的用水需求。該專案不僅使9萬多公頃土地上的小型農戶的生存受到了嚴重影響，而且還切斷了牲畜的通道。
氣候變化和頻頻光顧、無法預知的旱災都會使局勢進一步惡化。那些有權優先使用水資源、或者是忽視水權的土地合約應引起投資者的關注。同樣，政府部門管理當地水資源供給的整體能力也應得到投資者的重視。
同時，生態極限也會帶來無法預期的後果。例如，自2004年以來，沙烏地阿拉伯已經向蘇丹政府承租了37.6萬多公頃土地，用於種植耗水量較多的稻米。而蘇丹政府卻由於水資源監管不力，致使其小麥因灌溉不足而停止生產，從而使糧食供給減少，當地糧食市場價格上漲。
因此，必須從根本上扭轉投資者和政府對土地長期價值的態度。罔顧生態極限、縱容土壤流失、無視人民的土地權利將使每個人的利益受損。
要想取得進展，土地出讓國政府就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在土地管理上具有更高的透明度。 話雖容易，但做起來難。所以，這個問題不能單憑政府來解決。地球安全倡議組織在即將公佈的一份報告——土地安全議程中，向投資者、NGO以及其他利益相關方發出了一系列呼籲，希望各方能夠通力合作，讓這些問題成為政府和金融市場日常決策的一部分。
來自民間團體的壓力越來越大。他們對透明度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由國際土地聯盟牽頭建立的研究夥伴機制，就是為了創建一個世界上覆蓋面最廣的大規模土地投資資料庫。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組織（PRI）農業工作組也已開始行動，六家養老金機構共籌集1.3萬億美元（8.2萬億元人民幣）的資產，共同探索促進責任投資的有效方式。利益相關各方之間合作的機會較大。然而，如何才能提高投資過程的透明度還有待解決。
大型投資應獲得當地群體的「事先知情同意」已經逐漸成為民間團體的主要訴求。雖然，讓大家遵守事先同意知情權很重要，但是，從商業的角度而言，更重要的是建立一條更具融合性的價值鏈，使當地群體能夠參與發展進程。建立合作社能夠聚合和協調供給。當這些群體需要技術支援時，發展組織由於深諳該領域，因此有可能會提供更好的投資指引。
在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的情況下，土地資產成為投資的避風港。可是，這個避風港也並非風平浪靜。要想對前景有充分的把握，關鍵就是將土壤恢復能力、人類安全、生態極限等因素納入供求平衡。而管理這些風險的同時，也為可持續發展議程提供了絕佳的機遇。推動土地議程的實施從長遠來看符合每個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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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網站，原發表日期2012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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