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些沒有呈現出來的資訊是重要的，因為當一個體系只以單一變數作為決策基礎時，它只能達成單一目標。如果你只是讓土壤中的磷含量達到最佳狀態，你並不能因此就有一座健康的花園；如果你只根據你兩個小孩其中一個的需求，來做所有的抉擇，如此你也無法擁有一個健康的家庭。
然而我們的世界裡存在這麼一個普遍性假設，認為經濟體雖然只考慮價格因素，卻仍然可以達成其他目標。在這個假設之下，如果小孩處於貧窮狀態，那麼我們必定是有了「兒童貧窮危機」；如果生態環境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那麼我們必定是有了「環境危機」。但這些並非顯著的問題，它們只是某個單一深沈危機的表徵：也就是一個經濟體在沒有充足資訊的狀態下運作，而且根本沒有能力去追求除了價格所能達成目標以外的任何目標。
無論我們是在試著去保護一處河口，或是幫助一個貧困的國家，我們發現自己正在掙扎，去對抗來自一個經濟體系的整體力量。這個經濟體系的設計是追求利潤的極大值，而不顧這個過程對人類及自然所造成的影響。它並不是邪惡或有惡意的，它只是一個強力的、資訊被剝奪的體系，狹隘地追求它唯一的目標。
與其我們因為對抗這樣一個體系而精疲力竭，也許該是重新設計一個體系的時候了。
我們可以借用很多的想法及技術，接下來只需要發揮創意，如何去運用它們。如果聯邦快遞（Fed-Ex）能夠追蹤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包裹的正確位置，為何我們無法知道一串香蕉的歷史？既然我們能掌握無數的書評和影評而不會阻礙娛樂產業，為何我們不能評論乳酪、葡萄酒及花束對社會及環境的影響？為何我們不能估計產品的真實成本，並確使這個成本反應在最終價格上？為何我們無法找到方法，去獎勵用心的服務人員及負責任的製造商？
我提出這些建議，人們會說我很天真，會說人類不可能自覺地去設計一種更高明的經濟體。
面對這樣的反應，我只簡單地回答，如果我們不試試看，怎麼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同時，我先請你數數看，有多少人是曾經想要去做「對的事情」來卻發現那是不可能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在與土地或人們有關的「對的事」上面做投資的人，沒有獲得令人滿意的投資報酬；是因為一份經過負責任的製造過程所得到的產品，卻無法以具競爭力的低價出售；或者，是因為消費者無法分辨，究竟哪些產品是將未來考慮在內的。（編按：「對的事」，在本文中指對於自然環境保護或人類福祉有正面貢獻的事）
就像被水壩攔住的水，這些試著去做「對的事」的人，他們的挫折感象徵了力量；一旦我們瞭解到我們正在打的仗，就是我們經濟體系中過時假設的產物，我們將能夠擁有這股力量。也就是此時，我們將看到保護鯨魚的老與兒童的守護者、太陽能板的開發者、移民勞工的組織者以及有崇高理想的企業領導者一起工作。
這世界從來不知道有個像這樣的聯盟，但是現在是個好時機，去找出它能完成些什麼。
作者依莉莎白‧沙文是一位母親、生物學家以及系統分析家。她住在哈特蘭的一座有機農場上，她是Cobb Hill Cohousing 的會員。她在由唐妮拉‧米朵斯創辦的「可持續研究所」（Sustainability Institute）工作，這是一個「思考-行動」智庫。
（編按：Cobb Hill是一個容納不同國籍人士的社區。他們實行可持續的土地管理模式，如有機耕作、生態林業以及減垃圾等等。他們也發展良好的社區人際關係，如分享、憐憫、溝通、重視與欣賞多元文化與愛等，網址： http://sustainer.org/cobbh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