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引人注目的新聞關鍵詞之外，氣候變遷與人口移動之間的關聯往往更為微妙和復雜。
氣候變遷，海水位上升、水旱災頻發，人們必須遷徙以適應環境。圖為印度比哈爾邦，人民在大水過後返回家園。圖片來源：Balazs Gardi。CC BY-NC-ND 2.0
當我們討論氣候變遷與人口移動的時候，一些場景會反復出現。一個是乾旱和人道主義危機導致大規模遷徙；另一個是正在沉沒的小島以及失去家園的人們。這兩個場景都足以震撼人心，極端簡單的呈現方式卻包含著十分複雜的問題。氣候變遷在人口移動中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我們已知的事實有哪些？ 此外，我們還需要了解哪些問題？
氣候變遷、衝突和人口移動
2015年，在一篇發表在科學雜誌PNAS的文章中，研究人員聲稱氣候變遷造成大規模多年性乾旱以及大量農村人口遷往城市，從而引起了敘利亞的衝突。文章作者重複強調了環境安全辯論中一個常見的論調，依靠過於簡單化的因果關聯將（由於乾旱造成的）資源短缺、人口移動和衝突三者聯繫在一起。此類論調存在諸多問題——它過於強調氣候變遷發揮的作用，而忽略了其他更為重要的政治和社會經濟因素。根據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奧利維爾·德·夏特（Olivier De Shutter）的說法，大量的城鄉人口移動在乾旱發生前的多年就已經發生了，並由於農業政策的自由化所引起。敘利亞專家弗朗切斯卡·德·沙泰勒（Francesa De Châtel） 在《鏡報》（Spiegel）網站文章中評論上述報告的結論時表示：「氣候變遷不僅（與人口移動）毫無關係，甚至強調它的作用都是有害的。」
在今年9月，《時代》雜誌 發表了一篇名為《 氣候變遷如何造成難民湧入歐洲 》的文章，而該文章正是基於PNAS的研究報告撰寫。這是我們在氣候─人口移動問題討論過程中常見的一種模式：所謂的「氣候難民」或者「氣候移民」只是用來吸引點擊量的誘餌。考慮到PNAS文章本身的誤導性，此事的情節不僅更加惡劣，而且對於移民者來說也是十分危險。首先，它掩蓋了遷移和流離失所的真實原因。第二，它將移民者籠統地歸為一個「群體」，而完全不考慮造成人口移動的社會不平等。第三，它在歐洲和其他接收移民的國家人民心中播種了恐懼，讓他們覺得「 氣候野人已經兵臨城下 」，而這只能惡化現存的排外主義情緒。
「沉沒的小島」與第一批氣候難民
雖然敘利亞是近來眾人關注的焦點，但我們對「氣候難民」（climate refugee）的認識更多是從吐瓦魯（Tuvalu）、吉里巴斯（kiribati）和加特利群島 （Carteret Islands）等小島國家人民。一年前，當一個吐瓦魯家庭以受到氣候變遷威脅為由在紐西蘭獲得居留權的時候，《華盛頓郵報》發出了「是否氣候難民時代已經開始」的提問 。《瓊斯夫人》（Mother Jones）雜誌 則對此提出，「 當你的國家沉沒於海底，你又將面臨怎樣的命運？ 」。《衛報》發表了類似地題為「 氣候變遷『災難』來襲，太平洋國家為民求援 」的文章。
在這些引人注目的關鍵詞之外，真相本身複雜得多。卡洛·法博特科（Carol Farbotko）海瑟·拉扎魯斯（Heather Lazrus）等學者提出，存在一種「輕視受影響人群在漫長歷史中普遍遷徙的傾向。吐瓦魯的案例將作為家常便飯的遷居與氣候難民的敘事相提並論。」的確，「沉沒的小島」的故事只能將太平洋島民非人化，並削弱他們的力量。現實中，太平洋島民抵制甚至堅決反對「氣候難民」的標籤 。實際上他們十分主動並富有韌性，在呼籲執行更嚴格緩解措施的同時也沒有放棄尋求他們自身的區域解決方案 。正如艾諾特·湯總統接受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採訪時所說的那樣，他們的計劃是「培訓『移民』、提升他們的技能，讓他們在整體遷移而不是個體移民之後仍能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
在這種情況下，「氣候難民」一詞更頻繁地為西方政客使用，以利用西方國家人民對島民向北遷徙根深蒂固的恐懼來獲取公眾對於氣候問題的關注。近期一個令人震驚的事例是，德國環境部長芭芭拉·亨德里克（Barbara Hendrik）在前往巴黎參加COP21會議之前發表的言論：她說「 氣候政策就是難民政策 」，而如果氣候變遷不能得到更有效的緩解，德國將面臨大量難民湧入國境的難題。她還呼籲聯合國承認「氣候難民」。雖然亨德里克等人希望解決造成所謂「氣候難民」問題的根源的動機聽起來十分高尚，但這種辦法本身存在問題 。政客的言論忽略了這樣一點，即：將造成人口移動的原因歸結為氣候變遷是站不住腳的。使用《日內瓦公約》中已經做出明確定義的「難民」一詞本身就是不準確的。事實是，即便那些根據現有公約綱要（在不擴大覆蓋範圍、加入氣候問題的情況下）受到理論上保護的「難民」，也已經越來越難以獲得權益認可和保障。
有何實證？
我們並不否認，氣候變遷或者加劇的氣候風險對於移民政策的決策存在一定影響，特別是當受影響的人口生計依賴資源的情況下。但氣候變遷和相關風險是人口移動唯一原因的情況十分稀少。由英國政府資助的《氣候變遷與人口移動前瞻性報告》是一個受到廣泛認可的綱領。報告提出，氣候變遷會影響現有和新興的各種社會、經濟、環境、人口和政治因素，從而驅動人口移動行為。是走出去還是留下來，這個決定還與個人和家庭的特徵以及其他背景因素（例如，遷移成本、現有網絡等）相關。
聯合國大學環境與人類安全研究所（UNU-EHS）推動的「 降雨之地 」項目對家庭利用各種遷移方式應對環境壓力的做法進行了清晰的展示。這項涉及多個國家的研究分析了遷徙在氣候變遷背景下所扮演的一系列角色：一些群體處於「被困」狀態，因為他們不能利用遷徙應對風險；其他群體則藉由遷徙有效應對風險，在艱難的環境中求生；還有一些群體將遷徙作為一種增強其抗風險能力的戰略性手段。在氣候風險成為導致遷徙因素的案例中，幾乎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有關群體的遷徙涉及跨境或者向西方國家的遷居。比如受干旱影響的農民多數時候都是選擇在本國範圍之內短期、短距離遷移。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在埃塞俄比亞難民營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暴力和壓迫剝奪了人民應對環境壓力的能力，迫使他們背井離鄉。如上述對敘利亞難民問題的敘事一樣過分強調氣候因素，只會轉移人們的注意力，讓我們無法正視導致難民流離失所甚至喪失生命的直接原因。
近年來，「調適移民」（migration as adaptation）成為一個新的熱門詞彙，進入了關於人口移動和氣候變遷的討論。所謂「調適移民」充分考慮了人口移動可能帶來的資金支付以及觀念和技術轉移等潛在的積極影響，給人口移動行為增添了正面的意義。關於人口移動對氣候變遷問題施加積極影響的機制和環境，我們的理解仍然有限，並且實證證據仍然較少。希望目前正在針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的TransRe和IOM's MECLEP等研究機構，可以幫助我們縮短這一差距。
對COP21大會的意義
敘利亞問題重新激起了公眾對於「氣侯移民」問題的討論，而吐瓦魯人在紐西蘭提出的避難申請增加了媒體和政治論壇中所謂「氣候難民」的曝光度。但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切都是有代價的。的確，COP21大會似乎已經成為了試驗場。
經歷許多論辯之後，最新版本的COP21 公約草案提到了人口移動問題 ，不過是在「損失與破壞」部分括號中的內容。這意味著人口移動問題即便成為會議議程的一部分，也會主要通過補償和/或重新安置方式進行解決。如此一來，此次討論的重點將放在氣候轉移安置設施上。鑑於目前的政治環境以及各方就誰來負擔相關成本問題爭執不下的現狀，相關措施的執行將面臨巨大的困難。比如，瑞士希望將這個問題完全擱置不論 ，困難程度可見一斑。
COP21並未重點關注調適移民的事實是一個負面的信號，並且可能會導致2010年達成的坎昆適應綱要——它催生了許多關於「調適移民」的研究——所帶來的部分進展被一筆勾銷。此外，我們需要更為系統地協調氣候與發展政策，因為減貧、糧食安全以及建立有效的氣候變遷問題治理架構等問題在氣候-移民的網絡中都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儘管如此，決策者必須承認，提升移民發源地應對氣候風險的能力並不能立竿見影地防止人們遷移。我們必須承認、接受並理解，遷移是全球社會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