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隨著商人及旅行者從中國沿著貿易路線緩慢西進，在1346年抵達克里米亞（Crimea）的卡法城（Kaffa）。此瘟疫藉由黑鼠（Rattus rattus）與鼠蚤無情緩慢地橫跨歐洲大陸，1348年黑死病來到了法國、義大利及西班牙，1350年更傳至北海東部及波羅的海。西歐的大部分地區在這一波的黑死病流行中有近40％的人口死亡。
2002年底，中國南部偏遠地區出現了一種新興呼吸道疾病，即之後稱之為SARS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此病由動物傳染給人，且迅速地傳播至中國其他地區。隨著火車與飛機的乘客飛快地移動，此病於數週之內不但橫跨亞洲而且傳播到世界大部分的地區。6個月內，已有29個國家通報SARS病例，超過8,000人感染致病，並有近800人死亡。幸運的是，病毒主要經由呼吸道分泌液直接傳播，使用非高科技對策－－如口罩類醫療用產品，就足以防範，所以得以限制疾病爆發的範圍。假使病毒有更簡易的傳播方式，其所引致的大流行（全球性流行），將可造成數以百萬計的人死亡。
戰爭在2002年佔全球所有死因的0.3％，而傳染病則高達26％。國際旅遊的加速以及全球商業的成長，使得傳染病傳播更為快速，而大幅威脅生存安全。傳染病目前每年導致的死亡人數則是戰爭的14倍。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事恐怖陰影下，一種流行性感冒病毒也擴散至世界各地。這次病毒的大流行導致了2,000萬至4,000萬的士兵和百姓死亡，比因戰爭直接致死的人數多更多倍。
由於兇殘的戰鬥給予人們非常顯著的印象，所以安全問題經常被定義為軍事事務。相較而言，疾病奪去更多的性命，但政府的公共經費資源，卻相對較少被用於處理疾病的問題，原因是我們對於造成傳染病的原因和治療的方法了解不足。
35年前，美國衛生局長史都華（W. H. Steward）在國會宣稱傳染病即將走入歷史；而知名的生物學家約翰‧凱倫（John Cairns）亦在30年前寫下西方國家人民將不再死於傳染病之語。不幸的是他們的樂觀並沒有得到驗證。舊的疾病，例如結核病、瘧疾、霍亂等，仍繼續存留並散佈至各地。在人們一再地宣告對於傳染病的對抗已經結束之後，為什麼專家現在對於病原所帶來的挑戰反而更小心翼翼呢？
減少傳染病所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數應該受到最優先的重視
專家說，如果世界上最貧窮的60個國家對於保健醫療的花費可以從目前的每人13美元持續增加到2015年的38美元，那每年平均可拯救約800萬條人命。這需要工業國家貢獻總額約380億美元，其實只不過是美國最近用來打垮海珊的一小部分花費而已。已有徵兆顯示安全的思維與優先順序正在改變。由於傳染病對於經濟與軍事相關事務的影響，傳染病愈來愈被視為常見的安全性威脅。世界上那些受到愛滋病嚴重影響的地區，其軍事力量顯著的減弱，經濟也正遭受破壞。是故，人們對新興疾病及再現疾病之威脅的警覺性正在提高，對疾病產生的原因與後果的了解也逐漸增加，而對於傳染病這個重要安全議題所採取行動的決心，也因之而隨之成長。
疾病爆發動力學
在世界近代史中，至少有3個時期裡人和微生物的關係有顯著的改變，並導致疾病爆發甚至流行。第一波的改變開始於1萬年前的農業革命初期，那時人類開始馴養動物使人類和動物的關係更親近，因此提供更多的機會使致病微生物在人畜間相互傳染。另外，由於農業社會使人們定居於農村，最終發展至城市，此種群聚的關係，也使人們更易接觸到常帶有病原的堆積廢棄物，而引起感染。
第二波的改變開始於2500年前，由於文明中心之間的接觸增加，而促進疾病在原本未曾接觸其病原的人們之間傳播。
第三波的改變是相當顯著的，其發生於14、15世紀開始的越洋探索及貿易拓展的時代裡。在這期間的初期，腺鼠疫（bubonic plague）由亞洲傳播至歐洲，而後歐洲的探險家及拓荒者抵達西半球的國家，帶來天花、麻疹及流行性感冒等疾病，導致眾多當地居民的死亡。
由於工業化、全球化、人口增加以及都市化，目前已有充分的證據顯示，第四波的改變正在形成。1957年亞洲的流行性感冒及1968年香港爆發的全球流行性感冒共造成全球約有400多萬人死亡，這也許是個徵兆，表示將有更糟的事情要發生。愛滋病慢慢地擴散至全球，已經造成2,000萬人死亡、3,400～4,600萬人生病。
為什麼近代的醫療進步還是無法克服微生物所帶來的健康危害與生存安全的問題呢？原因是人類、病原以及他們之間共存的環境產生了一些顯著的改變，加速了傳染病的傳播。
不穩定因子中最顯著是人類自身的環境和行為的改變。人口的變動，包括人口增加、快速都市化、遷徙的機會增加等都是造成不安全的主要原因（見第二章）。在亞洲，目前擠進都市的15億人口將會在2030年增加到26億；在同一期間，非洲的都市居民也會由目前的2億9,700萬人增加到7億6,600萬人。
環境的改變破壞了人類和病原體間已建立的平衡，加速新疾病的爆發
人口增加會迫使人們遷徙至之前沒有人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被清伐的森林，這些新的居住地常常存在著無數種危險的病原菌，這些微生物原本以森林中的動物為宿主，直到人們闖入，提供了牠們新的途徑，而從森林中傳播至更多的人類世界。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都市人口快速增加與持續的貧困，是導致疾病爆發的另一個因素。雖然過去幾十年裡全球經濟有所成長，但不管是國與國之間或各國內部的貧富差距，均持續增加。據估計目前約有28億的人過著每天收入不到2塊美元的生活。目前這種收入的不平衡也反映在醫療經費的支出上，如2001年美國人在醫療保健總支出為每人4,887美元，尼日及獅子山則分別為每人6美元與7美元，奈及利亞則是每人15美元。
對於抑制傳染病而言，科技的創新發展被視為是一股強大的助力，但科技仍會帶來很多負面的影響；從正面來看，生物醫學的創新創造了許多能控制疾病的新工具，但從反面來看，科技改變了提供人和病原體互相作用的環境本質。國際旅行的快速及普遍化，表示有更多的人、產品和病原菌正迅速地跨越國界。這些旅客、貨物及農產品，能夠在幾個小時內攜帶著病原菌，從世界的某個角落抵達遙遠的另一處。自從美國進口大量的蔬果後，公共衛生局已一直在報導，進口的農產品所攜帶的病原體導致相關疾病的爆發次數大幅增加。
傳染病對經濟的影響
顯而易見地，歷史上爆發疾病大流行時對經濟會造成重大的影響。例如14世紀歐洲出現腺鼠疫，使人口嚴重萎縮，因此造就了可節省勞工的創新技術，進而促使工業革命。在現代，疾病爆發時也會造成顯著的經濟影響，這也是為何各國政府總是試圖要掩飾之。1994年印度爆發一場被視為肺疫的流行病，導致在出口與觀光方面損失了17億美元；而1998年坦尚尼亞的霍亂，則損失3,600萬美元，這皆使發展中的經濟受到嚴重的挫折。但相較於亞洲最近的SARS爆發與非洲正發展中的愛滋病流行等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則是小巫見大巫。
2003年SARS爆發對人口稠密且經濟活躍的東亞造成嚴重的影響。SRAS最初的死亡病例出現僅數週後就使中國、台灣與新加坡的經濟陷入恐慌。貿易與觀光為這些地區經濟成功的必要條件，而SARS恰好抑止了旅遊與外銷輸出。此區的航空交通停頓，主要航空公司的運輸量降至其班機的40％。新加坡機場通常每年有2,900萬名旅客，但那時卻僅見其旅客數量宛如細流。在南中國與香港，有些旅館僅有10％的住房率。每年通常有170億美元交易的廣東貿易展，在當年則徹底失敗，僅有少數買家願意參加。
愛滋病正在系統性地消耗世界某些最貧窮國家的最具生產力的階層
自從四分之一個世紀前開始，愛滋病緩慢地傳播至全球，這個流行直接或間接地造成大量的經濟成本耗費。但很難算出精確的數目，因為被此病影響最嚴重的是在世界上開發程度最低的國家，那些國家有大量的經濟活動並未納入正式部門估算內。在經濟已發展的國家中，成人間HIV（愛滋病毒）的盛行率一般均遠低於1％，其對經濟的主要影響為健康花費的向上攀升；因失去生產力而造成間接的經濟損失是被忽略不計的。但在大部分經濟發展程度最低且受愛滋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中，HIV在工作年齡層人口的盛行率超過20％。當地的平均每人健康支出一般都很低，但因勞動力減少造成的間接經濟損失則最為嚴重。
急迫需要建立新的機制以提供貧窮國家病人可負擔的藥物
然而，政治與經濟的考量卻妨礙了於SARS爆發初期在確認新疾病上的進展，而缺乏公開則是老調重彈的問題。在疾病發生的早期，中國官僚政治的繁文縟節使醫生無法在第一時間取得資訊。在廣東省，衛生部門最初收到關於此病的資訊為來自中央政府衛生委員會的「最高機密」文件。不幸的是，此公文於桌上擱置長達3天，因為沒有人具足夠的安全層級得以拆閱。原本中國共產黨為保護商業，特別是觀光貿易，而試圖掩蓋疾病爆發的消息。
控制傳染性疾病的下一階段需要面對的是嚴苛的政治與經濟問題。其中主要的問題是，為反映全球化時代新興與再現疾病之挑戰的嚴肅本質，應重新確認安全議題之優先資助方向。
雖然，新興與再現疾病傳播能力是愈來愈快速；但另一方面，由全球各地衛生官員與實驗室所形成的日趨綿密的網絡，快速回應新疾病威脅的能力也日益增強；因此，這兩者之間的競賽仍將持續。好消息是愛滋病、SARS與生化恐怖的威脅，已警示了決策者正視由傳染性疾病所造成的嚴重的人類安全問題。面對愈來愈大的疾病威脅，第一步驟為使用先進的電信通訊能力，以創造更有效率的監控網絡，並應用新的醫療專業與技術以快速確認可能的致命疾病。但仍有許多工作要做。在幾乎所有國家，無論貧富，公共衛生的基礎設施必須大幅改進。然而，最重要的是－－安全議題的優先順序與經費的使用應徹底改變，以反映傳染性疾病在今日頻繁接觸的世界中所造成的嚴重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