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努力將垃圾處理正規化時，曾經撐起廢品回收業半邊天的個體戶們在大城市中卻舉步維艱。
在北京做了12年廢品中轉的個體戶李強（化名）還在等待他的營業執照。他去年就開始申請，但和很多同行一樣，這張執照一直辦不下來。
中國的廢品回收行業在等候一場變革。今年七月初，中央政府發布了一份重要文件，稱將在2020年前在全國城市中建立正規，市場化的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回收體系。這意味著政府默許垃圾管理領域非正規。從業者大量存在的狀況將一去不復返，而這支由外地人構成的非正規軍，每年為北京回收了一百多萬噸各類有用廢品。
事實上，隨著北京的日漸「士紳化」（高檔化），已經有很多拾荒者找不到負擔得起的住所因而離開北京、離開回收業，但也有一些像李強這樣的中間商，仍然期待能夠在新的垃圾管理格局中佔有一席之地。
然而一些公民社會人士和學者也認為，非正規回收業者的存在，貢獻和掙扎，需要被看見。
廢品專家
2006年，18歲的李強高中畢業就跟著老鄉來到北京，在遠離市中心的一個廢品中轉市場以每月2000元租下了一個鋪面，回收塑料袋，薄膜，飲料瓶等塑料製品，這也是他的居住場所。
收廢品的收入比在老家種田高。李強來自河南固始，北京廢品回收行業近90％的勞動力都來自這個貧困縣。
這群固始人在北京組成一條沒有註冊，不被法律承認，但卻完整高效的固體廢物再生鏈條，熟練地從北京每天產生的超過兩萬噸生活垃圾中回收能夠再利用的那一部分。
李強在回收市場的商舖則屬於整個鏈條上的中間環節。前端是拾荒者，騎著三輪車走街串巷的收廢品人等，這些人和居民，商店行成緊密的聯繫網絡，市民們會自發地將家裡的可回收物品分類好送到攤位或者請回收者上門，由此可以得到一些報酬。
經過粗略分類的垃圾運到回收市場後再由李強這樣的中間商進行細分類和打包裝運，最終賣給外地的再生利用廠商。最多的時候，李強所在的這個市場一共有三百多家這樣的商舖在進行不同種類廢品的買賣轉手。
「收廢品不是大家想像中把別人扔掉的東西撿回來再賣出去那麼簡單，我也是進入這個行業之後才知道這也是需要很專業的知識的。」由於不清楚塑料產品細化的分類，李強第一年虧損了大約1.2萬元人民幣。為了生存，他漸漸成了一個垃圾達人，如今甚至可以教商場和超市的工作人員如何給店鋪的廢品做分類。
「很多從事垃圾分類工作的熟練工，只需要通過敲擊的聲音就能分辨出塑料的種類，而僅僅硬塑膠的種類就可以細分至二十多種。」陳立雯是環保非政府組織「自然大學」的一員，專注於垃圾問題。
維也納大學博士生潘介明（Benjamin Steuer）長期關注中國循環經濟問題。他也認為，「非正規部門」長期以來一直主導著中國包括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廢塑料，廢金屬等的回收，也極大地為政府減輕了負擔。他介紹道，2010年，民間廢品回收網絡就為北京市節約財政支出約四億元人民幣，到了2014年，這個數字就翻了一倍。
不受歡迎的外來者
隨著經驗和人脈的增長，李強的生意也越做越大。2008年時，他的鋪面裡僱有四個工人做分揀分類。
不過，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和城市化，一方面居民們製造的生活垃圾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日趨「士紳化」（gentrified）的城市對於非正規回收人員的態度也越來越不友好。
我總覺得再生資源生意是違法經營，過街老鼠人人打。
2003年之前，中國對沒有正式工作的外地人實施「收容」和「遣送」的制度，在大街上騎著三輪車的拾荒者經常會因為「影響社會治安」等原因被送進收容所或遣送回老家。
此後，收容遣送制度的廢止曾經讓廢品回收行業迎來了一次短暫的繁榮發展。2014年，在京的廢品回收業者達到歷史峰值，同年北京長住人口突破2000萬人大關，有近三十萬人分佈在廢品回收的各個環節。
然而，從2014年起，為了控制人口增長對交通，資源，環境的巨大壓力，北京市政府開始將「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等幾十個相對「低端」的行業列入一份限制新建和擴建的行業名單。與此同時，北京也開始大力整治「違章建築」與群租房，而外地來的個體戶能負擔得起的恰恰是這類居住場所。
之後，廢品回收行業受到的擠壓就越來越嚴重，短暫的繁榮也被逐步斬斷。同樣是在2014年，李強所在的市場因為是「違章建築」遭到拆除，他被迫搬到另一家市場，而鋪面月租也從2006年的2000元猛增至5000元。而到這時，他僱傭的四位工人也已經辭職回鄉。
2017年，由於所在的市場被關停，李強再次被迫搬家。「搬了這麼多次家，越搬越遠，可是租金越來越高，」他無奈地說，「我總覺得再生資源生意是違法經營，過街老鼠人人打。」
環境與社會的雙重命題
不可否認的是，現在民間廢品回收網絡由於其非正規的性質，的確存在難以監管的問題：例如超載運輸，缺乏勞動保護，以及從事資源再生的小作坊帶來的污染等現象，都是僅僅依靠民間垃圾流通系統自身能力無法根治的痼疾。
但需要提出的問題是，在政府想要建立的正規化的回收體系還未成型之時，就提前將非正規從業者趕走，是否合理？有沒有可能對民間垃圾處理體系中有價值的實踐進行發掘和再運用，而不是一刀切地否定？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秘書長周晉峰透過對北京小區的長期觀察發現，住宅小區限制拾荒者進入之後，要麼與大宗回收者達成對接協議，要麼用垃圾分類箱替代拾荒者的角色。然而單一回收者對小區廢品的「壟斷」使他們對廢品更加挑剔，不賺錢的不願意收，垃圾分類箱的效果更是遠不如經驗豐富的拾荒者人工回收。
面對垃圾圍城困局，中國政府不可謂不積極。2017年，中國推出生產者延伸責任制度，要求企業增加再生材料的使用比例（2025年達到20％）等，同時鼓勵垃圾回收領域的互聯網創新。然而在這些新機制還羽翼未豐時，在新舊體系交替的年代，如何給予作出巨大貢獻的回收業者更多的保障和尊重，重新發現而不是摧毀民間回收網絡，既是一個急迫的環境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從事這個行業久了，慢慢產生了感情，各地廠商也很信任我......以後只要條件和政策允許，我想我還會繼續做下去。」李強說道。「如果我們這個行業能更加規範地發展，我也願意多納一些稅。」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垃圾管理新政背後，北京個體回收業者艱難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