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空氣因受沙塵暴的影響可令人窒息。蔣高明對沙塵來源的乾旱和生態惡化的中國西部進行了研究，並發現該地區草原的恢復治理工程是失敗的。
近日，中央電視臺預報沙塵天氣將再次光顧北京，事實上3月份已經光顧過4次了。前2天，連地處東南沿海的上海都被北方來的沙塵籠罩了，空氣污染非常嚴重。為了減少人們的恐懼心理，氣象預報部門把沙塵暴更名為沙塵天氣，或者揚沙天氣。且不論哪種叫法，人們對於沙塵暴大頻頻光顧是非常熟悉的，尤其進入新世紀以來，沙塵暴幾乎成了春季北京必然要接待的不受歡迎的「客人」。
當人們咒駡沙塵暴的時候，筆者卻獨自憂慮。中國又損失了幾十萬噸的寶貴「國土」，長此下去，植物在哪裡紮根？關於沙塵源，學者們爭論了好幾年了，「進口」的還是「國產」的？「進口」的是指沙塵物質來自蒙古國和相鄰的前蘇聯的幾個加盟國，「國產」的來自新疆、內蒙古、寧夏、甘肅等乾旱、半乾旱地區荒漠、草原以及沙地草地的生態退化。但無論怎麼爭論，最近30多年來我國西部脆弱地區的生態退化是不爭的事實。「進口」之於「國產」的比例，無論是三七開也罷，四六開也罷，採取正確的措施護土，恢復草原和荒漠地區生機，減少沙塵暴危害才應該是中國的首要任務。
投資近600億的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以及實施了近30年的「三北防護林」工程，人力物力的投入如此巨大，為什麼沒有有效地阻擋沙塵暴呢？這恐怕就是我們每年面臨沙塵暴的核心問題，針對沙塵暴，我們該怎樣作為？
首先是草和林的關係。在乾旱、半乾旱的荒漠地區、草原地區以及四大沙地上，生態學上意義上的植被類型按照覆蓋度和生物量來劃分，最多的是草，其次是灌木，最後才是林，這是自然界鐵的規律。例如，錫林郭勒草原上林的覆蓋率只有0.87%。目前的做法是草出了問題，拿林來治。試圖在草原和荒漠上種出森林，這就離生態治理的目標背道而馳了。經過我們反復呼籲，灌木開始受到重視，甚至被改「姓」了林。有科學家考證，上述地區幾千萬年前有林，但這個目標太遙遠，我們花再多的金錢也難以實現。事實上，用草捂蓋沙塵暴比用樹木阻擋沙塵暴的效果要好得多，並且草不需要種，保護就行。活林要動用地下水，長草僅需天然降水。草比林的密度大，一可捂土，二可蓄水和雪。如果現在草原上有草，草上有雪覆蓋，地是濕的，沙塵暴從何而來？林就不具備這一基本功能。
其次是點上治理還是面上治理的關係。現行的做法是，生態治理多放在了容易驗收的點上，這些點多靠近公路。花了大量的錢，治理效果是不錯的。然而，對於貢獻沙塵物質更多、離公路最遠、破壞更嚴重的地區，卻無人問津。筆者曾經問某旗林業局長，為什麼不在偏遠的嚴重破壞的地區飛播造林呢？他的回答很乾脆，「在那裏治好了給誰看？」。點上治理原來是給人看的。給誰看？給主管經費來源的領導看而已。如果你夏天驅車去草原或者荒漠地區，看到恢復很好的草原，或者種植非常成功的灌木叢，千萬別高興的太早。因為點上治理的面積占遠不到10%，而面上破壞的面積高達90%。這就是我們每年要面對沙塵暴的根本原因。
第三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國際上，乾旱、半乾旱區的人口適宜密度是1-2人/平方公里，我門超過了10人/平方公里。增加的人口原來是「逐水草而居」的，有很強的流動性，能夠給草原「休養生息」的機會。而今天他們定居下來了，對自然的壓力明顯增大，生態破壞就難以避免了。必須通過正確的措施，引導分散的人口集中到小城鎮上來。這樣做的前提是，國家用於生態治理的費用要大部分用到居民的安置上。
第四是生態治理與生態扶貧的關係。沙塵暴是牲口「啃」出來的，是農牧民「種」(開荒)出來的，是人為「治」(沒有長林的樹坑變成風蝕坑)出來的。目前，生態治理的做法，與當地老百姓的生存發展嚴重分離。國家的治理費用不是給當地的老百姓帶來好處，而是肥了當事人。筆者粗略算過一筆賬，將「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和「三北防護林」兩項相加，投入到每畝土地上的費用是326元，這樣在內蒙古南部項目區的牧民，每戶僅從國家「造林」項目中，當年收益就高達48.9萬元。如果近50萬元中的哪怕十分之一給牧民，讓他們放下馬鞭子，拿起鐵楸去載柳，他們就可以保證自己家裏的土地基本不起沙塵暴，自己還能致富。事實上，國家的錢一分也沒有用到牧民那裏，每戶牧民辛苦一年的收入不足1萬元！在內蒙古某旗，我們為牧民成功恢復了4萬畝的沙地草地，卻面臨著交不起每年不足1萬元的看護費的尷尬局面。
第五是東部和西部的關係。中國人常常用「五穀豐登、六畜興旺」來形容生活的富足。「五穀」就是糧食，這一點人人盡知；而「六畜」我們重視還不夠。六畜中的馬、牛、羊和一部分的豬是能夠吃草的，這個草的優勢是來自農區的秸杆，其產量是草原地區的50-100倍。因此，中國畜牧的潛力在山東、河南、河北這樣的農業大省，而不在內蒙、新疆、西藏這樣生態脆弱的西部地區，他們的初級生產力限制了畜牧業的發展。遺憾的是，農區的秸杆大多沒有用於畜牧業的發展，而是被白白燒掉了，倒是西部地區用自己可憐的生態資源搞起了畜牧業。西部的收入中，其一是國家大量投入的造林費用、生態保護費用，其二是大大增加價格的少量畜產品。東部人要吃純生態的牛羊肉，喝上純生態的牛奶，必須支付高於農區5-10倍的價錢，因為西部的畜牧業生態成本遠高於東部農區。西部不能定位在畜牧業基地上，而應當是生態屏障，不然草原早晚要被牛羊啃光，國家還要花更多的錢去治理。
或問，我們能否告別沙塵暴？答曰，上述五大關係不理順，前途未明。當然，也可能很快，這就是輕的土壤物質都吹光了，重的物質吹不動了，草原變戈壁，戈壁更荒涼，北京就沒有沙塵暴了。但北京也可能保不住了。
作者簡介：蔣高明，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中國國家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理事。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復中國退化生態系統」等觀點得到社會各界廣泛認可。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網站」，原發表日期2007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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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ummary/920-Stopping-the-sandstor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