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估計，全球每年野生動植物的貿易額高達230億美元。香港既是野生物種非法貿易的國際樞紐，也是主要的買方， 其中包括受保護的動植物及其器官和製品。
根據ADM資本2018年發布的報告《滅絕交易》，2013年至2017年間，在香港緝獲的非法交易野生物種的總價值為5.6億港元（約21億台幣）。野生物種交易是僅次於毒品的第二大非法交易。香港象牙緝獲量佔全球的1/5，而查獲的穿山甲屍體和鱗片，則相當於每小時有多達四隻穿山甲被緝獲。
近年來，野生物種交易的規模逐漸擴大、並變得更為複雜，從2007年到2016年，單一物種非法交易量增長了57%。這造成了香港法律界的知識缺口，檢察官和法官未能掌握起訴野生動植物違法行為所需的專業知識。
更嚴重的是，根據香港法律，野生動植物犯罪並不屬於「嚴重犯罪行為」，這限制了檢察官的權力，從而導致從寬判決，缺少威懾力。
香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刑法和環境法專家韋凱雯（Amanda Whitfort）正在努力縫合香港司法部門的這一知識缺口，從而能夠更好地對這類案件作出裁決。她還是位出庭律師和香港司法部的公訴人。
韋凱雯與香港大學和嘉道理農場及植物園的科學家、專家們合作，其中一項工作是向香港法庭介紹被販賣物種的受害者影響陳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受害者影響陳述使受害者有機會讓法官了解他們的受害情況。動物和植物顯然無法在法庭上發言，而野生動物犯罪通常被法律專業人士視為「無受害者」。
韋凱雯起草的受害者陳述，試圖通過為被販運的物種辯護，來改變這種現狀。陳述中不僅解釋了動物在被捕獲和運輸過程中所遭受的痛苦，而且還解釋了對整個物種造成的影響，例如詳述了某一次具體的盜獵行為對於該物種整個種群的數量，會產生怎樣的重要影響。這些陳述已經讓香港的量刑質量有所改觀。韋凱雯目前正致力於將這種做法推廣到亞洲其他地方。
中外對話（以下簡稱「中」）：在香港引入受害物種影響陳述的想法從何而來？
韋凱雯（以下簡稱「韋」）：2016年，我發現蘇格蘭檢察部門通過（英國）皇家檢控署，向法官發放有關生態環境的受害者影響陳述。
此舉受到了法官的歡迎，因為這讓他們很快就能了解環境受到的影響，而他們自己很難通過研究了解到這些情況。因此，他們做出的判決才更合理。
我（在香港）經常注意到的一件事是，司法部門無法獲得做出正確量刑所需的資訊。法官不一定會知道這個案件涉及的是該物種整個種群剩下的最後40隻！
如果某些動物從生態系統中消失，會對其他物種，以及我們人人身處的生態系統產生影響。
我在想，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一份陳述中，有哪種證據是法庭可以接受的，這一部分工作我是清楚的，但是我需要一名生態學家作為我的合作夥伴，給我提出科學方面的建議。
所以我找到了嘉道理植物園及花園的加里・埃茲博士（Dr Gary Ades）。我們還獲得了香港大學（HKU）的資助，並從生物科學學院聘請了一位生態學家。加里負責釐清他認為最有可能出現在法庭上的交易物種，我們的生態學家負責研究工作，而我則將科學整理成可以遞交給法院的影響陳述。
中：這些影響陳述中包含哪些資訊呢？
韋：陳述中解釋了該物種在《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中所處的保護等級；在IUCN（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紅色名錄中屬於哪一類、該物種滅絕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以及對剩餘種群的影響、種群數量下降、食物鏈效應、犯罪對貧困農村社區的影響、黑市的貨幣價值和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相關量刑決定。香港大學法醫學實驗室的卡羅琳・丁格爾博士（Dr Caroline Dingle）也加入了該項目，並為我們的數據增加了法醫方面的專業知識。
目前我們共有85份陳述，AFCD（漁農自然護理署）和律政司在把案件提交給法庭時，會用到這些陳述。
中：這85份陳述涵蓋了哪些物種？
韋：我們自然會把旗艦動物包括在裡面，同時也包括很多人們可能不太熟知的小物種，有犁頭龜、香港金錢龜、蘇眉魚……還有各種珊瑚、香樹、盔犀鳥……既有收藏家們所熱衷的動物，也有傳統中藥用到的高價物種，還包括了所有種類的穿山甲。
我們每份陳述中的全部內容都得到了一長串專家的支持。通過嘉道理農場和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我們已經找到了很多願意花時間提供幫助的專業人員。
中：可能很多人會認為：「這不過是一些烏龜……」
韋：在我看來，小看這些問題的想法是很幼稚的。這不僅僅是「好吧，這不過一隻烏龜！ 」那麼簡單。有可靠的證據表明，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涉及有組織犯罪，它們往往和販賣人口、武器販運和其他非常嚴重的罪行交織在一起。許多被販運至香港的動物來自非洲。
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也不容忽視。這就是我擔心的問題，法律界未能掌握充足的信息。如果某些動物從生態系統中消失，會對其他物種，以及我們人人身處的生態系統產生影響。
我真的很想明確的一點是，這些動物是不可替代的。被偷走的物品可以被取代，但是瀕臨滅絕的動物……一旦滅絕，就真的消失了！
中：在香港，野生動植物犯罪未被視為「嚴重犯罪」。這對起訴和判刑有什麼影響？
韋：真正的弱點在於，野生動植物犯罪並未列入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因此，檢察官和法官無法對這類犯罪行為做出我們認為應有的嚴厲裁決。
我們為了延續有破壞性的傳統而讓其他物種滅絕，這是讓人無法接受的道德立場。
例如，檢控人員不得利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賦予的調查權力要求嫌疑人提供信息。可以提審嫌疑人，但他有權保持沉默。如果這是一種有組織的嚴重罪行，那麼檢方就可以獲得法庭命令，要求查看商業記錄，找出誰是走私的幕後黑手。之後他們可以使用國際刑警組織推薦的方法來打擊這類犯罪：跟踪資金去向，確定參與國際犯罪的人員。在香港，這類案件最嚴厲的起訴罪名也只是非法販運違禁物。
中：那麼，您認為香港對野生動植物犯罪的懲處力度太輕嗎？
韋：是的，實在是太輕了！
我們看到過這樣的案例，有的罪犯被處以微不足道的罰款，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支付更多錢。他們不過是送貨的，當然沒有能力付罰金！
他們被處以2萬港元（約7.5萬台幣）的罰款，而他們運送的動物在黑市上價值150萬港元（約568萬台幣），即便是被判入獄，也是緩刑。
中：加大野生動植物貿易的司法管制力度的阻力大嗎?
韋：當然會有阻力，這涉及巨大的利益，所以存在巨大的阻力。
貿易商之所以反對，是因為從某些方面來說，這項貿易有其傳統意義。象牙貿易就體現了這一點。貿易商向香港立法會（LEGCO）提出了兩個理由反對停止象牙貿易：一是會使很多人失業，二是象牙雕刻是一項傳統工藝。如果關閉象牙貿易，那麼將失去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必須坐下來冷靜思考，人類作為最強大的物種，我們現在的責任是什麼。我們為了延續有破壞性的傳統，為了滿足對珍饈美味的口舌之欲、為了滿足擁有稀有寵物的慾望，而讓其他物種滅絕，這是讓人無法接受的道德立場。我們需要約束自己的行為，正視現實，認識到我們目前的做法是不永續的。
中：您提到將物種受害者陳述的做法推廣到其他亞洲國家……
韋：我們正在與中國內地、馬來西亞和越南的檢察司法部門交流。因為這是科學，所以是可以推廣到其他國家的！只是要弄清楚如何在不同的法律體系中最大限度地發揮陳述的作用。
※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為野生動物發聲的法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