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魚可撈、補貼退場 中國近海漁民找出路 | 環境資訊中心

無魚可撈、補貼退場 中國近海漁民找出路

2020年09月10日
文:于亞妮(自由撰稿人)
巨額燃油補貼加速了中國近海漁業資源的枯竭,在WTO漁業補貼談判背景下,它的終結不再遙遙無期,這也意味著中國近海漁民正被迫面臨轉型。

渤海灣,因新冠疫情沉寂了幾個月的天津中心漁港碼頭,在暑假重新迎來了遊客,漁民劉翠波站在嶄新的漁船前送走一波客人,預定出海的電話又一波波地響起來,「幾個月人給都憋壞了。」他提高了聲調,聽得出來心情不錯。

56歲的劉翠波高中畢業就做了漁民,30幾年來,前20幾年捕魚,2013年開始轉向休閒漁業,帶客人出海,體驗漁家生活。

2011年,他出生的漁村拆遷,高樓在碼頭前一棟棟矗立起來,家家都搬進了樓房,村裡的漁船從鼎盛時的160多艘,萎縮到現在的30多艘。在天津153公里的海岸線上,大大小小的漁村就這樣逐一消失不見。他認識的漁民,或是賣了船上岸,或是像他轉身休閒漁業。劉翠波告訴中外對話,轉型是生活所迫,漁業資源不斷萎縮,養船的人越來越多,捕撈空間不斷縮小。

山東煙台萊山,遊客正在快艇碼頭浮橋上拍照留念,原先的近海養殖區,已經換為快艇旅遊項目。中外對話提供。攝影:劉禹揚

根據《中國漁業統計年鑑》,2008年漁業人口中的傳統漁民有755.95萬人,2018年傳統漁民下降至618.29萬人,十年減少了130多萬人。

中國是世界海洋捕撈量最大的國家,1995年開始,每年的近海捕撈總量都超過1000萬噸,但漁業專家建議的最大捕撈量為800到900萬噸,長期超額捕撈導致近海漁業資源走向衰退。

為了保護漁業資源,同一年開始,中國在渤海、黃海和東海漁區實行伏季休漁制度,在魚類的關鍵生長和繁殖期,暫停漁業生產,使魚類等有足夠的生長和繁殖時間。 2017年後,休漁期被進一步延長,部分地區休漁期長達四個半月。

漁業資源匱乏,休漁政策逐步升級,從2015年起,中國政府也開始逐漸減少助長過度捕撈的燃油補貼。此外,為了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保持一致,世界貿易組織(WTO)也正力圖在今年達成關於禁止有害漁業補貼的協議。中國漁民已被迫踏上轉型之路。

各尋出路

回到十幾年前,一批漁家樂在天津濱海興起,劉翠波見那些來吃新鮮海味的客人對他的漁船也很感興趣,就改造了自己的木船,增加休息區,上半天去捕魚、下半天帶人出海,這樣一來收入增加了,也更穩定。

在他的印象裡,那時捕魚變得越來越無利可圖,「成不了漁汛,現在勉強能成漁汛的只有皮皮蝦(口蝦蛄)。」他說,能力強的漁民還能賺一些錢,能力弱的連養船都費勁。現在人們生活水準越來越高,出來玩的人多了,休閒漁業大有可為。

客人們拼團出海,每人200塊人民幣,一次可以拼12個人,可以品嚐漁家飯。這幾年好的時候,年收入能達到10-20萬。當地政府也在引導漁民轉型,創辦了海釣節,打造藍色海洋旅遊帶,海釣成為其中的特色之一。

2017年,天津要求加強對休閒漁業的安全生產管理,統一改造休閒漁船。劉翠波投資了幾十萬,將木船升級成現在的白色鋼製漁船,打算要好好發展休閒漁業。

為了擴大客源,劉翠波琢磨了不少辦法。他像年輕人那樣拍短影片、教客人們烹飪海鮮。他成了漁民裡的「網紅」,不僅和許多客人成了朋友,還有人慕名去坐他的船。與許多後來者比較,他慶幸自己轉型轉得早,如果現在想入行,不論是資金還是行政審批的門檻都更高。 「想轉也轉不了了」,他說。

遼寧丹東51歲的漁民高明軍,曾經做了20多年漁民,五、六年前也徹底改了行,但去向與劉翠波不同——養殖沙蜆子,船和證書都上交國家註銷處理了。

養殖初期投入很高,高明軍和其他八、九家漁民一起,每家湊了50-60萬,一起租了2000畝的灘塗。沙蜆子生長周期大概在兩年半到三年,高明軍說剛開始養的幾年還挺賺錢,平均下來一年能賺20-30萬。

過去他出海打魚,算上三、四萬的燃油補貼,一年也只能剩下幾萬塊錢維持生計。如今轉養殖,收入增加了,也不像出海那麼累。合伙的幾家漁民一起買了一條船,用於海上巡邏。

山東煙台市牟平區的濱海海參養殖區。中外對話提供。攝影:劉禹揚

當地轉產的漁民,除了養沙蜆子,還有養對蝦、海參的。但沙蜆子不需要格外買餌食,靠食用海裡的浮游生物就能生長。雖然不用辛苦出海,高明軍還是要去灘塗看苗、聯繫客戶,整天也不閒著。養殖有風險,也要應對赤潮、颱風、病害等。

但是好景不長。高明軍告訴中外對話,頭兩年行情還挺好,但從去年10月份,沙蜆子價格就下來了。他不清楚原因,猜想可能因為養殖沙蜆子的人越來越多,市場飽和了。

今年遇到疫情,銷量進一步降低,苗種價格卻又變高,高明軍對養殖前景並不樂觀。但灘塗合約簽了三年,不樂觀也得幹。 4月下旬疫情剛有好轉,他又動身去福建進苗了。他準備等合約到期再看看行情,實在不行,就扣大棚種草莓,丹東草莓也是當地的特色品牌。

生計隨補貼沉浮

浙江象山漁民蔣夏良記得,2008年奧運會前後,他周圍80%的漁民都撐不住了,捕魚一年到頭也賺不到錢。高漲的燃油費,讓漁民們雪上加霜。

據《2008年全國漁業統計情況概述》,2008年上半年,國內柴油價格突破 7000人民幣/噸,油價漲幅達22.5%,部分沿海重點漁區虧損漁船達30%左右。於是中央財政加大了漁業燃油補貼力度,增幅達到133%。

蔣夏良估計,身邊大概30%的漁民都是靠燃油補貼熬過來的。中國漁業燃油補貼從2006年開始實施,他記得,2014年是補貼力度最大的一年,他的船270馬力(約合199千瓦)拿到了30萬人民幣。

從天而降的燃油補貼有效緩解了漁民生計壓力,卻也帶來了新問題。 2015年中國財政部和農業部發布通知稱,漁業油價補貼資金剛性增長,造成了漁業對油價補貼的嚴重依賴。

中國的漁業補貼種類多樣,燃油補貼是其中最大一部分。中國財政部和農業部在上述通知中宣布,力爭到2019年將國內捕撈業燃油補貼降至2014年補貼水平的40%,支持捕撈漁民減船轉產。

2014年領到30萬燃油補貼的蔣夏良,2019年只領到12萬。今年57歲的他從小在海邊長大,15歲開始養船。他沒想過自己該如何轉行,幹了一輩子漁民,「就像農民一樣,種地種慣了、轉不過彎了,像火車在軌道上一樣一直往前衝,不跑不行」,他如此說道。

救命補貼逐漸退潮,漁民越來越多正考慮轉行。遼寧丹東東港地區從業26年的漁民王新元(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福建漳州浯嶼島的一位年輕船長,在自家船艙準備次日的開漁慶典。中外對話提供。攝影:蔣亦凡

王新元今年46歲,他有兩個選擇,一是去給非洲遠洋船當船長,一個月薪水兩、三萬。但他擔心萬一在非洲得了病,沒法及時治療,而且一去就是兩年,途中如果因為什麼原因回來,可能拿不到薪水;另一選擇是在遼寧沿海的海洋牧場做看海護灘的船長,一天24小時在海上,一個月回家兩、三天,一個月可以賺上7000-8000塊人民幣。

2016年,王新元購買了一條150馬力的大船。有船得有證,如果買一個與馬力相匹配的證書,大概要花50-60萬。和當地很多其他船主一樣,最終王新元花了約10萬人民幣買了一個12馬力的小船證書,試圖打制度的擦邊球。不過卻也因此,他只能享受12馬力船隻的燃油補貼,這兩年每年拿到9000塊人民幣。

滿懷期待買了大船,王新元面對的現實是:行業愈來愈不景氣,人員開銷又讓他苦不堪言,船員薪水和保險都在上漲。

他告訴中外對話,船員保險此前每人每年保費2250人民幣,保額30萬。當地個別漁船違規造成船員死亡事故,給政府造成監督和賠償等系列問題。從2019年秋天,當地強制要求船主把船員保費提高到5250人民幣,保額70萬。王新元雇了兩個船員,這樣一來每年要承擔上萬塊的保費。

丹東地區每年夏季休漁期4個月,保險公司不承擔責任,冬季有兩個多月的冰期船出不了海,為了剩下五、六個月交5250人民幣的保費,王新元覺得太高了。

捕撈如何永續?

漁業補貼正在退潮,但近海捕撈仍將延續。那些最終留下來的漁民,該如何使漁業資源永續?

高明軍要去進苗的福建,正在進行一場海洋漁業試驗改革——「限額捕撈」。休漁未能阻止漁業資源不斷衰退,中國漁業在嘗試改變管理方式,從而實現「減量增收」。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海洋漁業項目專員李薇向中外對話介紹,自2017年浙江和山東打頭陣開始,目前沿海各省都已經在進行限額捕撈試驗。中國的《漁業法》將限額捕撈作為一項基本漁業製度,通俗來說,讓捕撈量低於漁業資源增長量,以此保證漁業資源永續發展。國家確定漁業資源的總可捕撈量,再把它分配到漁船上。

可是,由於缺少連續的資源調查,因此缺少漁業資源數據,這讓設定總可捕撈量面臨困難。

而至於限額的分配,李薇介紹,「現在的捕撈漁船數量太大,如果按照科學制定的可捕量進行分配,那麼每條船隻會分配到很少的量,甚至幾乎無法分到,這對漁民的生計會造成壓力,所以實施限額捕撈的同時必須減少漁船數量,幫助漁民轉產。」2017年初,農業部提出到2020年,基於2015年控制數減少機動漁船2萬艘、功率150萬千瓦。這意味著,如果目標實現,到2020年底中國仍有18萬餘艘海洋機動漁船,總功率超過1000萬千瓦。

李薇還提到,中國近海漁民作業往往是多魚種捕撈,即漁獲中包括多種魚類,而中國目前也尚未嚴格控制漁船的生產海域,這讓通過漁船歷史捕撈數據來確定誰有權得到配額,會比較困難。

休漁期結束,福建漳州浯嶼島的一艘漁船起錨開漁。中外對話提供。攝影:蔣亦凡

這些仍處在初期的試驗項目,旨在對捕撈活動進行監測並收集數據,這包括督促漁民填寫捕撈日誌、規定定點上岸和定點交易,嘗試制定可捕量等,但目前實施進度各省不一,在取得經驗的同時也存在問題。李薇告訴中外對話:「限額捕撈的監管成本很高,涉及一系列監管理念和模式的深度轉變,推行的過程需要很多資源的支持」,這些資源涉及財政、行政、科學研究,乃至公共傳播與教育。

漁民無疑是這些試驗的核心。李薇告訴中外對話,由於還在起步階段,中國目前被納入試驗的漁業資源暫時還只是海蜇、蝦蟹和貝類這幾種一、兩年生海洋生物,加入試驗的漁民數量也還不多,每個省不到100條漁船。

NRDC項目組在對浙江和福建的研究中發現,由於限額定得比較寬鬆,雖不至於影響漁民收穫,但也尚未形成市場溢價增加他們的收入。在燃油補貼減少的大背景下,這些漁民一方面需要在緊張的生產中記錄捕撈日誌,一方面要服從定點上岸和定點交易的規定,因此並不容易,仍然處在「配合管理部門工作」的階段。

但李薇認為,這個過程是必經之路,意義將是深遠的,「因為通過限額捕撈,我們終於有了一個抓手去維護近海漁業的生態平衡。許多國家在成功實施限額後,不僅資源恢復了,水產品的質量和價格也更高,整個捕撈行業的利潤顯著增長,最終受益的還是漁民。這就是一種眼光長遠的減量增收」。

漁業資源恢復有待時日,誰能留下亦未可知,但對很多漁民來說,轉型已經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