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世紀之交從香港北上開啟在中國內地的民間環保生涯，盧思騁見證了環境保護從「種樹觀鳥撿垃圾」的初級階段發展到以「生態文明」為國策的激盪20年。
在即將離任世界自然基金會中國總幹事之際，盧思騁回憶初來北京時的中國社會面貌：「那時候中國還沒有加入WTO，改革開放的動力還在逐漸釋放。」他習慣把中國環境保護的歷程，放在更大的歷史語境中進行審視和分析，全球和本土之間的張力，是他思考的母題之一。
2000年代初，他主導綠色和平在中國的落地，將這個以吸引眼球的非暴力直接行動著稱的國際環保組織，與世紀初的中國環保歷程融合交織，把國際企業在雲南毀林、跨國公司向廣東出口洋垃圾等環境問題推上輿論的封口浪尖。他還深度參與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的環境評估，提出了基於中國發展階段的綠色論述框架。
之後，他從擔任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秘書長到創辦創綠中心並擔任自然之友執行理事長，試圖用不同於西方環保組織的思路開創中國本土的民間環保之路。而2013年掌舵世界自然基金會中國辦公室，又讓他有了糅合國際和本土環境經驗的機會。 2020年，盧思騁自認「完成了北上內地的使命」，在9月底離任之後，將參與籌備成立一個專門資助發展中國家草根環保NGO的基金會。
離開北京之前，他在專訪中對中外對話強調：「中國環保NGO應該有主體意識，去回應中國發展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中外對話（「中」）：能否描述一下2000年代初你眼中的中國社會面貌？
盧思騁（「盧」）：我2000年來到北京工作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加入世貿組織（WTO），但已經在談。 92年「南巡講話」的帶來的改革開放動力逐漸增強，到90年代後期已有如箭在弦的感覺，中國經濟的優勢在那個年代有要開始爆發的樣子。
但那個年代中國還沒變成世界工廠，（我所在的）珠三角還是一個低勞動力成本、高污染發展模式，基本上還是一個香港投資的後花園，很多跨國企業還沒進來。
如果說清末民初是中國第一次工業化，解放後是第二次工業化，加入WTO以後是中國第三次現代的工業化，那麼我剛來的時候剛好是第三次工業化啟動的時機。它的負面影響——也就是大面積大範圍的環境污染，還沒有被大家感受到。當然區域性的一些污染狀況可能已經發生，但還沒有進入到全國公眾的視野當中。
中：那時候的中國民間環保場景，是怎麼樣的呢？
盧：我剛到北京來就拜訪了兩個人，一個是自然之友的梁從誡先生，一個是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當時的總幹事郝克明先生（Jim Harkness）。世紀之交的中國民間環保界，目光所及這兩位是最活躍和最有能見度的。
當時幾乎還沒有國際環保NGO在中國開展工作，WWF從80年代開始，做了多年大熊貓保護，已經非常有影響力。當時正值98年長江大水之後，WWF被國家林業局給予很大的空間來支持整個長江流域的生態保護。百年一遇的大水背後有人為因素。當時WWF給的幾條意見，包括停止上游地區的森林砍伐，防止進一步水土流失；大力保護沿江濕地和濱海濕地；對長江整體進行綜合流域管理（integrated river basin management）等，後來都成為國家的大政方針。 2000來我來找郝克明的時候，應該是他們剛好在鋪開淡水項目的時候。
我還清楚記得拜會梁從誡先生。現在回頭看，我當時年少無知，覺得自然之友當時做的工作，例如校園環境教育，太基礎了。我記得後來幾年我還在多個公開場合說中國民間環保應該超越（move beyond）教育下一代，因為環境破壞都已經在我們這一代眼前發生，應該集中力量阻擋這些破壞。其實當時我沒有足夠的智慧，用更長遠更成熟的眼光去看。中國民間環保力量需要細水長流、厚積薄發的韌勁。
儘管當時的各地環保力量仍然薄弱，但東北那邊有黑頸鶴的保護工作，重慶的吳登明老師已經開始在嘗試環境維權。到怒江建壩爭論的時候，一個不怎麼組織化的民間環保網絡也逐漸形成。
中：那個時期，不管是怒江建壩的爭論還是後來國家環保總局主導的「環保風暴」，中國已經出現「環保vs.發展」的激烈碰撞。你怎麼看那個時期的中國環保討論？
盧：我覺得這個時期更大的脈絡是中國加入WTO以後，2002-2003年第三次工業化開始加速。從重工業到輕工業遍地開花，僅僅兩三年就已經讓大家局部地感受到盲目地追求GDP增長的一些「惡果」。很多工程還沒完成投產，僅僅是開發的過程就已經讓你感受到不安了。
「西方目前還是存在非常二分法的觀點：環境與經濟發展互相對立。」
時任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當時出手介入的幾個事件，其實也都是針對開發過程的。比如從圓明園的環評風波，到提出規劃環評和區域環評，甚至區域「限批」等，很多是中央同地方針對開發的程序博弈。那時候的這種無序也為之後無論是鋼鐵、水泥還是煤電的產能過剩埋下了禍根。
那幾年我所在的綠色和平團隊所針對的那些環保問題，無論是金光集團雲南毀林、基因改造農業還是電子垃圾，都算不上是當時中國生態環境領域最主要的核心矛盾。但這幾個案例展示出了經濟高歌猛進時代的一些「風景」：比如企業對公眾監督的漠視、一些落後的工藝被引進到中國、地方部門的有法不依，甚至個別官員的權錢交易等。很多中國環境與發展的問題被提出來並放到大眾的視野中。雖然我們（綠色和平）當時並沒有一套完整的論述來講這些問題。
中：儘管有「環保風暴」，其實後來的環境惡化還是發生了⋯⋯
盧：最後沒能阻止污染發生，民間組織能力不足當然是一個原因，但主要責任不在這幫提出問題的人啊，主要還是發展太快、太猛了，有太大的經濟驅動力在那裡。政府一直都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個問題。一直到北京的霧霾出現，中國的高層官員才對環境與發展這對命題有了一個認知上的大轉變。
中：2008年的北京歷史性地舉辦奧運會，北京的環保問題一度也成為了國際焦點。當時綠色和平發布了《超越北京，超越2008》報告。你怎麼看待奧運會對於中國環保歷程的意義？
盧：我覺得2008年是一個分水嶺。那一年是以舉國之力把一個經濟強國的中國推向世界。在這種情況下，奧運會本身由於當時國際潮流的影響，無法不去談綠色。 《超越北京，超越2008》這個報告抓住了「唯增長」這個模式的痛處，並提出：我們的經濟發展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它可以是綠色的。
當時，中國實際上並沒有做到很「綠」。奧運會的場館當中有局部的綠色技術和措施的應用，可以啟發未來，但是當時它們並不是主流。但我們去衡量北京的綠色成果時，不應該只是橫向地拿它與同時期的巴黎、雪梨去比；也應該縱向地去看2008年的北京相對於2000年的北京的變化。
當北京的人口增加了兩倍、機車增加了三倍，你要把空氣污染的絕對值控制在原來的水平，這個是很難做到的事。通過類似《超越2008》這樣的報告，我覺得在那個時候官方看到了一種新的觀點的提出：發展與生態足跡是可以脫鉤的並且應該脫鉤，應盡快尋找那個脫鉤的轉折點。
中：後來你又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專家的身份參與了上海世博會的環境評估，是否加深了這種體會？
盧：通過《超越2008》報告，我們其實誤打誤撞地進入到當時以中國為代表的BRICS（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及南非）和MINT（墨西哥、印尼、奈及利亞、土耳其）這些新興國家所面臨的需要尋找環境與發展論述突破的情景當中。
我2009年作為UNEP的專家到上海去看煤電站的發展時，還跟國際NGO的同事有很多辯論。當時他們要推動「不再新增燃煤電站」（No New Coal），我是反對的。我覺得當時這個提法對於發展中國家是不公平、不現實而且是沒有合法性的，你這樣去講你馬上就會在中國的能源討論裡出局。
我觀察到的是，上海有一個事實上的煤電封頂（de facto cap）政策。它沒有用這個詞去形容，但它鼓勵再生能源的發展，並要求新增的煤電裝機容量必須替換舊的裝機容量。這樣因為新的機組效率更高，能發更多電的同時也減緩煤炭消費的大幅上升。
當時上海已經在試點推動超超臨界機組，脫硫脫硝也有硬指標，也意味著煤電成本就要上去。我覺得對那個時間點（2010年前後）來講，那是合適的、進取的政策。對於中國的發展階段來講，如果那時全國都採用上海的政策，我們後面的煤電不會瘋狂漲得這麼厲害。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更穩健、現實和公平的發展中國家的立場。
中：你後來離開國際NGO而加入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和創辦創綠中心，同上面這些思考有關嗎？
盧：其實是有內在聯繫的。我當時已經非常強烈地感受到源自於西方的環保NGO的觀點是落後於形勢的。他們沒有一個有說服力的讓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有效地兼顧環境保護的論述。
我在研究上海的垃圾政策的時候，上海的人均垃圾產生量當時是比歐盟低的。上海市政府已經做了很多的努力，還是每天要面對一萬多噸的垃圾。此時你跟他說不應再建焚化爐和掩埋場，坐在對面的官員會覺得你不顧實際、紙上談兵。這給我一個很深的體會，我們需要承認，有一些來自西方的國際環保NGO的主流立場，是沒有辦法很有力地去回應這些國家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當時我有一種很深的焦慮，我已經做了十年的國際NGO了，我當時很渴望跟中國草根NGO「同呼吸、共命運」。我們提出的主張需要更接地氣，更能夠讓有能力做決策的人覺得言之有理，並且切合實際。
做完上海世博會的項目以後我就去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因為我想看企業家從企業角度為什麼覺得環保重要？他們做了什麼？他們準備要做什麼？與此同時我也擔任了自然之友的執行理事長。當時我和一些朋友提出「行動者要更有主體意識」，應該站在中國的現實來看待這些問題，來尋找好的介入方式和立場，而不是照本宣科，因為某某國際組織寫了這個立場我們就把它翻譯成中文在中國推銷。
中：站在本土NGO視角，你發現一些之前沒注意到的新東西嗎？
盧：跳出原有的框框，頓時豁然開朗。當時中國的頂尖企業家準備為環保而出力，那為什麼我們的環保NGO同仁沒有很好地與他們對接？我覺得後來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做的事情就很好。
IPE給企業家們看到用合法公開的污染數據就可以觸動跨國企業，從而倒逼供應鏈環境改善。 SEE生態協會的一些中國民營企業家會員因此特別在意，希望自己的公司包括供應商不要出現在污染地圖上面，這才有了後來的「綠色供應鏈」這個項目。應該說IPE與SEE生態協會這群企業家的互動，是第一次中國草根環保力量跟有社會影響力的決策者走在一起，而且能夠互相產生攜手合作、共同進步的效果。
作為自然之友的執行理事長，我也見證它從無到有、開拓了環境公益訴訟這條路。另外，重慶兩江、綠色昆明、甘肅綠駝鈴等機構在地方上開展工作，雖然都是很小的NGO，但是朝氣蓬勃。
中：你剛才提到2012年的霧霾是中國高層看待環境與發展問題的重大轉折…
盧：到了2012年冬天，高層應該是非常清楚地看到，舊有的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得要發生改變。話語層面的改變非常明顯，「生態文明」很快就成為街頭巷尾的熱詞和標語。
但如果沒有2000年代民間環保組織那些唐吉訶德式的努力的話，這一切可能會來得更慢一些，更不確定一些。對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公眾來說，這些民間組織其實在用那幾年積累能量，幫助大家儲備語言和意識來談論環境與發展這些問題。當轉變的機會出現了，大家才有能力去抓住它。
中：那2013年你加入WWF，回歸國際NGO，又是出於怎樣的考慮？
盧： 我當時了解到WWF想要找一個中國人來去領導機構發展。作為最大的國際環保NGO，它想進行本土化。我覺得如果WWF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支持本地的環保工作和本地的草根NGO，那應該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位置。回頭看來這七年也確實如此。現在的WWF肯定是比七年前更本土化和有主體意識了。
我們過去的資金都是從國外來，其它的WWF辦公室直接資助項目，北京辦公室根本鞭長莫及。我們剛剛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辦公室，自己去定我們的政策和戰略，不再是總部的一個分支機構，在用人上面更強調從中國的現實出發。我們也調整了內部的結構，按照自己的戰略來募集資金。
現在我們已經成為WWF全球網絡中最有話語權的辦公室之一，我覺得這個轉變是很重大的。它可能多多少少地反映了中國國力在國際上的增長，儘管我們的資金額相比其它辦公室還是很少。我也很積極地去結連其它發展中國家的WWF辦公室，每年都推動南南合作會議。這也是我覺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些事。
中：2010年天津氣候大會時，你對於中國環保NGO有一些批評和觀察，那對於中國民間力量參與即將召開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BD）昆明大會有什麼期望嗎?
盧：我很早就開始推動公民生物多樣性聯盟的建立，讓中國NGO可以更有系統和組織地去參與昆明大會。我覺得中國NGO的表現肯定要好過天津。至少現在生態環境部認可並發函邀請民間組織參與公民生物多樣性聯盟，我覺得這個是十年前不可預見的。從這一點來講，中國環保NGO和國家之間多了一點信任和默契吧。
我期望中國NGO可以去塑造關於生物多樣性的一些討論，引入原創的觀點，貢獻我們在中國這個高速發展的經濟體所積累的獨特經驗。我特別想提的是，西方目前還是存在非常二分法的觀點：環境與經濟發展互相對立，零和對弈、此消彼長、自然保護區裡面最好沒有人的存在。包括主流國際NGO討論CBD的目標的時候，也有這種傾向。但我們需要的並不是把一半地球保護下來，另外一半地球怎麼糟蹋都可以。
我在WWF內部堅持提出「自然與人的新政」（New Deal for Nature AND PEOPLE）。從40年前WWF在中國開始做環境保護工作，這裡的保護區裡就是有人的，就算是大熊貓保護區的核心區也有很多老百姓，祖輩賴以為生。
在中國的道家傳統中，「洞天」就是一個有人的地方，它是一個避難所，是在人們居住的鄉鎮後方的山林。終南山相對於長安、青城山相對於成都都是「洞天」。當時這些洞天都有很清楚的村規民約，不可以在水源裡面投毒、不可以殺害野生動物、不可以隨便生火等。從社會功能上而言，洞天可以說是古人的一個生產性環境，一份生態保險，當萬一有戰禍的時候，人可以逃難避險。
從這個角度去看，「洞天」應該是人類最早的有組織的自然保護區。如果這樣理解的話，中國的自然保護事業從一開始就跟人的生存和安全乃至子孫後代的使用是密不可分的。就像太極圖一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圓融統一。
※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在全球與本土之間：盧思騁眼中的中國環保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