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2020）年10月刊登在《科學（Science）》期刊的研究指出，將水生生物多樣性整合進保育行動計畫中，將能為淡水生物帶來實質幫助，並且對陸域生物造成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
保育地區通常是依照陸域物種的需求與分布而劃定，並假設一旦對目標物種來說重要的地區被保護下來，那棲息在同樣地方的其他物種也會得到惠益，此現象稱作「附帶保育」（incidental conservation）。
為了要檢測這個假說，巴西聖保羅大學（University of São Paulo）與拉夫拉斯聯邦大學（Federal University of Lavras）的萊爾（Cecília Gontijo Leal）領導跨國及跨領域研究團隊，透過在保育行動計畫中優先考量陸域或淡水生物多樣性，探討這兩種的優先次序對不同生物類群所產生的成本和效益。他們在巴西位於亞馬遜河流域的帕拉州帕拉戈米納斯市（Paragominas）與聖塔倫市（Santarém），執行植物、鳥類、魚類與昆蟲調查，以製作物種分布圖，並將其應用於「分區保育行動計畫」（zonation conservation planning）框架中，這種規劃方式會考量哪些地方能為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提供最大效益，並建議將這些地方劃為保育區。
他們的分析顯示，如果保育行動計畫只關注陸域物種的需求與分布的話，幾乎幫不上淡水物種——相較於以淡水生態為主角的保育行動計畫，只能達到22%的效益。相對來說，只關照水生物種需求的規畫方式，也能對陸域動植物有益：相較於以陸域為主角的保育行動計畫，可達到84%的效益。但作者也說，如果想獲致最大效益，還是要以綜合性的方式規劃保育方針。
同時顧慮陸域與淡水物種的綜合性規劃方式，在帕拉戈米納斯市將能使得對淡水物種的效益平均提升62%，而在聖塔倫市更是能提升345%，只是對於陸域物種來說，獲得的效益比起以陸域為主的規劃方式減少了1%。
萊爾說，她對研究結果差異如此之大感到驚訝。「我們原先就有預期」陸域和淡水物種的需求之間「可能存在比想像中還要大的衝突」，她說。
「比較特別的是，以他們這次考察的兩個區域來看，保護陸域生物多樣性所要權衡取捨的很少，但對淡水生物多樣性來說就不是這樣了：關注陸域保育不一定有助於淡水生態」，未參與研究、任教於德州農工大學的水生生態學家韋恩米勒（Kirk Winemiller）說。「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研究，因為它提倡在亞馬遜地區保育淡水生物多樣性，而我們都知道這是迫切需要做的」，他補充。
像是河流、湖泊、溪流等淡水生態系，僅覆蓋地球表面的1%，但卻是目前10%已知物種的棲息地。亞馬遜又是淡水生物多樣性的熱點：據估計，地球上每10種魚類中，就有一種棲息在亞馬遜河流域的溪流與支流中。但是水生生物卻時常在保育行動計畫中被忽略（有部份原因是相較於在陸地上的鄰居，人們對水生生物所知甚少），且自1970年以來，淡水生物族群量下降超過80%，而陸域與海洋生物的族群量則是下降40%。
「我認為這是一份很出色的研究，其中的資料集也很棒」，沒有參與研究的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熱帶生態學家班克斯萊特（Cristina Banks-Leite）說。「這份研究傳達出來的訊息很重要，而且來得正是時候。」
研究團隊根據河川集水區（也就是水流經過並順而流進同一條河或湖泊的區域）的分布將陸地分成數個單位進行分析。研究者同時也可藉由這個方法，將對淡水物種的擴散與繁殖來說很重要的河川連結度一併納入考量。
「將集水區與水文流域納入考量是合理的，因為水循環與陸域系統本就完全相連」，萊爾說。「如果用獨立點狀或塊狀方式思考陸域生態系，等於是完全將其與淡水系統的運作脫鉤。」
此外，關注河川集水區，「也讓研究者連結了更大面積的土地」，班克斯萊特說。「我認為這是為什麼研究者最後發現，以淡水為主體的保育行動計畫會對陸域生物多樣性造成這麼高的共利益（co-benefits）。」
專家都認同淡水流域的連結度可能對所有生物區系(biome)來說都很重要，這也使得這項研究能夠廣泛應用於其他棲地，但是專家也提醒，在一些異質性比較高的生態系中，如溫帶多山地區，綜合性保育行動計畫所能帶來的效益規模可能不會這麼大。「在世界上其他正面臨嚴重威脅的地區中，也應該要執行更多類似研究」，韋恩米勒說。
雖然綜合性的保育行動計畫看起來顯然有助於生物多樣性，「但我們的研究是為這些設想中的顯見找出證據，這很重要，因為如果沒有證據的話，很難正當立論與建立更多知識」，萊爾說。
由於陸域與水生生態學在學術研究中被區分到不同的領域中，因此整合性的研究取徑有可能受到阻礙。「在這兩個領域中，一直都有充滿熱情的人們做出偉大的研究，但他們不常一起合作，這也是這篇研究頗為新鮮之處」，韋恩米勒說。
除此之外，很少有人試著從事這種研究的原因是，對生物多樣性進行全面採樣是極具挑戰性的，尤其是在熱帶地區。「對淡水生物多樣性進行採樣真的很困難，我真的要大大讚揚這些作者，因為在亞馬遜流域調查魚類與無脊椎動物極其困難」，班克斯萊特說。
這份研究來得及時：政策制定者與權益關係人正準備為接下來的數十年，協議出新的策略目標、子目標與保育架構，包括預計在明年以前出版、在《生物多樣性公約》下的後2020全球生物多樣性架構。萊爾說，若能在新的國際目標中，納入一併考量陸域與淡水生物的綜合性保育行動計畫，對她來說是為這份研究「錦上添花」。
班克斯萊特也認同道，「我希望這份研究可以喚醒其他科學家與政治人物。」
這份研究也有可能影響國家與區域級的政策制定。舉例來說，在巴西九個位在亞馬遜流域的行政州中，規定地主要將私有財產中的80%留作法定保留地，不過對於這些保留地的位置卻沒有規範可循，所以通常都是那些最不適合從事農業的土地被指派為保留地。萊爾說，如果在規劃法定保留地的過程中，將淡水流域的連結度納入考量，將為農民與生物多樣性帶來幫助。「（在土地分區上）小小的改變，也有可能為保育帶來長足影響」，她說。
參考資料
- Mongabay（2020年11月16日），Conserve freshwater or land biodiversity? Why not both, new study 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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