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紅樹林總面積持續減少的背景下，中國卻成為少數紅樹林面積淨增加的國家之一。在中國，不僅超過75%的天然紅樹林被納入保護地範圍，遠遠超過42%的世界平均水準，大規模人工造林也讓中國紅樹林面積在21世紀的前20年間增長超過23%——但如今這張漂亮的保護成績單卻引發另一種反思：依靠成本高昂的造林帶來的紅樹林面積增加是否永續？它所帶來的生態風險又是否得不償失？
造林熱潮漸退之際，中國內陸很多自然保護區探索出的「社區共管」模式，成為中國紅樹林保護新的探索方向。當單純的「種樹」模式轉向紅樹林生態系統的整體修復和保護後，讓當地社區參與保護方案的決策、實施和評估，與保護區共同管理自然資源變得重要起來。在社區共管模式下，社區既貢獻於保護，也能從永續利用自然資源中獲益。
社區共管能否成為紅樹林生態系統修復的解決方案？中國的紅樹林保護專家和民間組織們正在尋找答案。
紅樹林保護轉向
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2000年，中國的紅樹林面積從5萬公頃急劇下降到2.2萬公頃，喪失了超過一半的紅樹林。其主要原因是圍塘養殖。自2000年以來，通過嚴格保護和大規模人工造林，紅樹林面積淨增加了5000公頃。
但是，主管紅樹林修復的林業部門過去一直將紅樹林定義為「森林資源」而非海洋生態系統，相應地，修復措施是種樹，目標則是造林面積。代價也顯而易見：中國適合直接造林的泥灘地面積很小，為了完成面積指標，很多地方在並不適合紅樹林生長的低潮位泥灘地上種樹，導致紅樹林存活率很低。有時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甚至人為抬高泥灘地。這不僅成本高昂，還有生態風險。被填掉的中低潮帶底棲動物豐富，是水鳥的覓食地，被填土種樹後，水鳥就失去了「飯碗」。
這條彎路走了將近20年。中國在2017年發布的《全國沿海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規劃》中，規定了4.8萬多公頃的造林目標，這遠超當前紅樹林適合生長區域的面積。同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廣西北海考察紅樹林時提出要「尊重科學」。2020年印發的《紅樹林保護修復專項行動計畫（2020-2025年）》（下稱「行動計畫」）將造林目標大幅縮減為9000多公頃。並且強調要「對紅樹林生態系統實施整體保護」。
「僅僅三年時間，就及時修改了國家規劃，這非常難得。」中國生態學會紅樹林生態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廈門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教授王文卿告訴《中外對話》：「這代表至少在國家規劃層面，中國對紅樹林的管理，由只盯著種樹面積的有林地修復，真正轉向了生態系統修復和保護。」
隨著紅樹林管理從「種樹」到「修復生態系統」轉變，難解的歷史難題浮出水面。一個常識是，最適合修復紅樹林的地方，恰恰就是紅樹林曾經生長過、但又被清除的地方。而這些地方大多被開發成了魚蝦養殖塘。這在很多國家都是頭號難題。全球50%以上的紅樹林面積下降是由於圍塘養殖。在中國，自1980年至2000年被佔用紅樹林面積將近1.3萬公頃，其中圍塘養殖就占97.6%。
2021年由王文卿等中國紅樹林專家撰寫的《中國紅樹林濕地保護與恢復戰略研究》（下稱《戰略研究》）出版，系統性總結了中國紅樹林保護工作的得與失。並且提出，退塘還林和還濕將是中國未來紅樹林修復的主要方式。《行動計畫》也提出要依序清退自然保護地內的養殖塘——而據不完全統計，2018年全國紅樹林自然保護區和濕地公園內的魚塘總面積近1萬公頃，超過中國現有紅樹林面積的1/3。
由於需要的補貼金額巨大，地方財政難以承擔，退塘執行艱難。況且，就算保護區能收回這些養殖塘，管理它們也需要相當大的行政成本，以保護區現有的人力和資金無力應對。另外，目前政府對紅樹林嚴格保護、不鼓勵利用的態度，也讓很多生活在紅樹林區的居民對保護政策態度消極。
如何解決紅樹林區居民生計和保護的矛盾？過去被「種樹」模式排除在外的社區，如今成為「退塘」模式下最重要的權益關係人。其以何種方式參與到紅樹林管理，也將決定紅樹林生態系統的恢復品質。
社區共管：湛江探索
僅從理念來看，在紅樹林保護區探索「社區共管」並不新鮮。《行動計畫》的最後一條要求「充分調動民眾參與紅樹林保護修復的積極性，建立健全社區共建共管機制」。在一份八年前的福建漳江口紅樹林自然保護區培訓材料中，也完整介紹過社區共管的好處，並且稱「進行社區共管是實現保護與永續經營最行之有效的措施」。
知易行難。根據《戰略研究》，中國以紅樹林為主要保護對象的14個省級以上自然保護區（國家級六個、省級八個）中，除廣東湛江紅樹林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設置了永續管理科負責社區共管外，其餘的都沒有把社區共管納入日常工作。
湛江重視社區參與有其現實的必然性。它擁有中國面積最大的紅樹林保護區，但保護區域過於分散，跨39個鄉鎮，涉及人口244萬。保護區內4800多公頃養殖塘則是管理的頭號難題。
早在2001至2006年間，中國與荷蘭在湛江所處的雷州半島開展紅樹林保護計畫合作，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大的紅樹林境外捐款計畫。其目標之一就是建立有效的社區共管模式。但據多位專家回憶，實際上只是停留在社區宣教、為村民修建基礎設施的層面。
但這畢竟在當地營造了社區參與的認知基礎。自那之後，不僅保護區在建制上納入了社區共管工作，一些環保組織也開始在湛江試點探索社區共管。2021年，湛江紅樹林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與北京市企業家環保基金會（SEE）、紅樹林基金會（MCF）共同啟動了雷州半島的河北村、北家村社區保護計畫。參與設計該計畫的計畫官員告訴《中外對話》，在這個階段，希望推動更多村民直接參與到保護工作中來。
「以保護區的人力去管理每一個地塊，挑戰非常大。但因為在很多保護區塊，當地人就住在那裡，他們去做保護會更好。」上述計畫官員說，比如對互花米草等外來物種清理之後，這些植物還有可能冒芽，村民看到之後就及時清除掉，比起在外來物種擴散之後保護區再動用工程手段，效果會更好，成本也低得多。
但這仍未達到「共管」最期望達到的狀態：讓村民參與到保護方案的制定，明確權責，以及實現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
歸根究柢，在王文卿看來，這是因為目前中國並沒有對於紅樹林資源永續利用的成熟技術路線。紅樹林永續利用，一般是兩種模式：生態養殖和生態旅遊。但眼下兩者收益都遠不及密集型養殖等破壞性開發的收益。特別是生態養殖，作為被期待可以解決退塘難題的方案，現在沒有可供大面積推廣的方案。
「科學理論上還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比如養殖動物在紅樹林生態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對於這些基礎問題，我們還缺乏答案。」王文卿舉了個簡單例子來說，「比如貝類、螺，牠們吃什麼，排泄物又到哪裡去了？」
多個科研單位、公益機構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探索。湛江北家村、河北村的紅樹林社區保護計畫為期四年。據悉，計畫組將探索養殖與生態效益共存的保護模式。思路是讓魚塘在用於養殖的同時，為候鳥營造良好的環境，從而讓飛來此地越冬的鴴鷸類，能夠覓食、棲息。
一個現成的參考是香港的米埔濕地，冬天用作鳥兒的覓食地，其他季節仍舊可以養殖。但上述計畫官員認為，米埔濕地的保護屬性更強，所以養殖規模和密度都不大，這一點可能不適用於湛江。
「我們還是希望能盡量保證養殖戶的收益。」這位計畫官員說，北家村計畫下養殖的產量相比以往可能會有所減少，可以探索為養殖戶提供補貼的方式，即便如此，成本也遠遠小於回收魚塘補償和保護區全盤管理的成本。
海南大學南海海洋資源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副研究員趙鵬過去兩年也在廣西北海做實驗，嘗試在廢棄蝦塘中恢復紅樹林生態系統，然後再在其中投放魚蝦蟹貝的幼苗。「雖然產量比密集養殖的低，但生態產品的價格會上去，而且總比老百姓什麼都得不到要強。」他說。
「讓老百姓永續地利用紅樹林資源，這是個趨勢。」趙鵬認為，天然紅樹林應該得到嚴格保護已經是共識，但應該考慮怎麼將人工林的管護權和收益權授給當地社區，這樣當地居民才願意去保護紅樹林，「否則是不永續的。」
但養殖與生態和諧共存的紅樹林保護，仍有很多實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怎麼加速紅樹林生態系統的恢復；怎麼調配投入物種，得到合適的產量；以及如何在潮汐自由漲落的同時保證養殖物還留在系統內，不至於被潮汐捲走。
因此，王文卿認為，雖然《行動計畫》在最後提了一句社區共管，「但現在欠缺有效方法、案例。」
中國與東南亞：區域互學
由於地處全球紅樹林分佈區域的北緣，受低溫所限，中國的紅樹林面積只占全球2‰。而在全球範圍內，很多紅樹林資源豐富的熱帶地區已經有了不少紅樹林永續利用的經驗。不僅《行動計畫》要求要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在2021年10月舉行的中國－東南亞國協 （簡稱東協）領導人會議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在發言中提出，要加強雙方的紅樹林保護合作，並促進知識共享。
在2021年10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COP15）第一階段開幕前夕，中國－東協紅樹林保護倡議發布，並提出建立以中國和東協國家本土民間組織為主體的「中國－東協紅樹林保護網絡」。該網絡旨在通過區域合作的方式，科學修復和管護紅樹林，以遏制紅樹林生態系統退化，並聯合各界探索區域生態治理的新路徑。
中國與東協國家開展紅樹林保護合作有著特殊意義。東南亞被稱為全球紅樹林的分布中心，這是因為東南亞的紅樹林面積占全球1/3，僅印尼就擁有20%。而且東南亞的紅樹物種之豐富也屬全球之最。
但這裡也是紅樹林淨損失最大的區域之一。2018年，保護國際（CI）、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大自然保護協會（TNC）、濕地國際和世界自然基金會（WWF） 成立了全球紅樹林聯盟，目標是通過公平有效的保護和修復措施來擴大紅樹林的恢復面積。
2021年該聯盟發布《世界紅樹林狀況》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概述了目前全球紅樹林研究與保護行動的最新情況。根據《報告》，近80%的人為驅動紅樹林的損失集中發生在六個國家：印尼、緬甸、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
東南亞紅樹林消失的最大原因是被改造用於商品生產，比如魚蝦養殖和水稻種植，近些年油棕種植的擴張也帶來顯著影響。據上述報告估計，自1975年以來，在泰國僅養蝦場的發展就導致了50～65%的紅樹林消失。
《報告》也介紹了很多東南亞、非洲和加勒比等地區在社區層面對紅樹林資源永續利用案例。王文卿曾赴越南和印尼考察當地的紅樹林修復工作，他認為，相比中國，那裡沿海居民對紅樹林的生計依賴性更高，基於社區的永續利用實踐更多，在這方面中國應當引以為鑑。
但在有些專家看來，這些案例不太容易照搬到中國。一是因為中國沿海人均紅樹林占有量要小得多，無法僅靠自然資源來滿足生計；二是過去幾十年圍塘養殖獲得了高密度的經濟收益，相比較其他熱帶國家，中國放棄圍塘養殖的機會成本要高得多。
但東南亞地區在制度和實踐層面對社區共管的探索，仍然值得關注。1997年泰國憲法確立了傳統社區在自然資源管理方面的權利。有研究表明，與國有森林相比，泰國的社區森林擁有更多的生物多樣性。柬埔寨、緬甸、菲律賓和越南也都建立了成熟的社區管理森林制度。2012年，印尼國家紅樹林政策要求所有紅樹林管理透過國家協調機構，或由政府、非政府組織、沿海社區和商業領袖組成的區域多權益關係人紅樹林管理工作組進行。
然而，光有制度是不夠的。受限於經濟發展階段和治理能力，通過社區來保護紅樹林依然挑戰巨大——不僅需要實實在在的生計替代來源，也需要運行良好的參與式協作管理架構。
在這方面，中國的民間組織也有了一些嘗試。在中緬氣候援助的架構下，北京朝陽區永續全球環境研究所（GEI）自2017年開始在緬甸聯合當地夥伴機構，通過推動社區參與保護，包括建立社區基金提供低息貸款改善當地生計、推廣清潔爐灶，以減少一些社區砍伐紅樹林用作薪柴的行為。
GEI海洋計畫經理范敏告訴《中外對話》，接下來會致力於推動部分計畫區域所在地的紅樹林劃定為公共保護森林——緬甸自然保護地中的一個類別，社區居民可以在其中申請社區森林，以擁有30年的永續使用權，可以享受產品免稅等優惠。政府也會發放紅樹苗給社區來種植、修復。
值得一提的是，GEI在緬甸所使用的是以社區為主導的「社區協議保護」機制，最早是GEI從秘魯引入中國，在中國西南山地的保護區經過實踐、本土化成功之後，再「出口」到東南亞計畫中去的。王文卿說，中國這些年在紅樹林修復的種植技術上積累了豐富理論和經驗，並形成了十幾項相關標準。他注意到，泥灘地造林、少數幾個樹種的大面積種植等教訓，在東南亞一些國家仍在發生，因此中國的經驗值得推廣。范敏說，不僅中國過去在修復紅樹林上的技術積累可以分享給東協紅樹林國家，而且眼下開始著力解決的退塘問題，也將是未來東協相關國家要面臨的主要挑戰。
※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中國紅樹林社區共管探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