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思三：死傷的黑熊，只是零星個案？
警調單位於案發後第10天，隨即公告黑熊711死因的調查結果。動物身中槍傷，頭顱和身上皆有明顯外傷，並查獲兩名重要嫌疑人，涉嫌非法獵捕、宰殺保育類動物，問訊後各以3萬元交保。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近5年來已知的紀錄（包括此案），便有4起黑熊涉及槍擊的意外，其中有3起死亡，另一起是查獲山老鼠宰殺食用及販賣熊掌。由此可見槍獵與黑熊死傷的議題，恐怕不容小覷。這是第一次黑熊槍擊案情有明朗的調查進展和公開說明，令人感動。
法官辦案時，通常會考慮嫌疑人的犯案動機，但在此，我也想幫動物說聲公道話。因為對受害者（黑熊）而言，無論如何，死亡的結局則都是一樣的。對於國人也是如此，就是又少了一隻台灣黑熊。因此，以目前台灣黑熊屬於法定瀕臨絕種的保育等級而論，無論是黑熊遭誤殺或非法狩獵，在保育管理上，我們都應該設法去遏止這些不必要的死傷持續發生。
近年來，台灣黑熊保育推廣在國人的認同和努力下，逐漸出現了進展和轉機，也有越來越多民眾願意通報死亡或落難的黑熊個體。或許多數民眾是不會刻意去獵殺黑熊的，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仍免不了有誤殺或誤傷的情況，這也是我們責無旁貸、應該設法釐清和避免的。
姑且不論嫌疑人的犯罪動機，每次發生黑熊死亡事件，狩獵議題總會成為爭議焦點，奈何總未出現各方滿意的解套辦法。事過境遷，下次又換另一隻倒楣的黑熊出場，輪番躍上新聞版面，問題好像也沒有解決，只不過換來民眾一次又一次心碎，每每懷疑瀕危黑熊保育管理的實際成效。
遺憾的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沒有看到贏家，而只有輸家，那就是台灣黑熊，以及失去了珍貴物種的我們。在環境急遽破壞的今日，瀕危物種的保育自有其優先順位和普世價值。我相信，有著不同文化背景和價值體系的人，要對自然資源利利用有共同的認知和作為，本身就不是一件易事。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不可以互相欣賞、學習、一起進步。這也是野生動物經營管理的目標。
迷思四：動物保育和原住民狩獵文化，是不是一定勢不兩立
在動物倫理和環保意識高漲的今日，由於黑熊主要分布於原住民傳統狩獵領域，一旦有黑熊因狩獵傷亡，原住民狩獵活動便不免有被汙名化之嫌，或讓附近部落居民被貼標籤。這樣對黑熊保育或傳統文化維繫都沒有幫助。因為不是只有原住民會狩獵，而獵熊當下的情境如盜獵、自我防衛、誤捕、戰利品等，也須適度考量，不宜以偏概全。
另一方面，我們也需建立正確的認知：狩獵活動雖會造成動物死亡，但若能適度管理，整個野生動物族群未必會下降，甚至可能增加。反之，若一味禁獵，卻沒有落實配套的管理辦法和動物族群數量監測、並搭配有效的執法，永續野生動物族群的理想也無法成真。如此對於任何族群文化皆非好事。
當然，對於當前數量已經極稀少的法定瀕臨絕種動物，像是全台灣只剩下幾百頭的黑熊，沒有任何一頭應該被獵殺、被視為獵物。更何況台灣黑熊在各個原住民族中，都不是文化祭儀所需的動物，多數民族的傳統文化也有獵黑熊的禁忌或神話，成為無形中的保護。這樣具保育意義的文化涵養，是應該被正視和維護宣揚的。
根據台灣黑熊保育協會2013年委託海樹兒．犮刺拉菲（Haisul Palalavi）教授所做的研究指出，他調查的台灣14個原住民族中，十個民族有黑熊的傳話或相關狩獵禁忌。傳統原住民狩獵文化也有很多禁忌或部落規範，包括獵具使用、時間、地區、獵物的利用方式等等，並非外人所想的看到什麼就打什麼。
然而隨著社會政經環境改變，傳統文化中帶有保育意涵的思維逐漸式微，今日台灣黑熊仍存在黑市買賣，作為滿足饕客的野味珍饈。這樣的商業利用是早期傳統文化所沒有的。所以，我們才需要對身為潛在消費者的社會大眾呼籲「沒有買賣，沒有殺戮」。同時，狩獵管理也需具有科學監測、符合地方共管的永續狩獵模式，而非像以前那樣全面禁止狩獵，管理和執法卻不足。
為兼顧傳統原住民族文化和自然資源永續，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計畫，立意良好。管理單位（林務局或國家公園等）、學術界和原民部落協力，透過因地制宜的部落公約和族群監測計劃，落實永續野生動物的經營管理。一個有效自主管理的狩獵區域，也較不容易發生外來者進入狩獵的情形，因為在地組織獵人在合法的情況下，會加強巡護自己的獵場。
當然，不同學者、不同部落、甚或同一部落內部的不同人物，對於如何管理狩獵都各有不同解讀。因此要凝聚社區共識、協力制定公約、讓各方遵守規範，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反覆溝通協調和滾動式調整。狩獵需要某種程度的規範與管理，並取得在地社區的支持與實踐，方能落實保育與資源永續，應該是多數人所認同的。
迷思五：野放，不是把動物放出去就好了？
滋擾黑熊的野放本身就極具挑戰性，這也是台灣頭一遭。因此，黑熊711野放不是把熊放出去之後追蹤動向那麼簡單。因為國內相關管理經驗不足，需籌組「熊野放工作小組」，含括具有熊類背景的專家學者，並制定縝密的風險管理計畫，事先沙盤推演熊野放可能的面臨的各種困難，並研擬因應策略，以利有效執行。國內熊野放相關的作業流程和組織專業培力的建構，必是未來需要持續盤點和強化的。
另外，從管理單位的立場來看，野放選址還得考量內部跨單位或不同行政機關之間的協調配合，以及自身的資源調度和專業管理能力。不管原地或異地野放，黑熊本身移動便經常跨行政轄區，活動力強的黑熊，會凸顯出同時提升各相關管理單位（如不同林管處、林務局和國家公園之間等）黑熊經營管理能力的重要性，否則單靠特定單位執行，難免捉襟見肘。如此也會侷限野放選址的可能性，並影響整體保育成效。這也是黑熊711野放過程中，我們所見的組織管理議題。
無論台灣黑熊的救傷或野放，皆涉及政府和民間資源的整合，以及跨部會和機關之間的密切合作。過去國內共有九次黑熊野放相關經驗，無論成敗，都是不可或缺的經驗累積，有待進一步專業彙整、檢討分析，以發展出適用台灣的黑熊野放標準作業流程。
（完整閱讀：〈送熊孩子回家的漫漫長路：從黑熊「711」談台灣黑熊保育的6個迷思〉（一）、（二）、（三））
（作者為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熊類專家群組亞洲黑熊小組聯合主席、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台灣黑熊保育協會理事長。）
※ 本文獲作者同意轉載，原刊於《獨立評論@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