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反核運動，一走將近40年。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下稱綠盟）與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10年前在一股反核浪潮下，籌劃出版反核運動史專書《海島核事︰反核運動、能源選擇，與一場尚未結束的告別》。作者兼運動參與者王舜薇、崔愫欣，把反核運動的前世今生、不同年代運動者的心路歷程、核廢貯存無解方等問題，壓縮在這500多頁的專書裡。鏡頭前，運動者呈現意志高昂的一面；鎂光燈後，他們走過不少運動低潮——從直視內心恐懼，到堅持信念。
反核運動尚未完結，核能議題在每次大選中都重新被炒起。崔愫欣在後記裡拷問，「社會運動能改變什麼？台灣社會真的能有所改變嗎？」
反核運動橫跨40年 運動者曾受情治單位監控
「寫書一開始就是熱情。」去（2023）年23日的新書發布會上，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說。10年前正值反核運動的小高潮，2013年3月曾經有20萬人走上北、中、南、東的街頭要求廢核，陳明章、柯一正等藝文界人士在台上大合唱，數千群眾在凱道夜宿；至翌年4月亦有5萬人占領街頭，半夜更遭警方以水柱驅散。
這是寫書的起點。「那時會有點天真，在那個社會氣氛，覺得有動力會完成（寫書）。沒想到開始做，就會發現這是一本非常漫長的書，跟它的運動一樣漫長。」莊瑞琳說。
《海島核事》共分六個篇章，從1955年行政院成立「原子能委員會」（現為核能安全委員會）、核電廠崛起說起，反核運動從威權時代延伸至代議政治，戰線從民間走入議會，從街頭集結到進行公投，又重回地方。過去40年，是公民參與反核運動一場漫長的民主試煉。
反核運動一路走來並不容易。台灣大學物理學系退休教授、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前會長張國龍在書中提到，70年代的台灣，當時幾乎沒學者討論這種「高度專業及機密」的核能，在戒嚴時期無人敢公開反對，「或者根本無從反對起」。
主張環保、反核，還必須冒生命危險。張國龍憶及，當時國外發生很多環保人士遭暗殺事件，例如有人被推出馬路被車撞死，於是他每次站在路口等紅綠燈時，都一定離車道遠遠的。他收過黑函攻擊，他的台大課堂常受情治單位監控，父親也被情治單位告誡，「叫你兒子好好教書就好，不要管閒事」。
「不安分」學者的倡議 揭反核運動濫觴
幾十年前的種種威嚇，放到現今社會或許匪夷所思，當年卻燃起運動者對抗不公義的信念。也因為這些「不安分」的科學家和學者，投書報章、上街遊行，到後來遊說立法質詢，把核能禍害帶到民眾眼前，才有後來者傳承運動。
1988年3月，30多個民間團體聯合在金山、鹽寮、恆春等地舉行說明會和遊行，聯合提出〈一九八八反核宣言〉，4月舉辦首次全國反核大遊行；在1993年的選舉中，前民進黨候選人把「核四滾蛋」掛在宣傳車上，停泊在福隆車站前，6月核四審查預算，貢寮人罷市抗議；1994年5月貢寮鄉核四案自行進行地方公投。
當參與者越來越多，運動策略也出現分歧——要走上政治途徑、訴求公投解決，還是回到地方進行肉搏戰？當探討能源問題，各方有不同的政治想像，也暗藏了對民意和權力的不同詮釋。至後來，反核團體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台北分會「分家」，促成綠盟於2000年誕生。
把歷史寫成書 連結土地、居民、反核運動者與行動
千禧年代才參與反核運動的王舜薇，把這些前人故事和歷史寫下來。她在發布會上憶述，2005年讀大學時看到《海島核事》另一作者崔愫欣執導的紀錄片《貢寮，你好嗎》，才開始認識反核運動；08年到綠盟工作，成為參與者之一。
「認識反核不是從上街遊行、激烈衝突開始，當時是運動最低潮的時候」。那些年，運動者透過創辦社區報、在地方辦工作假期和活動，把不認識反核運動的人帶進地方，甚至在福隆盛大的觀光活動沙灘搖滾音樂祭上，舉布條、發傳單，引起樂手關注並回應環保議題，意外打開文化戰線，促成行政院指示專案小組調查，首次承認核四工程是沙灘流失的原因之一。
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讓台灣重新檢視核能禍害，那幾年迎來反核運動的小高峰——一場又一場的上街遊行、占領凱道、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絕食要求停建核四......。可是，王舜薇深感過去運動者那種「雖然是低潮，但還是有希望」的濃郁情感，與外面世界討論擁核跟反核、討論遊行的喧鬧，像平行世界，「沒法對話在一起」，她看到寫書的重要，「是不是應該有一本書，把我們都未有很認識的前面一段反核歷史好好講出來？」
這誠如莊瑞琳所說，一切來自滿腔熱情。可在書寫過程，王舜薇才發現狀態不對——她沒有在一個寫作的狀態，更多的是她自覺運動資歷太淺，一直自我質疑，「我有什麼資格撐起這個責任？」
為了書寫，王舜薇曾走到山上，花三天兩夜走淡蘭古道，到了大溪的三方向山，往東北方望過去——那是核四廠所在地，在美麗的海岸線上，有這麼一座白色建築物，她當刻產生了很純粹的感受，「它不適合在那邊，它放在那裡，曾經帶給海岸線那邊的人那麼多衝擊」。在糾結之中，她重新連結這些故事、人物，回到她反核的初衷，開始釋懷。
「暫存」蘭嶼的核廢 一放40年
同樣回到反核現場的，還有崔愫欣。現任綠盟秘書長的她，書寫的部分，主要關於核廢何去何從。70年代，當時的原子能委員會認為處理核廢唯一可行方式是貯存在離島，且評估蘭嶼最適當。本來蘭嶼的低階核廢料只是「暫停貯存」，卻在小島一存40年。
崔愫欣在發布會上坦言，心底對於蘭嶼有愧疚，「我們台灣人用了那麼多核電，核廢放在蘭嶼，還是沒法出來，我一去蘭嶼，就會覺得難過，我不知怎樣面對他們。」
崔愫欣在書中引述關曉榮撰寫的《蘭嶼報告》，描述蘭嶼是這樣的——「把台灣不要的、對台灣有安全威脅的東西和人，擱置在『距離台灣愈遠愈好』的意識形態，明白反映中心與邊陲的基礎結構……。」
2016年民進黨蔡英文上任總統，8月1日向原住民道歉，提到當年「政府在雅美族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將核廢料存置在蘭嶼。蘭嶼的族人承受核廢料的傷害。為此，我要代表政府向雅美族人道歉」；並成立「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小組」，2018年7月完成相關報告書，及後編列預算，「補償」原住民。
可是，核廢並沒有因此而遷出蘭嶼，亦沒有訂出遷出具體時間表；有關「補償金」，亦被質疑到底是「回饋」還是「損害賠償」，並觸發了島上贊成與反對的激烈爭辯。在爭議重重當中，補償金還是撥放下來。
莫失莫忘 「這不是可以輕易放棄」
只是，除了錢，運動者更關心的是蘭嶼和台灣本島面對能源轉型的未來。崔愫欣在後記裡拷問，「社會運動能改變什麼？台灣社會真的能有所改變嗎？」她提到，每次大選，核電議題都會浮上檯面，成為能源政策的主要爭議，但她認為反核不只是為了擺脫核電的威脅和恐嚇，也是為了開展新的能源政策，不讓既得利益者繼續主導台灣的能源未來，並期待新一代行動者可以將關心化作能源轉型的行動。
莫失莫忘，她們寫下這本書，種下種子，讓社會有更多資料去展開能源轉型對話，「這不是可以輕易放棄，在我們在做足夠努力之前。」崔愫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