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從此人們不僅可以公開舉辦賞鳥活動，也日益渴望在工作之餘享受休閒時光。賞鳥協會的數量增至19個，也成了一個聯合會（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該聯合會於1996年加入了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網絡，目前擁有5000名會員。2000年左右，在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領導的本土化政治下，中華野鳥學會的英文名稱由Chinese Wild Bird Society改為Wild Bird Federation of Taiwan。2008年陳水扁下台後，又改回原本的英文名稱。[1]
正如社會學者蕭新煌所言：「由於台灣的自然環境遭到日益嚴重的破壞，這個原本非政治性的組織便逐漸受政治性的行動主義吸引，畢竟惡化的環境嚴重違背了學會的基本信念。」不過，雖然許多探討香港與台灣鳥會的觀察者強調這些鳥會的民主組織，視其與台北的國民黨政府或北京的共產黨政權為鮮明的對比，但我並不想將民主的概念視為不證自明，畢竟在中國也有一些賞鳥團體在實踐自己的民主形式。稍後我也將說明，香港和台灣的身份認同如何也同樣來自殖民主義和冷戰的遺產。
在本章，我想探問的是，這種民主的行動主義如何讓台灣的賞鳥者察覺鳥類警報信號，以及他們如何冒著被錯誤信號引誘的風險。
關渡自然公園是中華野鳥學會的第一個成功案例。在一場歷經十年的反開發抗爭後，該公園於1996年創立。這座位於台北郊區的公園是濱鳥（shorebirds）的家園，每年10月，學會都會舉辦「賞鳥博覽會」，吸引大約一萬人前往參與活動。關渡自然公園可以跟香港的米埔自然保護區相媲美，兩者都推動了賞鳥的普及化。另一場環境動員則跟塱原的例子呈現出有趣的對比，而且兩場運動發生的時間差不多。
中華野鳥學會支持雲林縣湖本村民對一項陸砂開採計畫的抗爭，抗爭的理由是：湖本村是八色鳥（Pitta nympha）的家園。八色鳥是一種色彩斑斕的候鳥，曾被認為是台灣的特有鳥種。中華鳥會發起了一項「搶救八色鳥故鄉，停止陸砂開採」的國際請願活動，取得超過萬人連署，包括了95%的湖本村民。
農委會（現農業部）因此著手調查八色鳥的繁殖數量，估計湖本村八色鳥的族群數量約為40隻。2000年6月14日，新當選的總統陳水扁表示：「台灣如果失去八色鳥，不只是失去美麗的顏色，也將造成全球的損失。」因此，湖本村被國際鳥盟指定為重點鳥區（Important Bird Area），也被中華民國政府認定為生態村。
然而，特有生物研究中心（現為生物多樣性研究所）進一步的研究卻顯示，八色鳥其實遍布台灣，而且其整體數量的減少要歸咎於婆羅洲的森林砍伐（婆羅洲是八色鳥過冬之處）。因此，在經過漫長的環境影響評估後，2008年政府批准了附近湖山水庫的工程計畫。
剛好就在這位台灣民選總統任期結束之際，賞鳥者在湖本村的動員也告失敗。之所以失敗，可能是因為這場運動圍繞著一個「旗艦物種」而組織起來。「旗艦物種」具有高度標誌性或象徵性，能夠吸引不同行動者「登船」，加入環境運動。
相較之下，香港鳥會並未將焦點放在塱原的單一物種上，而是堅持由當地村民管理棲息地具有的生態價值。為了讓保育政策能持續在塱原這片農地上進行，香港觀鳥會成員要求賞鳥者定期訪視該地區，並把當地拍攝到的鳥照上傳到學會網站。
我們可以把塱原和湖本兩地幾乎同時進行的環境運動視為警告世人鳥類命運的兩種方式。保護旗艦物種是一場賭注，因為牠所受到的威脅可能並不如原本所想的那樣；相較之下，保存一塊崗哨地域則似乎更為永續，因為持續在這樣的邊界空間進行監測，長遠來說破壞環境的影響將變得可見。
在香港與台灣賞鳥者的動員上，還有另一項頗具啟發性的對比。台灣有一塊領地的位置與塱原的情形非常類似。金門是位於中國海岸邊的一座島嶼，離廈門非常近。它一直是中華民國的屬地，並曾是兩個中國幾次戰鬥的發生地點。
金門野鳥學會曾寫了一份請願書，反對在金門與廈門之間興建大橋。學會認為這會破壞島嶼過去半世紀因為作為戰地，而保存下來的豐富生物多樣性。金門鳥會得到了廈門鳥會的支持，後者指出，廈門雖然跟金門有著類似的生態系統，但因為更高度的發展，許多金門還可以看到的物種，如今在廈門都已消失。
但金門當地居民卻支持這項興建計畫，認為在半世紀的軍事隔絕後，這座橋將能為金門帶來觀光人潮，享受當地豐富的文化遺產（始於17世紀的閩南建築以及戰爭博物館），以及當地的酒品。與香港的情形恰成對比，由於當地人並不覺得威脅大到必須發動在地動員，因此金門的賞鳥者未能把一個軍事哨站轉變為環境哨站。
因此，香港的賞鳥者之所以能夠勝任環境哨兵，可以說是因為他們處於兩個極端的中間，而這兩個極端恰可見於台灣的例子：過度警戒（就像保護湖本村八色鳥的動員裡，八色鳥被當成本地特有物種）與缺乏警戒（就像金門當地人未投入於領土保護）。
一端是旗艦物種的象徵價值，另一端則是對整體環境威脅的雜亂感知，在兩者之間，香港鳥類的命運則生產出有意義的信號。這讓我們可以對哨兵裝置提出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如何用可持續的方式對威脅發出適當的信號？面對星球尺度的各種全球性威脅，這個問題如今已變得至關重要。不過，答案倒是可以在免疫學者於生物體尺度所做的基本思考中找到。
※ 本文摘錄自《禽流感的哨兵》。轉載請洽左岸文化。
註釋
[1]2020年9月，國際鳥盟認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的中文名稱對國際鳥盟的夥伴關係造成風險，因此要求中華鳥會更改中文名稱。中華鳥會拒絕，並被國際鳥盟移出正式夥伴關係。稍後，中華鳥會經會員大會決議，將英文會名改為Taiwan Wild Bird Federation。
禽流感的哨兵：中國邊界上的病毒獵人和賞鳥者如何預備傳染病大流行
作者：弗雷德里克．凱克
譯者：陳榮泰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3年12月20日
ISBN：9786267209646
1957年亞洲流感、1968年香港流感、2003年SARS危機，直到2019年Covid-19，伴隨養殖產業的密集發展，中國一直被認為是（且很可能仍然是）下一波人畜共通傳染病「震央」。
面對中國的資訊不透明，處於震央邊沿的香港、新加坡和台灣如何因為地緣政治的條件，發展出不同的預備技術？當公共衛生危機出現，除了把動物及養殖者當成不得不的犧牲，還能有什麼其他的想像與做法？
作者在香港、新加坡和台灣這三個哨站進行為期或長或短的多點民族誌調查，走訪病毒實驗室、醫院、家畜試驗所、養殖場、賞鳥者的社群，觀察這三個華人社會應對禽流感威脅的各種預備工作，包括突發疫情的監測、病毒變異的模擬、病毒資料的儲存與疫苗和藥物的儲備等。
本書透過人類學對牧養社會與狩獵社會的討論，開展一連串的視野轉換，以批判的眼光分辨大流行病預警工作裡經常混雜不同的語言，如為了維護多數、優勢者或者人類的安全而犧牲少數、弱勢者以及動物的維安話語。
面對將會一再侵襲人類社會的病毒，我們需要借助其他生命形式的察覺能力，以及人類社會與動物一同生活的多樣經驗，發揮其他想像和實作的可能，警覺可能發生的改變。
作者介紹
弗雷德里克・凱克（Frédéric Keck）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資深研究員，法蘭西公學院社會人類學實驗室成員，研究主題涉及哲學史、科學人類學、風險社會學、環境研究等，著有《流感的世界》（Un monde grippé, 2010）、《預警信號：病毒傳染、社會正義與環境危機》（Signaux d’alerte. Contagion virale, justice sociale, crises environnementales, 2020）、《以備不測：列維－布留爾與警覺的科學》（Préparer l’imprévisible. Lévy-Bruhl et les sciences de la vigilance, 2023）等。本書曾獲2020年法蘭西學術院頒發的羅森（Léon-de-Rosen）獎，表揚對促進環境意識有貢獻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