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地球生命演化的過程中，人類和其他生命環環相扣出現了；
在人類文明的演化過程中，我們卻不自覺地將其他生命逐一消滅！
有一位著名的國際環保學者，名字不記得了，曾說過一段很悲觀的話：「環境（生態）保護永遠不會成功，因為每一代投身其中的人，都以恢復到他自己之前看到的狀態為標準，而他看到的已經不是第一代的真相了」，如果這是真的，那現在蓬勃發展，百家爭鳴的台灣環境生態保育界，誰說的才是合理的呢？
整體的環境保護我不敢講，因為包含許多的社會運動，陸地上的林業和野生動物保護，也不是我的領域，但是台灣水域生態（河川及海洋）保護議題能進入到1980年代以經濟和陸地建設為中心思維的台灣社會，卻有許多和我有關。「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或許在這個全球變化最極端的年代，寫出來和大家分享，可以作為台灣環保的見證，以及未來該如何做的參考。
從文獻和媒體紀錄上看，在我之前的海洋與河川領域，並沒有珊瑚保育、鯨豚救援、白海豚保育、封溪護魚、921地震後中橫公路重定位、人工濕地營造、東沙島珊瑚環礁及太平島生態調查等觀念的認知與作為。而會開始投入並倡導這些議題，也從來不是我的人生志向，只是從年輕時一路從事台灣水域生態研究的過程中，看到許多人們自以為是，自我中心的思維和做法，造成許多水中生命瀕臨滅絕或消失，感到憤憤不平，總該有人出來說點公道話，做些什麼事吧？
1976年：珊瑚外銷的年代
教育民眾認識珊瑚的想法始自1976年，在中研院張崑雄老師實驗室服務時，兩年的全台亞潮帶水肺潛水魚類生態調查，我親睹了沒有人打擾過的原始珊瑚礁生態系，也有機會用攝影機記錄下牠們美麗的原始容顏 [1]。1982年在中山大學任教後，又繼續協助張老師做墾丁地區長期海洋生態調查計畫，主持珊瑚部分的研究，過程中收集的資料後來成為設立墾丁國家公園（1982～1984）的基礎資訊及論述。
不過，當我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及台灣其他地區和離島（含遠在南海，仍處戒嚴時期，無人聞問的東沙島和太平島），這段時間正巧適逢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因為親身經歷了彼時台灣熱帶魚貿易商及漁民遍地開花，用氰酸鉀採捕墾丁、澎湖、綠島、蘭嶼、甚至東沙觀賞魚類和珊瑚做為外銷貨品的蓬勃發展，並有不少漁民在珊瑚礁區以炸藥捕魚，而對他們造成的海洋破壞憂心不已。但是當時的社會普遍認知為——珊瑚是沒有生命的石頭，漂白後只是魚缸美麗的裝飾品，熱帶魚是沒有價值的魚類，烏魚、旗魚、赤鯮、黃魚……才是重要的海洋生物。
因此1987年我和花長生先生合作寫了台灣第一本科普圖鑑《珊瑚之美》，由漢光出版社出版，獲當年金鼎獎書籍；1989年又寫了《珊瑚學——兼論台灣的珊瑚資源》，由黎明出版社出版，並獲當年教育部優良大專教科書獎，嘗試從社會和學校兩方面分進合擊，喚醒國人對珊瑚礁生態系的重視（兩本書中助理黃瑞傑都貢獻良多）。
這個努力一直延續到1997年我在中研院陳章波先進的鼓勵下召集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創設「中華民國珊瑚礁學會」，擔任了一屆會長，並經歷了1998年全球第一次大規模珊瑚白化事件，國際媒體大肆宣揚的熱潮後，珊瑚礁保育已成了台灣社會普遍的認知，於是就在會長任期屆滿，奉獻約20年後，交棒退出，轉而去做當時更「前瞻」的珊瑚繁殖了。
為什麼做珊瑚繁殖呢？緣自於我籌建海生館，瞭解到全世界觀賞魚水族市場的需要，只有「人工繁殖珊瑚」才能減輕野外的採捕壓力，甚至創造新的人工水產養殖市場。加上1984年開始有一連串論文發表證實全球二氧化碳增加（Keeling curve）造成氣候暖化的事實，及1998年終於發生的全球珊瑚白化事件，於是下定決心引導海生館的研究資源走向珊瑚的培育、復育及相關科學研究。
其中繁殖部分聘用的是剛剛拿到學位的樊同雲博士，並特別付了專利轉移費用，送他到歐洲的蒙地卡羅的摩納哥水族館及法國的尼斯大學去受訓，好在回來之後，除了協助「珊瑚王國」館的建設以外，也同時為館方建立當時規畫中全世界最先進也最大的珊瑚繁殖中心，包括超過50種珊瑚，上萬株無性培育的種苗，及研發能有性、大量繁殖的「完全養殖」，《National Geography》、《Discovery》、《BBC》等媒體亦曾報導過。這些成果後來也吸引了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加州弗瑞斯諾州立大學、關島大學、奧勒岡大學等研究團隊前來和海生館合作，而且主要是以篩選研究南灣核三廠出水口的耐熱品種珊瑚為主，以應付日益升高的海溫。
可惜這個研究在2003年後擴大至墾丁、小琉球、綠島等地點做野外移植時，被中央研究院兩位研究員分別以破壞環境及「偽科學」等投書所阻止（見中央圖書館相關報紙資料），一直到2010年後珊瑚白化頻繁發生，2016年澳洲政府向全世界徵求保育繁殖珊瑚的計畫後，才又逐漸成為全球海洋保育最熱門的議題之一。台灣則直到2024年3月才由企業台達電重新支持海生館和海科館，並「引入」美國Mote海洋實驗室的珊瑚復育及耐熱種移植經驗，簽署建立合作計畫，不過台灣已損失了利用優勢資源，領先全球海洋保育風潮、技術與實務的關鍵契機！
1991年：當鯨豚游進台灣
鯨豚救援則是自1991年開始的，我接了海洋生物博物館籌備處的主任，深知自土地徵收開始到建館完成的工作是漫漫長路，但是全民海洋教育的工作卻刻不容緩（博物館屬當時教育部的社會教育司管轄），可是在沒有場館的情況下，要如何找出一個適當的切入點，讓創造的議題既能夠引起媒體報導興趣、喚醒民眾的海洋保育概念、能和世界接軌又不會影響漁民既有權益呢？思考再三，我選擇了當時和現實生活距離遙遠又無人在意的「鯨魚」。因為建館的墾丁附近曾有日本的捕鯨基地，並是昔日捕鯨漁場，1980年代禁止捕鯨，保護海洋哺乳類是國際正夯的議題，而台灣附近海豚擱淺、誤捕及在西海岸一些鄉鎮食用海豚肉的事件時有所聞。籌備處如果能順利喚起國人對鯨類的保護，推動海洋教育，呼應國際趨勢，將是一舉數得的事。
為此我做了三件事，第一是動員籌備處的專業同仁、養殖設施和志工首次發起在得知海豚擱淺時即刻前往救援的活動，並利用籌備處建布的新聞網同步發布消息，和全國民眾分享；第二是在海生館中籌建全球第一座可以親水的「鯨魚池」，重現曾在台灣出現過的鯨魚種類，讓展示和教育相互呼應；第三件事比較難，就是收集並編寫台灣第一本鯨魚圖鑑，作為社會推廣，以及鯨魚池設計的藍本。
可是要找誰寫呢？1991年時台灣有三位海洋界學者的研究涉及鯨魚或海豚，分別是楊鴻嘉研究員（水產試驗所）、陳哲聰教授（海洋大學）、莫顯蕎教授（中山大學），但是他們已各有專業，未必會以此為重點，而且一個新興領域，必定需要培養更多的新人加入，才會壯大，所以我就在邵廣昭研究員（中研院）建議下，詢問了一位曾是他台大學生，當時剛回國不久，計畫申請不是很順利的周蓮香副教授（台大），她之前做的研究雖然都是陸上生物，但表示願意嘗試接下。海生館給她保證三年，每年100萬以上，並可支持她出國拜訪學者、收集資訊和照片的工作，相對責任則是要寫一本「台灣曾經出現過的鯨魚和海豚」圖鑑，以及支援我們的各項海豚救援活動。
這個計畫非常成功，多次海豚救援的對象都成了新聞媒體連續報導的主角，我（海生館籌備處）也都推周教授和獸醫（醫護專業由館方獸醫和屏科大獸醫系合作執行）出面接受訪問。不久之後，除了自己基地及合作的民間魚池以外，農委會也利用各地水試所就近設立救援站。1994年籌備處如期出版了台灣有史以來的第一本《台灣鯨類圖鑑》並公開對外發表及廣為宣傳，以利民間的傳播和救援。沒多久，賞鯨（其實應該是賞海豚）變成台灣一個新興的國民海上旅遊活動。
不過如前所言，一個新興領域的可長可久，必定需要許多人投入才能日益壯大，因此除了周教授以外，海生館也邀請了熱愛海洋的廖鴻基先生成為海生館的駐館作家，並協助他和黑潮基金會執行墾丁國家公園委託的海域鯨豚調查計畫。以及邀請王愈超博士和楊世主小姐執行了三年的，曾被認為擱淺屍體是對岸漂過來的白海豚族群調查，並在證實台灣存在一個獨立族群後，又慎重的支持舉辦了一個小型國際論壇確認，才由海生館在2003年於台北台大校友中心召開了新聞發布記者會，對外宣告台灣存在這群特有海洋哺乳類的消息。
召開記者會時，一位代表農委會林務局的出席先生很嚴肅的跟我說：「野生動物保育是他們的職掌，是不是請我（海生館）以後不要再多管閒事了？」這句話讓我心有所感。「但開風氣不為師」應是讀書人最該自省的原則之一，而在過去，台灣鯨豚救援的報導、賞鯨活動和志工加入早已風起雲湧，民間也成立了鯨豚救援協會，官方（時為林務局）的保育對象也從陸地生物擴及海洋生物，我想，努力了14年，又該是交棒的時候了。
1987年：封溪護魚、中橫封路
「封溪護魚」的具體作為大約是從1987年開始的。其實遠在高中，我和六個建中的死黨蹺課時就成天在新店和南、北勢溪划船、游泳、露營、釣魚。上大學後，在當時水試所所長鄧火土老師指導下，我的畢業論文寫的就是「河川不同河域魚類相的探討」，早早就種下了和淡水溪流結緣的種子。
而真正長期投入，則是因為1980年代初期，高雄縣三民鄉（今那瑪夏區）由於對外道路逐漸改善，導致大量遊客湧入造成楠梓仙溪生態與魚類的巨大衝擊一事。
高雄縣政府從1987年左右，委託在中山大學教書的我執行楠梓仙溪的魚類族群變化和生態調查研究，並在之後依據實測科學資料擬定了對應管理政策，也就是台灣第一次的每年在魚類生殖季節執行「封溪護魚」，好在兼顧在地居民觀光產業收入的原則下，讓自然生命有一個生存喘息的空間，也同時輔導在地居民組成巡守隊，義務勸導遊客違法行為。
這種依科學而訂定，兼顧生態和地方經濟活動的作為，效果是如此的好，以致於後來全台各地群起效尤，高雄縣政府還特別編寫出版封溪護魚手冊，供其他縣市有一個可以依循的參考做法。
楠梓仙溪的調查，我們自掏腰包擴充至整條高屏溪水系的研究（包含楠梓仙溪、荖濃溪、隘寮溪、濁口溪、美濃溪），並一直持續觀察到2000年以後。因為如此長期的紀錄非常難得，而且在不到100公里的距離內，海拔高度可以從海平面一直延伸到2000公尺以上高山，溫度差異超過10℃以上，正是21世紀以後，研究全球暖化會對河川魚類產生什麼影響的最佳場域及數據。所以我們2007年發表在國際期刊《Ecology of Freshwater Fish》上闡述鯝魚（冷水）和高身鯝魚（暖水）因為環境變化所產生族群消長，冷退暖進的論文，就被許多外國媒體拿來當作氣候暖化可能會造成高山魚類滅絕的具體科學證據了。
在這段時間中，實驗室也陸續出版了高雄縣河川魚類誌、台南縣河川魚類誌、台東縣河川魚類誌等書，希望為台灣現代化過程時，最快也最可能消失的本土生物留下紀錄。直到1992年「台灣省農林廳特有生物中心」成立，專責調查、記錄、研究台灣每一個縣市的動、植物，我才淡出了為各縣市記錄在地淡水魚類相的心願，而專注於以大甲溪和高屏溪為對象，更深入的探討高山溪流魚類生活史及生態特性研究。
不過這段時間中前前後後所累積的資料，則於12年後和從大學生起（1987）就進入實驗室，一路參與計畫的陳義雄教授（海洋大學）出了一本（他是第一作者），應該也是第一本，包含了全台淡水魚類身世來源的《台灣淡水及河口魚類誌》（1999年由國立海生館出版），其中有關櫻花鉤吻鮭係源自蘭陽溪的假說，日本淡水魚研究中心的琵琶湖博物館還特別為此請我提供了相關的論述證據，收藏於他們的館中。調查研究至此，也算是為台灣淡水魚研究和保育的發展畫下一個逗點，而陳教授和海生館的韓僑權博士，以及一路上許許多多默默加入的朋友們，則仍繼續投身其間，發揚光大。
淡水溪流魚類的長期調查，也直接促成了我推動「中橫公路封路護生態」的倡議。1999年9月21日台灣中部發生了芮氏規模7.3的大地震，一夜之間，山「河」變色。大甲溪正是我長期追蹤調查的河川之一，由於希望知道地震對河川魚類的影響，這種機會可遇不可求，震後第三天道路一開放，我和團隊就進入災區，沿著河道在災後仍然可及的調查地點採樣，並在山壁仍然不時有滾石落下的狀態下，直接潛入水中觀測災後魚類的情況，同時將調查頻率從一年四季提高到每個月一次（FisheryScience.，2002）。
經由密集的觀測發現，地震導致山坡土石鬆動，雖然沒有立刻滑落，卻在雨季來時造成超大量的土石流，再加上道路搶修時堆置的廢土，如果不讓山林有自然消化的機會，一再崩塌，一再搶修，終會將大甲溪如擁塞的都市溝渠般整個填滿，造成河川生物傷亡殆盡；而靠飲河水而生的鳥獸，因為沒有了水源，也將無一倖免。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谷關吊橋下的河床，地震前距橋面至少50公尺，地震後由於土石堆積，河床距橋面已剩不到五公尺，原本裸露流動的溪水變成都在沙土中滲流了。思之再三，在中橫公路一再重修又被沖斷了幾次後，我就準備了一份「中橫公路重定位」的說帖[2]，和自然生態攝影學會的李進興理事長共同邀請了大約十幾個環保團體的朋友，在學會的辦公室舉行了一個聚會，成立了「自然生態保育聯盟」，共同呼籲政府將中橫公路自谷關至梨山段封閉，將這條原本為了開發中部山區資源，已為台灣服務了40多年的東、西交通大動脈重新定位為能讓山林休息，水土涵養的管制道路。因為事關重大，任職政府的張景森委員（公共工程會副主委）特別邀請相關單位商議，終能定案，成為了台灣第一條為了恢復自然而封閉公路的案例，直至今日。（未完待續，點此閱讀系列第二篇）
註釋
[1] 該紀錄「台灣亞潮帶魚類生態」在1978年獲頒第一屆金穗獎最佳16厘米紀錄。
[2] 投影片原稿現存台大科教中心，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7XCWwEAat5gOUODDyVksY81zTGJq8R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