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脅二：隨著資源耗損所形成的污染問題
過去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如同中國官方所宣稱，帶給廣大十億人民百年來難得優渥的民生條件，但是卻也使中國和東亞的環境面對史無前例的浩劫。中國目前面臨的環境問題之複雜，除了將會在未來影響中國本身的經濟發展之外，也已經對周邊國家造成極大的影響。土地的過度開發使得內蒙古和黃河河套區沙漠化的情形幾乎失去控制，除了專家預期北京將在2050年之前陷入沙漠化的危機之外，伴隨沙漠化而來的沙塵暴，已經在過去幾年不斷的襲擊韓國，日本和台灣。
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生效，很少人注意到除了眾人指責的美國之外，中國和印度都不是京都議定書附附一所列國家，也就是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諾期，並無減量責任。二氧化碳量排放的不受控制，已經使環西太平洋各國逐漸感受到異常天氣的壓力。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環境保護的議題並沒有在BRICs等新興國家的政府當局受到等同的重視。可以想像的是，如同過去任何一個經濟體的興起，在這些新興市場國家中，當環境保護的議題與經濟發展發生衝突時，在快速成長的階段是很難捨棄經濟發展的誘因來遷就人類共同的環境保護。
所以如果一旦BRICs四國如高盛證券的這份報告所預期般的成為下一個世代的經濟強權，那麼現有的六大工業國在不斷的將資金與產業投入這些新興國家市場的同時，要如何傳承過去累積的環境污染防治經驗，使這些新興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儘可能的避免過去如亞洲四小龍在興起過程中所遭受的環境污染問題，使未來人類所共同遭受的環境破壞減低到最低程度，是工業國家未來在扶植這四個新興市場所不得不謹慎面對的。
威脅三：是政治經濟結構的變動
過去一百年來我們檢視新興經濟體的發展，社會結構的開放與經濟市場的繁榮在不同的國家都必須不斷的有如左腳右腳一般的交互前進。在這樣的過程中，有的國家幸運的一步一步往前邁進，但是也有的國家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慎遭遇挫折而一蹶不振。這樣的進程有著經濟學理上的原因，當新興國家在經歷集權政府保護性的計畫經濟所帶來的經濟繁榮之後，為了延續原有的經濟發展動力，都必須面臨更大的市場開放的壓力與政府效率的要求。前者可能對在計畫經濟下受過度保護的特許寡斷行業造成衝擊，後者可能使原有政體必須面臨更開放的監督與制衡。這兩個條件加上中產階級的興起，都會原有居於上位的既得利益社會階層造成衝擊。
過去二三十年來，日本，台灣與韓國都見證了這樣的發展，也幸運的逐漸過渡這個過程中的衝擊，然而60年代曾經也是新興市場希望的拉丁美洲和菲律賓就沒有這麼幸運。BRICs四國中，目前只有俄羅斯率先經歷了這種政治與經濟社會解構的過程，儘管這樣的過程造成了自前蘇聯解體之後十餘年來俄羅斯國內的政治動盪，也使俄羅斯的經濟發展暫時落居中國之後，但是率先經歷民主開放的陣痛，卻可能是BRICs四國在未來的興起過程中，俄羅斯最大的無形資產。而尚未面對過經濟社會結構重組的中國和印度，要以什麼樣的方式經歷終究會面對的第一次經濟崩盤，崩盤之後隨之而來的社會解構要花多少的時間才能重新站起，才是決定了這兩大經濟體是否有資格成為2050年新經濟霸權的門檻。
1798年，馬爾薩斯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論，指出資源的等差級數成長將遠不及人口的等比成長。這一個學說的盛行，使得往後一百餘年近代帝國主義的擴張和兩次世界大戰的侵略行為有了合理化的學理基礎。一直到了1950年代綠色革命的成功，才正式推翻否定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因為馬爾薩斯當年忽略了資源的產量可能藉著革命性的科技進展而成等比或甚至更高比例的產量增加。隨著之後各種農礦業技術的改進，使得人類歷史上因為掠奪資源而慣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得以歇止，文明與科技也在這50年的和平中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遺憾的是，從1798到1950的150年中，卻已經有千千萬萬的塗炭生靈因為這樣的一個學說而在戰火中遇害。
兩百年後的今天，BRICs的興起絕對不只是另一個新興市場崛起的翻版，而將會是全體人類所必須共同面對的嚴肅課題。它將使得人類又將必須再一次面對人口與經濟成長及有限資源分配的困境。假若2050年屆時因為人類對經濟成長的貪婪需求，與已開發國家資金的不斷挹注而造成了BRICs的興起，使得這個新興經濟體內佔全球近三分之一人口得以享受更好的物質生活，但是人類不論在農漁業養殖技術，能源取得方式，環境保護能力，甚至生物科技研究等等各方面是不是也能夠隨著需求的等比增加而有革命性的進展，將是決定未來一百年人類文明和平是否得以延續的關鍵。雖然十億人一人一顆雞蛋會耗掉紐西蘭加澳洲一年的雞蛋產量，但是十億顆雞蛋如果可以藉著科技的進步，在不增加母雞和飼料的前提下完成增產，這樣的崛起才有希望，也才最符合全體人類的共同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