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成未來氣候變化的全球協定的基本原則是什麼？中國希望從全球氣候政策中得到什麼？亞曆克斯•埃文斯表示，情況正在變化，決策者應密切關注。
中國希望從全球氣候政策中得到什麼？這個問題——很多人在思考，但鮮有令人滿意的答案——在未來兩年裏可能會成為討論的熱點，原因是《京都議定書》的第一階段將於2012年到期，而制定替代政策的討論勢頭越來越強勁。
在最近由紐約大學國際合作中心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我已表明，有關氣候變化的兩種對立觀點之間的「競標戰」正在進行——一方是歐盟，另一方是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而夾在中間的是重要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印度，決定權實際上掌握在他們手中。關鍵的分歧在於，歐洲迫切要求針對氣候變化採取行動，而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不認同；歐洲堅信必須訂立強制性目標，而美國及其盟國則不同意。
但是，關於2012年以後氣候政策的兩個最重要問題，爭論雙方現已達成一致。雙方都不要求針對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上限（「穩定目標」）達成全球協定。雙方也都沒要求就發展中國家的目標展開討論。這是為什麼呢？
反對實施穩定目標以及為發展中國家設定目標對美國和澳大利亞來說很有意義。如果說氣候變化不是一個急迫的問題，那為什麼要開始討論一個比《京都議定書》更嚴苛的全球框架協定呢？而對於歐洲來說，政治上的考慮更加複雜。許多歐洲決策者私下認為為發展中國家設定目標是必要的。但是他們同時也認定沒有足夠的政治空間來展開討論——所以保持沉默。
因此，任何國家都不太可能發起有關穩定目標（它將不可避免地要求發展中國家制定目標）的嚴肅討論。但是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即將發生改變。
在過去的幾個月裏，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開始為歐洲在全球氣候政策中的態度探索一個新方向，她在演說中經常指出有必要在世界人均排放量趨同的基礎上制定一個全球框架公約（例如，參見她在九月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以及聯合國高層專題周期間就氣候變化問題所作的演講）。
雖然默克爾的提議還沒有得到歐洲其他決策者的認可，但是意味深長的是，根據德國官方的消息，這一提議來源於她和印度首相曼莫漢•辛格 (Manmohan Singh) 在2007年海利根達姆八國集團首腦會議上的一次交談——辛格曾在會上強調，人均平等標準是印度參與未來協定的必要條件。
如果此情況屬實，這將可能促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構成未來全球氣候變化「大協議」的原則展開真正的討論。至少，默克爾的建議可能已經引發有關全球氣候政策中既重要又棘手的問題的討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如何在貫徹共同而長期的原則並區分不同責任的同時，實現氣候的穩定——而任何一方的情況都不惡化。最好的情況是，默克爾所提出的原則可以實現全面交易，可以在整個經濟週期內應對氣候變化，而不是每次增加幾年的週期，使決策者和投資商都感覺不夠確定。
仍然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宣佈立場時並沒有附帶任何價格標籤；事實上，情況正相反。對印度而言，基於人均趨同標準的全球交易明顯是合乎情理的。2004 年印度人均二氧化碳 (CO2) 排放量為 1.02 噸，而全球平均排放量為 4.18 噸。即使印度的排放量迅速增長，其人均排放量仍然需要過很長時間才能超過世界平均水準。因此，基於人均水準趨同的全球排放貿易方案對印度非常有利。（巴西也有著同樣的基本動力，儘管在程度上稍有減弱。）
但是對於中國，並不能這麼清楚地得出結論。2004 年中國人均 CO2 排放量在 3.65 噸左右——比印度更接近世界平均值（儘管與美國人均排放 19.73 噸的水準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國際能源署估計，中國的人均排放水準到 2008 年可能超過世界平均水準。
這種變化發生之時，將是國際氣候政策中一個主要分水嶺出現之日。迄今為止，中國一直與七十七國集團的發展中國家處於同一陣營，但隨著中國加入上述「平均排放國」隊伍，情形可能就大不一樣了。
對於印度，單從利益角度考慮而參加基於人均趨同的全球交易是合理的，從明年起此合理性將不適用於中國。隨著中國的人均排放量超過世界平均值，它會發現自己處於與美國和歐盟相同的境遇：任何能夠切實穩定氣候的全球交易，都將涉及實際的減排——而無論人均排放水準趨同的進程出現得是快是慢，或根本就不會出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是否應支持一個穩定的上限——以及發展中國家不可避免地要承擔的減排目標——完全取決於中國對於氣候變化的緊迫性的認識，及其在多大程度上希望全世界達成一個共同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如果中國基本贊同美國有關氣候緊迫性不嚴重的觀點，那麼不會有什麼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中國認為氣候變化所造成的損害足以嚴重到危及中國的利益，而必須儘早而不是延遲地解決這一問題——或者說，應通過設定穩定目標來解決這個問題——那麼，中國就有必要就如何分配所導致的「全球排放預算」闡明觀點。其他涉及中國「和平崛起」的問題，很少能與這個問題一樣，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有如此重要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