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視工作邁入第9年，我很訝異我可以待得這麼久！
至今我還常常想起，當年面試我的柯金源導演（紀錄觀點製作人）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公共電視是一個很特別的工作環境，在這裡，你可以混水摸魚沒人管得了，也可以做得要死要活但是很快樂。看你要的是什麼？」 到底這是什麼樣的心情？我的體會又是什麼？我想，答案就在公共電視的「公共」二字上。
簡單來說，我在商業媒體跑新聞的時候，跟採訪組長的對話，常常是……
組長：「又是環評新聞喔，你跑這條有人要看嗎？」
記者：「我會做跟其他媒體不同的角度。」
組長：「不同的角度？畫面精彩嗎？」
記者：「現在都是開發至上，環境影響評估很重要，我會問更深入的訪問。」
組長：「你要怎麼做大？做辣？有爆點？」
記者：「這條不見得可以做辣，但我保證挖出更多訊息和分析！」
組長：「觀眾不要這個啦！看十秒就轉台了。」
記者：「可以試試看嗎？搞不好觀眾更想要知道更多的深入訊息。」
組長：「今天環評會吵架嗎？會有衝突嗎？」
記者：「不一定，不過環保團體會在場外抗議。」
組長：「抗議每天都有，找些有爆點的新聞啦！」
記者：「他們會演出行動劇，畫面應該還不錯，不過重點還是環評的程序過於草率，不做新聞出來，環保署不會有壓力啦！」
組長：「政策每天都在變變變，觀眾哪搞得清楚，做些簡單的、有爆點的！」
記者：「每條新聞都辣，搞不好觀眾會想要看清淡一點的。」
組長：「你不要想太多！」
然而，在公共電視台，我跟組長（或製作人）的對話，就有很大的不同。
記者：「我想去拍農地休耕的問題。」
組長：「好啊！很多人不了解問題的嚴重性，應該要去拍。」
記者：「可是我不想只拍蟲蟲危機，我想探討農地休耕背後的農業困境。」
組長：「有哪些困境呢？」
記者：「在全球化的潮流下，農民失去務農的動力，因為務農，賺不了錢。」
組長：「是喔！那就會談到WTO對農業的衝擊囉？」
記者：「是的。可是一定會帶到，政府面對WTO的態度過於消極，最後就是犧牲農民。」
組長：「那你要怎麼處理？」
記者：「試著把休耕政策講清楚，再搭配幾個農村的案例來說明政策施行現況。」
組長：「畫面可能要注意一下！」
記者：「休耕農地上，有些是種綠肥、有些是種能源作物，也有種像波斯菊那種的景觀作物，再加上農家的故事和農民的現身說法，應該還可以。」
組長：「好啊！政策題材比較硬，不容易吸引觀眾，可能要想一下場景畫面怎麼處理會比較好。」
記者：「好，我來規劃一下，再跟你討論。」
這就是我、一個小記者的實際體會，商業媒體與公共電視的確存在很大的不同。
以採訪的新聞選擇上來說，不同之處是：
商業媒體關心的，是辣、是大、是爆點，是衝出收視率的廣告收益。
公共電視期待的，是說清楚、是讓更多人知道，還有試著對政策提出批判。
商業媒體在乎的，是吵架、是衝突，是吸引觀眾的精彩畫面。
公共電視努力的，是底層的心聲、人民的互相了解，以及整個大環境的現況分析。
於是，我越來越努力、越來越有成就感，因為，我充分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投入，有助於這個社會內部的彼此理解。宜蘭的農民會跟我分享，他很高興透過報導看到了，美濃的水圳和當地的社造經驗；屏東的稻農會對我說，看了報導後他才知道，原來新竹的二期稻可以不灑農藥；而南投的有機農民在求助無門時，會在第一時間打電話給我說：「縣政府要收回我們的農地了，怎麼辦？地方記者幾乎都是縣政府的人，沒有人要來關心我們，只有公共電視會來。」
我不太喜歡說，在公共電視跑新聞，做得要死要活但是很快樂的那種心情。我也知道，正邁入第十年的公共電視，還有不少行政效率低落、公共服務不足等等尚待加強的問題。
可是，只要想到公共電視預算被凍結、立法委員拿監督之名企圖介入公共電視運作的種種紛擾，我就不斷地回憶起，當年柯金源導演跟我說的那些話，以及我在公共電視體會到的「公共精神」。
最後，想給國民黨立委諸公們一些建議：監督問政可以稍微進步一些嗎？用最笨的方法，至少透過立法院的討論空間，廣納學者專家意見，協助建立一個全民的、理性的、專業的、具有公共討論性質的監督機制，讓公共電視的價值與運作，回到公共領域來處理，也讓更多民眾的意見，可以系統化地進入公視。這樣很難嗎？
如果立委堅持凍結預算、又欲修法增加董監事人數，一再以監督之名直接影響公視的獨立性，後果真的不堪設想。因為此例一開，國民黨可要保證永遠執政，免得一不小心變成在野黨，反而製造了執政黨左右公共電視的機會，到時候再嚷著說政治力介入公視，一切就來不及了！更慘的是，公共電視只要忙著在各政黨之間求生存、要預算就夠了，哪還有獨立自主的機會？
以新聞部目前的幾個節目來看，或許「我們的島」要改名為「我們的好」，專門吹捧政府德政；「獨立特派員」更名為「統一特派員」，符合兩岸高層期待；「紀錄觀點」可以換換口味叫作「只紀錄沒觀點」，還有那個最讓立委討厭的call in節目，乾脆就從「有話好說」改成「無話可說」好了！
※本文轉載自「FINIMAY地下採訪中心」部落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