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人的善意下，玉山旅社在今(2009)年8月重新開張了。歷史建築能被保存下來固然令人欣喜，但這個沒有政府資助，全靠民間微薄募款留下來的老房子，未來如何支撐下去？而即使勉強支撐下來，這個空間未來要做什麼、又想向世人呈現何種面貌？卻是許多人的疑問。
從洪雅書房到玉山旅社，余國信都試著想借一個空間，去擴展社運力量的可能性，但環境運動這些年來進展不大，甚至出現巨大的瓶頸，許多社運人士都徬徨在交叉點上。玉山旅社對環境運動的省思，或許也是所有環境運動的省思。
洪雅書房邁入第10年
今年11月，洪雅這個「冊房」即將開滿10年，這種獨立書店能一開10年，讓人非常驚訝，想必也是如玉山旅社一樣因緣具足。為什麼開冊房？余國信笑笑說，「小時候不讀書啊。」因為家貧，連畢業旅行都沒去，後來喜歡賞鳥，參加環境運動，結識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但一直覺得人與人之間好疏離。
「不如來開個書店吧」。余國信想，有了一個空間，朋友就能聚集，想來就來，「過年都不用再寄賀年卡了」。書店，可以連結業務、生活，而且感覺溫馨、有教育意義。洪雅書房就這樣開幕了，立志成為「濁水溪以南最有特色書店」。
但收入不佳一直是洪雅書店很大的困擾，余國信說，「愈來愈慘」，而且朋友們也很難成為洪雅的常客。經過10年，洪雅書房的格局很難再有什麼突破，余國信認為，要突破，必須有新的地點、新的作法。
玉山旅社：人生另一個賭注
跟他見面的前一天，我提到才跟前環保聯盟理事長陳椒華見面，她跟我說，「下個月是我50歲生日，我要重新做人。」把椒華老師這段話說給余國信聽，他說，「對，35歲以後我也要重新做人。」我猜的，玉山旅社讓他重新做人。「這是我人生另一個賭注，如果不成功，我就再退回到洪雅書房。如果成功呢？」
環境運動的困境
做為一個記者，長期站在較遠的地方看環境運動，心中常有很深的感觸。我常覺得台灣的環保團體人才很多、奉獻環境的心不容懷疑。但問題是，環境運動愈做愈迷失了方向，像余國信說的「做運動的人愈來愈窮、朋友愈來愈少」。而且總是輸得多、贏得少，能讓官方感受到非改不可的壓力也愈來愈有限。
不要只質疑，拿出證據
日前國土計畫法草案台北場公聽會，許多人對這個草案提出許多批評，營建署副署長許文龍當場不客氣說，「你們如果覺得我們提的草案不好，就應該提出更好的，這樣才能對話。」這話聽來刺耳，不過也算中肯。
我覺得，環保團體花自己時間、金錢到這種場合來，無非想改變什麼，因此在這種場合，不要只提出問題或質疑，要拿出你認為更好的方案叫他改；不改，再拿出證據逼他就範。否則說實在的，在公聽會上罵得再義正詞嚴，會後不了了之，真正動得了條文的機會少之又少。
另外，平常在區委會、環評會、公聽會上，登記到發言已經很不容易，但卻常看到有人連發言稿都沒準備，隨意上去說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生態學會顧問張豐年醫師日前給大家的公開信中特別提到這點。
張醫師的作法是，每次參加會議前都會把發言單用電腦打好字（通常是洋洋灑灑三到四頁），先把發言單寄給大家（包括官方，要求列入正式紀錄）。有了發言單，當場發言才會井然有序，好好把意見提出來，否則在時間壓力下容易詞不達義。
挖深問題，死纏爛打
我認為，這些年來環境問題挖的最深的是台南環盟的「搶救烏山頭水庫」，前環盟理事長陳椒華從各個面向打這個仗，包括法律、環評、南北遊說、檢調系統...幾乎是火力全開，一點點可能的機會都不放棄。
業者做一本環評書，她為了指出錯誤，自己也介入調查做一本，在環評會、專家會議拿出來，告訴業者，就是有斷層通過垃圾場、就是有二重溪層、這種地質就不適合做垃圾掩埋場。諸多證據，打得台南縣長蘇煥智、環保署長沈世宏不敢輕易放水。不管這個案子最後會如何，都值得環保團體參考。
深耕議題另一個典範是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他們幾乎每做一個議題都有深入調查，你要說什麼？你想改變什麼？你的行動是什麼？背後都有完整論述。他們的議題不多，但目標明確，有自己的主見，每一個行動都發揮了關鍵的影響力。
如果不鎖定議題、深耕議題，這裏做一點、那裏沾一下，看來好像每個議題都發了聲，但打不到對手的痛處，到頭來還是如夢一場，白白消耗自己的力氣，那就不值了。
合作力量大
前環保署長陳重信曾說，「台灣的環保團體是9個人10間公司」。記得日前在台灣環境行動網的活動中，台大大氣系教授徐光蓉提到，日本的NGO在國外參加會議時會充分分工，發揮合作的戰力。台灣的環保團體卻很少這樣做，有時看到某些團體聲援某個團體，總是湊熱閙有餘、實質分工不足。
人已經不多、力量也已經夠微弱，但互別苗頭、互相撕殺卻是常見之事。連新開的咖啡館，要用北部或南部不同人進口的公平交易豆都可以開戰，環保團體的自相殘殺還真令人開眼。
突破媒體封鎖
還有，環保團體總是抱怨媒體不愛報導環境議題，媒體的自甘墮落當然不必再多說。事實上，前靜宜大學教授陳玉峰在玉山旅社開講時，多次痛批媒體，甚至要大家不要再看電視了。（我在現場覺得無地自容）。
但平常聽到比較多的是大家罵媒體，卻少有人提到如何突破媒體的策略。如果大家覺得主流媒體還是一個重要的戰場，那不如好好研究他、打敗他。其實，媒體愈不景氣，未來向經濟傾斜就會更嚴重，你是要坐以待斃，還是好好想個辦法？
久而久之，大家覺得商業媒體很難突破，於是把希望寄託於公共電視。日前在澎湖反賭的檢討會中，有人提到如何突破媒體，有一位前輩立刻說，「沒關係，公視有說要去拍」。公督盟執行長何宗勳立刻反問，「只有反賭的人才會看公視。」
也就是說，公視的報導會如何做，大家心知肚明，環境運動如果只倚靠公視，套句悟泓（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執行長）常說的，那是「和尚跟和尚念經，牧師跟牧師傳道。」
對媒體的遊說能力
日前大林電廠環評總決戰前，地球公民協會在環評前一天在各報登了半版廣告，讓人眼睛一亮。我認為，這個動作對媒體而言有一種有別於以往的觀感。過去我在報社計較環境新聞，主管常冷嘲熱諷，「那叫你們那些環保團體來登廣告啊。」
這話雖不值一聽，但某種程度反映報社的價值觀，而且就算報社主管沒偏見，但不可否認，有能力到報社遊說的，都是有錢有勢的大財團。環保團體或許可想想如何也給媒體點壓力。
另外，現在報社人力不足，各報都把民意論壇的版面放大，以減少新聞量的壓力。環保團體或許可善用這個好機會，培養一些文字好手，利用民意論壇。像綠黨發言人潘翰聲的勤於筆耕，就發揮不小的力量。文字力量，在農再條例運動過程中也發揮了同樣的效果。
突破「逢經濟必反」的刻板印象
日前在環境行動網一個演講場合，一位學員說，「每次看到環保團體出來反對就很反感，心想這些人又來亂。」
另一個在南部的研習營，一位學員在屏東環保聯盟洪輝祥演說後站起來問他，「我覺得如果經濟與環境衝突，那我會選擇犧牲一點環境，只有經濟變好了，環境才會好。」
這兩個學生的發言讓我想很久，基本上會參加什麼環境研習營的，都已是比較有保護環境概念的，如果連這些人都質疑環境運動，那可想而知一般人是如何看待現在的環境運動。
也就是說，環保團體要能突破「逢經濟必反」的社會成見，才有可能獲得支持。常見環保團體在擋國光石化也好、彰工火力發電廠也好，總是拿中華白海豚來擋。我當然覺得中華白海豚應該保育，但除了這個，難道，就沒有其他更對等、有力的論述了嗎？
老是用「環境最大」去對抗「經濟最大」，那是以卵擊石，然後你就常聽到當地居民反擊，「人都顧不了了還顧鳥，你們這些外地人吃飽太閒，不要管我們的事。」
談環境問題應回歸經濟層面，為什麼科學園區不應該蓋？不只因為那裏有魚有鳥，而是國科會負債千億，用全民的血汗錢去圖利財團，揮霍便宜的水電、農地，陷全民於環境惡化、糧食危機的風險中，這是公平正義，人人皆可誅的大是大非。
澎湖該不該設賭場？不只談價值觀，更該談不設賭場能給當地人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未來。你要舉證為什麼沒有賭場比較好、如何保障澎湖人安居樂業的未來，才能獲得普遍的支持。
整合性行動
另外，以環保團體抗爭常用的行動劇而言，或許很多人對過去有些環保團體一系列的裸體抗爭不以為然，但我要說的是，媒體第一次對「京都議定書」有感覺，就是因為這些活動。有一次在十二月耶誕節天氣爆熱，兩三個人在台北市紅樓廣場前一脫，說多少理論都不如這一脫，讓人感受到氣候變遷的可怕。
年中「地球憲章聯盟」成立大會，公視記者林靜梅致詞時說：「拜託大家以後行動劇演有趣一點，否則環保記者都快被你們搞得沒工作了。」這雖然是玩笑話，但現在的行動劇潦草到這般地步也實在是匪夷所思，有時連圖文都登不出來。
行動劇有出奇制勝的效果，當然要有後續行動搭配，包括遊說、公民參與、對官方行動的掌握等等都是運動的關鍵。
還有，不要做一些自相取暖、自我消耗的事。台灣雖號稱民主時代，但民意那一套政府卻已完全無動於衷，連署、遊行、靜坐、苦行...這些好像都變得沒什麼用。如何在每個行動都讓官方感到真正的壓力，是要好好思考的。
不上戰場則已，要打就要打勝仗，當然輸贏有天時地利，但自己要先有這種志氣。我一直是這樣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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