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四期環評在爭議不斷中過關，環保人士與地方居民抗議力道未減，環保署則頻發聲明，指名道姓批評環保記者與環保人士。顯然，這場爭議尚未落幕。
爭議以來，雲彰地區農漁民帶著其賴以維生的農作、蚵殼、舉著白布條，從地方到中央，四處抗議，時序有如回到1980年代：戰後急速工業化所帶來的污染後果，讓許多受害的身體再也無法承受，當民眾陳情千百次還等不到公權力伸張正義（三晃化工陳情269次、反杜邦設廠請願13000次），民眾被迫自力救濟，以圍廠、堵路、遊行、包圍政府機關等為自己主持環境正義。這些行動迫使台灣政府面對環境問題，設立環保署、制訂各種環保法令如「公害糾紛防制法」及「環境影響評估法」，逐步將環境爭議導入制度性管道，台灣社會向環境現代化邁進。
然而，近來執政當局在面對包括中科四期開發爭議所採取的種種舉措，凸顯當下政府的環境治理失能，民眾對環保機構與制度的信任度陷入空前的危機，令人憂心台灣邁向環境現代化的進程正不進反退。
首先，環境民主進程堪憂：中科四期審查過程中，環境主管機關獨斷地制訂遊戲規則（如旁聽要點、延續會議等內規），阻礙民眾與環保團體參與攸關公眾利益的環評審議。環境爭議無法透過制度性管道釐清問題、充分溝通，重傷台灣環境民主。
其次，開發先行，埋下日後更多環境爭議的導火線。中科四期環評過程，諸多環境問題未能釐清，如高科技廢水空污毒害特性對中部農漁牧業的衝擊、地層下陷的疑慮等，而環評卻已強行過關。這個如各方預期的環評結果，不僅使民眾對既有制度性管道失望，也埋下日後各種爭議的導火線。比如中科廢水的去處，竟然留給開發單位自行決定，或者如其它科學園區一樣掠奪農業用水與地下水源，日後爭議恐將愈演愈烈。
再者，主政者與環境科技官僚未能正視「合法不等於沒污染」、「目前缺乏科學證據也不等於沒問題」的事實。當民眾早已深黯當代環境問題的風險性質，要求正視科技電子業製程產生的複雜毒性物質、落實環境預警原則，環境技術官僚卻屢屢保證高科技製造安全無虞，徒增社會對環境保護機構的不信任。
最後，環境與科技官僚援用環境法令與科學數字，全然否認民眾對高科技毒害的身體感受與心理擔憂，漠視既有科學的有限性以及常民科學的價值。當民眾告訴環保機構霄裡溪魚群消失、沿岸農田稻米不結穗、連福壽螺也活不了，這些環境觀察與身體感受，正是環境惡化的極大警訊。環境保護機構不思徹底解決污染問題，卻搬出一堆數據與法令，否定民眾的身體感受與環境觀察，極可能延遲了台灣社會解決各種潛藏的污染與危害。
當社會大眾發現，既有制度管道失能、環境保護機構不為環境把關，環保署、國科會只是高科技業者的開路先鋒，對食品安全、永續農業、生態環境充滿渴望的社會大眾以及被壓抑的受害民眾，顯然極有可能走上1980年代自力救濟運動的老路，這將是對過去20年環境現代化歷程的最大諷刺。
※ 本文原刊於2009年11月6日中國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