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思寮田調小組2010春季報告
田調時間：2010年2月5～7日初訪，4月17日二訪，6月5日三訪。
田調地點：彰化縣二林鎮萬合里一鄰（農場）、二鄰（相思寮）
移動是要憑藉著勇氣與冒險。移動，是為著尋找可能的幸福。......島內的南北移動與島外的跨國境遷移經驗，這些不同世代的移動歷史，驀然回首竟是如此接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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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秋鬥，相思寮70多歲的阿洲伯和阿將伯放下農事特地北上，抗議中科四期開發案剝奪了當地農民三代的心血。那是我第一次遇見這兩位老人家。原本我參加秋鬥是想抗議政府帶頭任用派遣規避勞基法，卻看到本該安享天年的長輩也走上街頭，拿起麥克風向遊行的團體訴說他們的遭遇。2010年2月5日至2月7日，我隨同交通大學族文所師生一同拜訪相思寮，也因此有機會再次見到兩位阿伯並認識更多相思寮的長輩。5日，得助於小八、博任、淑惠和文烽的引介，我們逐一拜訪各戶居民，很快得到接納，他們的家屋和園子也任由大夥出入。鄰長伯家的三合院常有鄰居來聊天，長輩們一會聊著中科案的發展，一會問候某家孩子的近況。農地能讓老人家可以不用依靠他人維生，耕作甚至是為了將收成分給兒孫，而數十年的鄰居彼此陪伴共老，不用擔心「獨居」無人照應。他們日子過得好好的，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弱勢的農民，是中科四期開發案破壞了安詳的生活，他們為此失眠，擔心無法守著祖先和自己一生奮鬥的成果終老。
次日，淑惠、佳玲、小玉和我轉往一鄰農場，加入博任、小八等人的採訪工作。一鄰留有日治時期的會社主管宿舍與臨時工落腳的工寮，兩種建築外觀形成強烈對比。一鄰的住屋多半年久受損，這裡的居民因為沒有地權不敢改建，而今卻成為賠償估價過低的不利條件。三代世居於此的阿中先生，一邊與妻女忙著綑綁凌晨採收的韭菜花，一邊接受我們的訪問。阿中說日本時代一鄰約有六、七十戶，從水塔到鐵支路一帶都有住人，一龍（一間）工寮住了好幾戶，後來陸續遷出；韋恩颱風（1986）又吹倒一堆工寮，現在居民只剩六、七戶，一龍仍不只住一戶。[2]
他回憶童年時，便曾遭台糖驅離，但最後沒有搬走；現在因中科開發案，台糖又來趕人了。阿中認為，日本人戰敗撤離後，這裡的地權是國家的，而不是台糖的。他們家比台糖還早來，現在反而要被趕走。
綑完韭菜花，阿中夫婦便開貨車前往市場要賣給販仔。阿中的母親阿琴嬸走來，將偏老的、遺落的韭菜花撿拾整裡。阿琴嬸今年74歲，凌晨兩點便在園裡採收韭菜花，工作到近午。他生了三個兒子，剛接受我們訪問的阿中排行老二。
阿琴嬸的父親也是會社工，幫糖廠開「紅頭仔車」時意外身故，因而年輕時就得四處做工幫忙家計。阿琴嬸還曾做安全設施二十多年，70歲了還得做工，買了好幾支手機，哪裡通知有工程，就往哪裡去，在基隆、台北、台中、彰化、屏東工地流轉，大樓蓋得越高，他就得往越深的地基固樁，還險些喪命於台北101工地，直到前幾年真實年齡曝了光，再也沒法繼續留在工地。
阿琴嬸說20歲就嫁來一鄰幫忙丈夫養豬，養豬的目的是為提供肥料給糖廠。[3]而不論是糖廠契作的甘蔗或是自己家種的甘蔗，全部收成都要繳交糖廠，不能自留，偷吃若被巡園的保警抓到，會遭罰錢。[4]
他33歲時，曾與中間人簽約去琉球剖甘蔗，鄰村一起去的甘蔗工有好幾百人。[5]阿琴嬸的移工經驗和相思寮其他阿桑大不相同，我們因而追問去琉球當「綁約工」的詳情，包括這群甘蔗工的性別、離鄉背井的原因、中介者如何牽線等。
阿琴嬸說，同行的幾乎都是女工，男工雖有但人數甚少。那時候台灣的工錢一天約25元，去琉球的話，每天有幾百元工錢，還補貼食宿費一美元，行情比台灣好太多了。琉球農場不直接供餐，讓女工自理，阿琴嬸會和其他兩名台灣女工煮大麵節省伙食費；有時，農場主人會將做生魚片剩下的魚頭、魚尾送給台灣女工煮湯，雖是老闆不要的食材，對阿琴嬸等台灣女工而言，那鍋魚湯當年已是人間美味。阿琴嬸的先生甚至認為能去琉球工作有如天堂，可以喝到魚湯，在台灣只能吃番薯籤。其實，當年阿琴嬸家的農務也亟需勞力，然權衡利害後，他選擇去琉球農場工作，自家田事則聘請附近打零工的婦人協助。[6]
阿琴嬸表示，這村僅有他一個人出洋砍甘蔗，其他女工來自鄰村。他記得大家都是坐輪船去琉球，哪些農場有缺人，就在相近的港口停泊，將女工分組派往各農場。[7]出發前，每個女工都要接受身體檢查，確認沒有傳染病或懷孕後，才能上船，阿琴嬸是在彰化的衛生所做檢查。阿琴嬸表示台灣同行的男工主要負責翻譯，協助琉球農場主人分派工作，同時也會將台灣女工的生活需求轉達。
阿琴嬸分發到八重山群島，由於阿琴嬸會說日語，同組來自台灣二水的女工又相對年輕，農場雇主因而特別器重阿琴嬸，常委由他協助翻譯或是分配勞務。琉球農場最初並非只聘用台灣女工，然相對其他國家的移工而言，台灣女工較能用日語溝通，而且非常勤奮刻苦，幾乎是天未亮即起做工，日落亦未停歇，於是雇主漸多改聘台灣人。[8]
每年12月琉球農場都會招募台灣女工去砍甘蔗，原雇主都會指定邀請阿琴嬸再度赴工，還會寄明信片問候阿琴嬸。阿琴嬸前後共去了三年，護照用過三本，只換過一次雇主。隔年4月甘蔗收成完畢，女工還可以選擇繼續轉往其他農場幫忙做鳳梨罐頭，有些人就會留下來掙更多的錢，但大多數女工因為很想家，砍完甘蔗就不願延期轉當鳳梨工了。[9]
阿琴嬸簽約去琉球的時候，[10]小兒子才三歲，非常黏他，他原本打算趁半夜偷偷離家坐車去彰化集合，沒想到小兒子突然醒來，哭著不放他走。阿琴嬸記得非常清楚，他腳都登上車門了，小兒子還拉著他的褲管不放。原本一直埋頭綑綁韭菜花的阿琴嬸，回憶當移工的辛酸時也忍不住抬頭與我們對望。他每次簽約去琉球做工，等於就得在異鄉過年，特別容易想念兒子，卻無法回台，不識中文字的他只好託人寫信回家。阿琴嬸以前讀過日本書，讀到三年級就戰爭了；太平後，環境不好，沒法繼續讀書。至今我還忘不了阿琴嬸含淚訴說不識字真艱苦的模樣，連思子懷鄉之情，還得假他人之手才能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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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阿恭伯相見是個意外。在阿琴嬸前往市場賣菜後，鄰居阿欽父子帶領大家去看從前台糖辦公室、倉庫和正副主任宿舍的位置，阿恭伯突然出現，以為我們是記者，激動地對我們控訴政府。他認為日本人戰敗後，土地應該歸還台灣人民，至少地權屬於國家的財產，可是台糖卻據為己有，現在還想趕走早就定居於此的人民。他氣憤道，因為小時後讀的是日本書，現在被政府欺負，卻沒法用中文寫陳情書。
阿恭伯一直要我們去他家，看他一生的心血。他說自己把家整修非常完善，卻只因沒有地權，沒有承租證明，強制徵收的賠償金硬是遭到折半。最後，他請淑惠盡量拍攝他家，希望我們向外界傳達政府對待他們的方式。由於集合時間已到，不得不向阿功伯告辭。
我和小玉第三天繼續拜訪阿恭伯，想要了解他的生命史以及政府徵收的方式。
阿恭伯1934年生，有三個兄弟，老大過繼他人，老三現居員林，他排行老二。他五歲跟隨父親來到這裡的工寮定居，29歲結婚，育有三兒二女。二兒子40多歲，去泰國兩個月娶媳婦回來，[11]媳婦是來台南做工時和他兒子結識的。至於女兒，一個已經嫁人，另一個還待在家。
阿恭伯指出，住屋後方的甘蔗園最初是日本會社的倉庫；四、五歲時家裡曾幫製糖會社養牛，牛主要是用來犁田的，工錢則按月結算。童年有上過日本公學校，讀到九歲便因戰爭無法繼續讀書，那時常躲在溝內躲避美軍戰機的轟炸。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後，阿恭伯沒能再回去學校，全靠自己出外做工時學會聽講國語，他的母親就沒辦法聽懂了，即使後來買了電視，還是學不會國語。他十來歲就在台糖做工挖土，從早做到晚，一天工錢約25元。19歲時便隨同大哥和萬興的朋友一群人北上做粗工，一日工資45元，假日也會去台北圓山、草山、雙園、淡水河、三重埔、艋舺龍山寺一帶遊樂。
22至24歲左右在金門當兵，在當地種了許多樹；當兵時每個月可以領25元，可是一包菸就要7塊，根本不夠花。退伍回家後，沒有工作，開始煩惱，後經由萬興的朋友介紹去瑞芳挖煤礦（約1959年），萬興友人先前也在瑞芳做礦工。採礦是危險的工作，是不得已的最後選擇，常傳出某坑有人傷亡的消息，自己能夠平安離開算是非常幸運。但他至今還會思念那裡的土地公廟，每年八月做陣頭的熱鬧情景。他在瑞芳二號坑待了三、四年，當時日薪約一、兩百元，住的工寮裡只有一件棉被，吃都搭伙，一天要給15元。他自認採礦最大的成就是有能力娶某，阿恭伯的太太是溪湖人，彼此是經由相親認識的，結婚時已經29歲了，在當時算是晚婚。那個年代採礦的薪資相對而言較好，我們問阿恭伯為何不繼續做礦工，要回來這裡工作未必有著落？阿恭伯毫不猶豫道：「公媽所在才是厝，出去趁食是流浪。」
採礦之後，阿恭伯也曾到新店學做塗水（水泥、土木工程類屬），當時工錢約有一、二百元，甚至一天漲到300元，但有時無工可做，需靠朋友引介才有工作機會。他表示工錢之所以一日數漲，乃因適逢台灣經濟成長，大量的開發和建設工程搶著要工人，工錢比較優渥；然而也曾遭到欺負，事後領不到工錢，等於做了白工。[12]阿恭伯憑藉當年學來的一身本事，日後得以獨力整修家鄉毀損的厝。
最後，我們問道中科四期的開發案有無舉辦任何說明會讓居民知曉。阿恭伯說，他是接到單子才知道中科案要徵收他家，他馬上進房拿出政府徵收賠償的救濟金清冊，以及他父親遺下的戰時配給物資購買證明。後者載有日治時代阿功伯家的地址與人口數，清楚說明阿恭伯家早在台糖之前便已在此生根；而冷冰冰的清冊表格上頭，寫著芒果樹、玉蘭花、木棉樹、七里香、龍眼樹、芭樂、榕樹等幾株多少錢，最後決定發放的金額又將前面查估的數字折半。他不甘地說這厝從日本時代住到現在，老舊或是破損時，全是他自己一手翻修，非常舒適；現在政府為了中科四期開發案要來強制徵收，只估了地上物的價錢，他因沒付過台糖租金，提不出承租證明，賠償金因而遭到折半，讓他非常不服氣。阿恭伯也不願意住進公寓，光想到一入門人就像是被關起來，要怎樣和鄰人相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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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鎮萬和里一、二鄰是由糖廠的會社工、蔗工或臨時工（三者差異尚待釐清）聚集而形成的聚落，從日治時期到戰後歷經三代在此扎根。一鄰的現居民大多有出外做工的經驗，阿琴嬸嫁來一鄰後，為了家計四處做工，甚至飄浪當綁約工；阿恭伯年輕時在相思寮工作無著落，因而在北上打拚十多年，再將採礦、做粗工掙來的錢寄回家中守寡的媽媽。二鄰的居民在自家農務之餘，也會到糖廠做半日零工，甚至去員林的製鞋廠幫忙趕工。[13]不論是到鄰近城鎮、或是北上瑞芳，甚而穿越國境，自主移動是為了改善家中經濟，追求一絲幸福的希望。
而今居民年事已高，經濟條件雖然不是十分優渥，至少還能種菜營生，而且還有數十年的鄰居所形成的支持系統；一旦遭到迫遷、易地而居，這些照應網絡也將隨之瓦解，並非只是單純的「搬家」而已。若因政策不當造成居民非自願的移動，反而是將能夠獨立自主的農民變成弱勢，何以執政者「人權立國」、「環保救國」的口號言猶在耳，卻始終抱持發展論的思維，獨尊科學園區模式，而粗暴地傷害沃土和人民呢？
【註解】
[1] 龔尤倩，〈「我們」的集體創作〉，收錄於顧玉玲，《我們》（台北：印刻，2008），頁9。
[2] 阿琴嬸和鄰長姆皆曾表示，原先一鄰遠比二鄰繁榮，因為糖廠辦公室、倉庫、主管／員工宿舍，還有許多臨時工寮都是聚集在一鄰農場。糖業沒落後，台糖陸續拆了員工宿舍和工寮，加上颱風侵襲，而今一鄰特顯蕭索。（2010年6月5日筆記）
[3] 阿琴嬸也曾做糖廠零工（似也稱作會社工），在一天忙完自家農事後，去糖廠報到四小時，視糖廠需要提供勞務，除草、灑肥、剖甘蔗收成等都做過，做完又回去自家田裡忙碌。阿琴嬸不太確定結算工資的周期，可能是每半個月或一個月，糖廠會按照他報到登記的時數給薪。鄰長姆也有相同的經驗，他表示糖廠是每半個月給付工資。（2010年6月5日筆記）
[4] 阿琴嬸表示農家會盡可能種植稻米或其他作物，通常是不得已才會選擇插甘蔗交給糖廠。此外，阿琴嬸自家的田曾種植蘆筍逾二十年，會把收成交給農會收購，農會再轉賣給蘆筍罐頭工廠。阿琴嬸家並非直接將蘆筍賣給工廠，故不知製罐工廠之名稱。鄰長姆家裡的田也曾種植蘆筍十數年，收成亦交給農會，而非與製罐工廠直接簽約契作。我追問何以後來不種蘆筍了，是否因為市價不佳？兩人皆表示，種蘆筍非常耗費勞力，上了年紀後，當然就種不來。（2010年6月5日筆記）
[5] 三訪相思寮時，阿琴嬸卻表示坐船去琉球剖甘蔗的人數逾千，還要分坐數船。不論數百或逾千，這群女性移工的歷史亟待後續研究。（2010年6月5日筆記）至於中間人如何得知琉球蔗園主人或製糖廠的需求？眾多女工如何集合載運至需求地？諸如消息流通、人力招募、勞力輸出、海陸轉運、以及輸入的等管道，是如何構成？是否與日治時代台人因日本漸趨嚴格的經濟統制而轉往琉球發展有關？諸多問題尚待釐清。
[6] 可與今日菲律賓移工做對照。
[7] 阿琴嬸說了許多地名，可惜我大多數辨識不出來。4月17日重返相思寮，阿琴嬸恰好外出，無法深入訪談。但東勢里的阿金嬸表示，引介阿琴嬸去琉球的人是阿琴嬸的親戚，以前就去過琉球做工，附近若干婦女也有一起去。若此，延攬台籍女工簽約飄洋過海的中介者，過去也曾是移工，招募的對象則是鄰居親友；且相思寮去琉球的婦女似非僅阿琴嬸一人。6月5日，我又向阿琴嬸求證中介者的資訊，他表示當時相思寮鄰近的XXX（無法聽辨地名）有代辦公司，專門協助出國工作的一切程序，女工不用給付代辦手續費，而且一下船就可以收到部分工資。阿琴嬸是自己主動找上代辦出國工作，中介者並非他的親友。
[8] 2010年6月5日筆記。
[9] 同前注。
[10] 阿琴嬸33歲簽約去琉球當蔗工，時約1969年，琉球主權尚未歸屬日本，但他一直將去琉球說成去日本。我問何以去了三年就不願再出國砍甘蔗了？阿琴嬸表示，不是不願意去，而是出不去了。再問何故？他答似乎是因為斷交事件。（2010年6月5日筆記）
按：1972年9月29日，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共同聲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中華民國政府隨即宣布與日本斷交。
[11] 一鄰阿恭伯家並非萬合里唯一的跨國婚姻，二鄰阿洪伯家的媳婦也是來自東南亞。
[12] 2010年4月17日筆記。
[13] 二鄰的阿國叔表示，台灣外銷鼎盛時前，員林鞋廠接獲大量美國訂單，他代為募集了一百八十多名工人，不分男女，全都得連夜趕製女鞋和運動鞋，根本無法採用三班制。（2010年2月5日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