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杜邦公司為什麼一定要在鹿港設廠生產二氧化鈦？
在風傳的許多原因中，最可怕的是，因為當年主張開發彰濱工業區的少數官員，想藉此「反敗為勝」，把這個已經被判定為「錯誤開發」的工業區，打「決策垃圾箱」裏撿回，再重新供奉起來，以便為他們爭一口氣──他們是死不認錯的啊！
美國杜邦公司計劃到鹿港彰濱工業區設二氧化鈦工廠的事件，連日來，袒護和反對的雙方，形成了熾熱的言詞與行動的對抗。在對待杜邦投資設廠的問題上，決策者一開始就錯估、輕忽了事件的條件，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打擊和損害。這個事件所暴露的，最嚴重的問題是：領導我們社會的經濟官員，他們的心中，竟而沒有一幅完整而貝有文化特性的明日社會發展的藍圖。他們的決策辦法是且戰且走，在應變上，毫無章法。因此，我們的決策品質與處理事件的氣質，一般地低俗，難獲人民的認同，更無法取得社會的尊敬。
為什麼引介杜邦公司到台灣？政府有關部門所持的一個明顯可見的、最大的理由是：杜邦是多年來最大的一宗外來投資——60億台幣。支持杜邦的人們認為，只要杜邦一來，極有助於吸引其他巨額的外來投資。
若干官員主張這個表面的理由時，為杜邦將造成的汙染問題，開出了兩張「支票」：
一、杜邦是很有誠意改善汙染，並且是有能力改善汙染的美國現代化的公司；二、政府將嚴格監管杜邦的汙染防治成效。
除了這兩張「支票」之外，擁護杜邦的人們，對社會大眾還進行「比較性說服」。他們是這樣說的：假如不讓杜邦來，將來別的二氧化鈦工廠來了，恐怕就無法如杜邦那樣優秀地控制汙染了。
在這些一廂情願的邏輯之下，支持杜邦設廠的決策者，滿以為自己所作所為，莫不理直氣壯。因此，當鹿港民眾群起反對；當不同立場的民間團體介入「杜邦」運動，這些長久住在台北冷氣房裡的官員沉不住氣了！
這些官員，為了他們的決策執行因反杜邦運動和輿論而觸礁，而心有不甘。但他們卻不知道
一種人文悲情檢討自己在杜邦問題上的決策過程，是充滿著種種不合理的缺失的。他們不曾檢討到，他們沒有及早估計那樣一個決策所可能引起的災禍性的結果，卻反而一再地教導民眾，說抗拒杜邦設廠是「情緒反應」、是「別有用心」者的陰謀……，來對抗民眾高漲的反公害浪潮，而最終不免在高揚的環境意識下，無法招架，高掛緩兵之計的「免戰牌」：說是杜邦公司設廠計劃還末通過，說是要等鹿港民眾同意，等做好環境影響評估之後再議。
杜邦有沒有誠意、或者有沒有能力改善它所造成的汙染，並不能作為牡邦絕不會汙染鹿港的保證。吳大猷先生刊在《民生報》上的一篇文章《人民的信心》說得好：組團去美國看杜邦處理汙染，根本是一件「怪事」。吳大猷的理由是，在三浬島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去參觀三浬島核電廠，又能看出箇什麼名堂來？
至於政府說：要嚴格取締杜邦可能造成的公害，這樣的許諾，不免是「空頭支票」了。政府對杜邦汙染的管理和取締，能不能「嚴格」，我們只要看環保單位處理王永慶台塑企業汙染問題時，長年來簡直束手無策的這個事實，人們就知道，「嚴格」取締云云，怕只是自欺欺人之談了。
杜邦公司說他要做一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杜邦到底會做出什麼樣的評估報告呢？幾乎可以預見的，這「報告」大概只是反公害居民運動和杜邦之間新的衝突焦點罷了。這項杜邦設立二氧化鈦工廠的環境影響評估，一定有負面影響出現，但杜邦知道，這並不影響他在鹿港的設廠計劃。杜邦只要說，他們將儘量「改善」那些負面影響就成了。
政府有關部門在杜邦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想法和做法的背面，意外地叫人們很快地感覺到：我們這些決策者的見解，竟是那樣令人難以置信的簡單，簡單到以為講了這些話之後，就可以說服我們的社會與民眾。
整個杜邦－鹿港爭議事件，其實一開始便走錯了路。但主管官員顯然至今仍執迷不悟，他們顯然地把「杜邦到台灣」與「杜邦到鹿港」當成同一件事來處理，這恐怕是很大的錯誤了。
對於杜邦是否可以來台灣的事，要考慮的問題就比較單純了。只要在環保與經濟成長之間，找出一個互相滿足的定點就行了。在這問題上比較重要的條件裏的一項是：台灣有沒有可以容納杜邦的適當地點？
至於杜邦到鹿港的問題，我們首先就會碰到一個「文化重鎮」鹿港可能因杜邦涉入，而全面瓦解的隱憂。鹿港是此間文化的代表城鎮。國外的文化團體到台灣，政府當局為他們安排的行程，幾乎沒有不到鹿港的。文化、農業、海產養殖的百年老城，如今要進駐一個汙染性工業，合適嗎？國家文化建設單位以及歷年來為鹿港文化保存奔走的人們，都沒有在這次鹿港與杜邦之間的爭議事件中，為鹿港文化說幾句話，這是十分令人痛心而惋惜的事。
只要杜邦進入鹿港，將來會有更多汙染工業進入鹿港，鹿港的文化又怎能在這些汙染的威脅下，生存下去呢？
鹿港為一年一度文化節慶的重鎮。在談到台灣傳統文化時，多少官員曾經引鹿港為傲；但在杜邦事件中，他們卻完全忘了鹿港所代表的深厚歷史和文化的重要性了。
杜邦如果竟而在鹿港設廠成功，將是多年來工業侵入農業的惡夢之重演。而這次杜邦設廠的為害，就不只是鹿港一地的農漁業罷了，更是鹿港幾百年來的文化芬芳，將因此逐年凋萎的痛惜。
「工業木馬屠城的故事」，這次所要殺滅的即是鹿港300年的傳統和文化。我們的決策者，竟不能憂慮及此；竟不能為保護文化多存善念；竟不能用更為人性、更為歸根返土的思考，為我們整個社會想一想。這是多麼教人感到悲哀的事。
數月來，整個杜邦爭議給我的最深的震撼，最大的懼怖是，我終於發現到，我們正不斷消失中的島嶼，在瀕臨文化失恨的土地上，我們的人性已經更行更遠。而主導這樣一個「失根文化」的大勢的，不是別人，恰恰竟是我們政府經濟發展的決策者。
原載1986年8月《人間》雜誌第10期
※ 本文轉載自《公害政治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