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處心積慮想在台灣發展核能發電的人士應該注意，1987年將是他們飽受挫折的一年。
這一年，台灣地區終於衝破核能魔咒，官方一反過去只讚美核能利益，從不警示風險的作法；向多年來不斷發出警訊，反對政府發展核能的知識分子低頭。
這些知識分子自1978年美國發生三浬島核能電廠事故之後，從國外一波波的科學家反核文獻中，學習如何自己站立、出聲，經過8年的努力，這些知識分子的聲音，終於被社會肯定。
回想這8年的時間，這些知識分子曾被如何的抹黑，被如何的投黑函，被如何的看成是政治不滿分子。核能問題一直是高度政治敏感的題目。
一波又一波的風險舉證，都在台電的資訊優勢、媒體優勢的情形下給掩蓋、化解。多數政府官員缺乏核能風險資訊的教育，也缺乏主動認知問題的內趨力，輕易被擁核人士說服。
台灣一度是那麼令人感到寒心，一項並無高度安全保證的技術，被國營電力公司強行宣傳成萬無一失的寶貝；一項可能帶來萬劫不復災難的能源形式，被神話成台灣未來無可選擇的希望；一項可能使子子孫孫償付巨額「環境之債」的禁忌遊戲，被誤導成唯一便宜的生活必需。
在這麼低壓的氣氛下，度過8個年頭（在此之前還有10幾年幾無反對聲音的黑暗時期）。今年中華經濟研究院所進行核能四廠評估終能在萬難中，保持客觀，說出了一些公道話。
中華經濟研究院的「核四評估」所歸納出來的結論，最受矚目的是，他們雖也提出興建的可行方案，卻更前瞻的關照了核能風險、社會觀感做出公元2000年之前不興建任何新核能機組的策略性建議。
由一個以「經濟」研究為主調的學術組織出面說明：核能電廠不宜再建，對社會具有無比震撼的說服力。對一向強調經濟發展掛帥的台電與擁核人士而言，這份報告動員經濟成長、電力負載、電源、電廠效率、財務、安全、景觀、生態、民意各領域研究學者40餘人，組合出來的結論，很難讓他們輕易推翻。
目前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報告已送交經濟部，將來政府是否會採用這份報告的建議——關照民眾意願停建核四廠，仍在未知之數。但「核四評估」面世之後所帶來的風潮，可以預料將十分熱烈。
站在這個歷史的轉捩點上，從「公害政治學」的批判觀點看，知識分子是不應該輕易放過追究責任、理清公道的機會的。「中華」的報告，將給大眾一個真相：台灣並非沒有核四廠就活不到公元2000年；而核能為「最便宜的電源」的說法也將被這份報告否定。
「中華」的報告最重要的價值應是：它使台灣核能辯論從此落實在一個公平的基點上，反核者因此有發言的依靠；擁核不再是唯一的「真理」。
這份報告面世之後，並不代表反核者勝利，也不代表台灣將來不會再有核能問題，當然更不可以看成多年核能辯論的終點。相反的，真正激烈辯論的序幕，正準備揭開。因為那些擁核者不會因此罷休。跨國性的核能依附者、既得利益者，今後將會發動更多遊說力量、政治說服、利益交換，來讓台灣重返他們的「核能俱樂部」。
公元2000年之前，台灣地區可預見將捲入一場世紀性的核能問題激辯中。必須強調的是，激辯其實是有益於台灣的政經文化體質發展的。
在衝破長年核能迷思的黑暗谷之後，讓台灣地區民眾接受一次「震撼教育」，將有益於社會多元思想體質的發展。這正是台灣地區面臨公元2000年挑戰的最佳「習題」。
在這場激辯中，那些曾經支持核能發展，並堅持建造核四廠的政府人士，應該面對挑戰。台電、能源發展單位、經濟單位、行政院科技顧問，以及那些曾經邀請外國專家來鼓吹核四廠的人，都應該詳細交待，他們當年是憑什麼如此「決策」。
在過去數年摸索核能問題的路途中，有不少不願公開聲明的科學家，向學界、新聞界透露許多核能發展的弊端。其中甚至包括已涉及「勾結」層次的內幕：跨國公司的政治經濟運用；核能安全問題被隱瞞或低估；為了發展核能，其他替代能源的發展被擱置；為了擴張核電規模，應有的節電政策被有意忽略；為了掩蓋核能不安全性，核電廠員工的輻射暴露紀錄被「修飾」…，這些有違照顧民生旨意的傳言，幾年來，一直未能獲得全面查證的機會，而今也到了必須釐清事實的時候。
從今年起，台灣雖已步向空前政治革新的年代，但政治革新並非萬靈丹，並沒辦法自動解決國家、社會的問題。像核能公害一樣具高度隱藏性的罪惡，必須靠社會精英不間斷的發揮批判力量，才有可能揭發。
去年4月蘇聯烏克蘭地區車諾比爾核電廠發生爐心熔化事件，前年7月核三廠火災事件，應是促使台灣整個政治體系認真面對核電廠問題的重要誘因。而其間發生荒謬的太空梭挑戰者號爆炸事件，使整個科學的可信賴性急速下降，更間接使同屬所謂具「深度防禦」機能的核電科技大受懷疑。
「中華」所做核四廠評估報告共22冊，這份報告花了納稅人800萬元新台幣，目前仍然以密件處理。核能事務關係民眾最切身的利益，納稅人的錢花在這刀口上，自然有權利窺知報告全貌。
2年前，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曾辦「消費者看核四廠」，營造了台灣反公害史上規模最大的核能聽證會。當時參加辯論、質疑的學者專家可以算是使「中華」核四評估得以成形的催生者。
如今又到了另一個里程的起點。當年艱苦奮鬥揭發核能之惡的那些反核聲音，1987年應是他們再度集結的時刻。有他們過去的努力，才有「衝破黑暗谷」的今天；從今以後所面對的將是更暴露、更巨大的核能「帝國反撲」的決戰問題。如果他們堅信「反核」的正確性，反對運動的腳步更不該稍停。
原載1987年3月《當代》雜誌第11期
※ 本文轉載自《公害政治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