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的台灣，保護環境的運動力從理念說服轉向行動。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汙染覺悟，終引發草根住民運動對國家經濟發展內涵的強烈質疑。一連串的環境緊急行動所拉張起來的「綠色生活哲學」，正以「潑墨」浸染的柔紉張力，擴散全島。不同純度與深度的環境主張，形成前所未有的綠色漸層台灣島。從都市到鄉村，從意見領袖到平凡住民，「只有一個台灣」成為理情共同的呼聲。
在這時期，我們的社會力、經濟力、政治力有了許多質與量的變化，其中的重點是，
一、民眾自力救濟的「肌理」與知識分子的「實踐哲學」，已有接力點。
二、政府的角色開始轉化，環保派與經濟派的權力槓桿，在找新的平衡點。
三、工業界開始保密進行「逃難計劃」，以汙染工業為朝陽工業的時代結束。
四、文化反省的「新生活哲學」，是社會精英分子的反公害新主張。
這一年，台灣以初生嬰兒的步伐，走入多元社會的起點。政治經濟上仍然有許多過去40多年的戒嚴文化性格的滲透。「過去可以，現在為什麼不可能」的既得利益者，猶在懷念「戒嚴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使得社會進入一個多元價值對抗的混亂時代。很明顯的，民主還在陣痛中。
在這樣的社會力調整過程中，環境保護被看成是弱者對抗體制的最新武器。一方面，台灣的公害問題是共認的事實；一方面，受害者與恐懼被害的「民怨」，是強有力的民主訴求。
住民自力救濟的起因，自不能單純的歸因於民眾的環保自覺。而是整個政治結構上出現問題逼迫，造成的一種「民反」。檢討三年來的自力救濟運動，可以發現他們共同經驗是，還未自力救濟之前，到處陳情無效，民意代表敷衍他們。從中央到地方的民意代表不能堅定的站在弱者一方，讓住民「覺悟」，只有自救一路可走。從環境的觀點看，台灣目前的代議制度，可以說到了瀕臨破產的地步。
在「後勁反五輕」的說明會台上，在新竹反李長榮化工的群眾會中，出現許多大學教授聲援住民的情景。這應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社會良心的表現，也是環境運動的必然過程。那些只能在都市玻璃巨廈內喝咖啡，談草根民主風暴的知識分子，是很難自圓其說的，畢竟，「兄弟，你站在哪一邊？」的挑戰是十分嚴厲的。
學者專家自動聲援自力救濟，的確加強了住民的正義意義。也同時向整個政治體系的民主合法性提出質疑。一個讓民眾飽受公害之苦的「公僕」政治運作，是應愧對民主的。
事實也是如此，這一年來環保局升格為環保署的「大戲」，表面上看是「大有為」政府想振作環保工作。骨子裡卻是政府內鬥權力的一次角力賽。原來的環保局人員為了升格之後能確保他們的權職地位，不惜自我小化、矮化今天的環保署組織。行政決策者則一心想貫徹「政務官要有民意基礎」為今後選人指標，一面摒除愈來愈麻煩的高層人士關說壓力，一方面又可做拉攏或宰制執政黨立法委員想「入閣」者的「胡蘿蔔與棍子」。動盪的立法院，使執政者更下定決心把出身立法委員的簡又新「請」到行政院，作為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間的新的微妙關係的樣板。
任人管道「民意化」，這是目前政府的一大進步，可以減除目前社會反對者所批評，當權者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利用「良好關係」出任官職的問題。但這樣的行政院與立法院關係，也並非完全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而在環保局升格的過程中，組織法上將環保署的業務窄化到只對公害防治，不含自然保育，又是目前的政府內鬥權力下的妥協產物。這種不能將環境有關業務統合一元的問題，將使以後台灣環保前途更加坎坷。行政院在處理環保署的組織規模時，不會不清楚這個「跛腳」環保署，將來功能的有限性。但在「既得權力」單位，即目前還擁有與環保有關業務的內政部、農委會、經建會的「制衡」下，與一些經濟派的官員們擔心太強大的環保署將使經濟大受威脅，好不容易才得翻身機會的環保單位，仍然翻得名不符實。儘管政府高級官員近一年來，輪流發表「必要時放棄經濟成長保護環境」的談話，可是，單一個環保署的成立便有這麼多的牽掛，這些話說來恐怕也是口惠而實不至。
會發生這樣「口」高手低的狀況，自然是與政府長期的經濟掛帥，施政理念很難容納人文因素有關。經濟成長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可能已被化約到一些百分比的增減，而忘了經濟發展的原始目的。這幾年，甚至有一些官員口中說出令人難以置信的、不合邏輯意義的話，如：「經濟發展重要，還是環境保護重要？」「過度重視環保，使經濟成長消退。」
事實上，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之間，應該加入一個共同目的指標，而這個共同目的指標，必須是一個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要求，然後才能談到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之間，是否存在任何相容或是不相容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共同目的的指標是「福祉」，那麼我們可以將經濟成長與福祉放在平面座標系上做分析。我們很快可以從曲線上看見，兩者之間的關係是，陡升、緩升、平台、緩降、陡降。也就是說，經濟成長在初期，可以為民眾帶來大量的福祉，中期以後，福祉的增加不再如經濟成長那樣快，甚至停止，而走入另外一種情況，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是福祉的負成長。
福祉的負成長是什麼呢？如果我們把福祉的意義更具體的表示出來，我們可以用「健康」做量算標尺，結果經濟成長到了公害處處，造成人民的健康受到傷害，這時的人民福祉就是到了負成長的時代。這個觀念座標，自然有更多的內涵可供探討，但在此，它很明白的告訴我們的是，成長與福祉之間，並不是一直保持不變的數學X=Y正變關係的。而且可能會在成長到某一程度後出現數學X=-Y的負變關係的。
在過去的好長的一段時間，國內的許多一局級官員在觀念上並沒有「福祉與成長」的理念，使得環保——這個對人民的福祉具有增進意義的社會欲求，變成政府的負擔。
日本在1975年，國會修改「公害對策基本法」時，在第一條出現「沒有福祉就沒有成長」的生活哲學。這是我們今天面臨的重大問題，我們是不是已到了該全面修正我們的生活哲學的時候？
如果答案是肯定，那麼像「王永慶與陳定南」的辯論，答案也就很明白了。王永慶應該尊重宜蘭人的決定，即使環保署將來的「六輕環境影響評估」是准台塑設廠，只要宜蘭人反對，六輕就不應到宜蘭去。因為宜蘭人選擇了他們所期望的「生活哲學」，是不要任何重汙染的工業。因為王永慶約台塑關係企業過去幾年在全省所做的環境保護，信用不佳，宜蘭人沒辦法相信他的「保證」。今天台塑企業的反汙染「誠意」，已經不值錢了，民眾今後對台塑企業的要求將是「誠實」，誠實的面對他們多年汙染台灣土地的事實，並誠實的做好反汙染工作。
台塑所面對的局面，也是今後台灣汙染工業共同的問題。味全等味精工廠的汙染，在未來五年之內一定要面對更嚴格的排放水標準，這些工業大都已有「逃亡」到海外的計劃。許多飽受汙染之苦的民眾，目前只想如何讓這些工業早日離開，很少去想有朝一日，這些工業真離開了，他們的工廠遺址，他們多年所汙染的河川、土地的復健責任，又將如何？是不是還要全國納稅人出錢來清理？而這樣不符社會公義原則的事，政府能為我們做什麼？台中大理鄉、新竹市水源里、高雄後勁、桃園大潭村、台北淡水河、基隆河，不可勝數的「受傷的土地」復健問題，是未來幾年內社會爆炸性的議題。
順這思路走來，迷濛中可見，台灣未來的環境保護將是更行更難的。我們是否已無能為力於挽救全局？在公元2000年之前，我們是有責向下一代交代的。這一年來，民眾所普遍萌生的「美麗新信仰──綠色生活哲學」(BRAVENE NEW BELIEF—GREEN LIVING PHILOSOPHY)，提供了一線生機。而這一切都只是開始而已。
原載1988年1月《當代》雜誌第21期
※ 本文轉載自《公害政治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