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上次到香港消費,是什麼時候了?
曾幾何時,香港成了價廉物美的購物天堂。這個「自由港」,除卻煙酒交通燃料等極少數商品,所有消費品都免關稅,帶動人財兩旺。自由港的海關也非閒著沒事,除應課稅品外,也集中資源抓武器毒品,可是對於其他出入口和轉口貿易,報關寬鬆,多大刀闊斧地放行。
因為這個緣故,自由港也是有害電子廢物的轉口重鎮。歐美的廢棄電路板、CRT舊式顯示屏等,很多時會取道香港,轉運到廣東貴嶼等地當垃圾崗。
要不是美國環保團體「巴塞爾行動網絡」(Basel Action Network)的調查,港府可能壓根不知道本港鄉郊已淪為大型電子垃圾場。大陸近年收緊入口關卡,運不上內地的電子垃圾,或滯留、或乾脆轉戰香港處理,不法商人更搬來貴嶼粗放拆解的套路,利用強酸野蠻地提取電子廢物貴價金屬,硬生生的在香港這座國際城市裡,烙出「新貴嶼」的丟臉印記。
自由之下,香港被有毒電子垃圾攻克了。
鈔票上的血腥味
或許,我們早被自由港的迷湯灌得昏昏沉沉,缺乏對自由背後那極緻的資本主義也來點批判。因此,在電子垃圾以外,香港同時是魚翅、象牙、熊膽、石首魚的國際貿易中心。與其說是國際貿易中心,是否更像世界級的肉檯屠房?只是每宗生意換來的鈔票,血腥味特濃。
追本逐利,人性貪婪,本來就是自由經濟的本質,台灣人應該並不陌生。本來,政策規限和道德制約可以為事情留點分寸,偏偏我們信奉無度的放任。事事講求賺到盡、每每鼓吹消費萬歲,講方便求效率,造就所謂的經濟增長。結局是,贏了,也僅僅是短線的回報紅利;賠上的,卻是永續發展與生態倫理的老本。
香港垃圾量 是東京的1.76倍
看過資料,說台灣推行限塑政策前,平均每個人每天使用2.5個膠袋,已經被指過份;但香港人呢?在實施購物袋收費前,人均棄置量大概是台灣人的一倍,有4.9個。麵包商家為爭取顧客,每個麵包都用上一個塑膠袋,然後再用一個大塑膠袋統統打包起來;消費者貪圖所謂的方便,拿完一個塑料袋又一個。大家都有拿袋子的自由,卻好像沒有節制耗用資源的責任。
一場雨即灑下一整桶的即棄傘套。照片提供:朱漢強。 |
香港不到720萬的人口,每天棄置相當於528萬個430毫升容量的寶特瓶。照片提供:朱漢強。 |
汰「舊」換新的觀念,在我城逐漸過時,取而代之主旋律,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下數據正好說明因由:香港政府比較過香港、台北、首爾、東京家庭的人均垃圾製造量,發現後者表現最好,每日只產出0.77公斤,其次是0.95公斤的首爾,再之後是台北的1公斤。香港敬陪末座,平均每人每日製造1.36公斤的垃圾,較東京人多76%。
香港人比東京的老百姓製造更多垃圾,這是那門子的本事?也不要把責任全推卸給陸客,因為那個數字比拼的是家居鄰舍廢物。而阿拉伯數字後面的不單是消費文化,根本是浪費文化。
回收處理 跟不上消費腳步
浪費文化的推手,離不開商家。商家和生產商愛自由,至少在減廢和污者自付的法規上,可以更自由地卸責。說來誇張,香港人口不到720萬,每天棄置到填埋場的PET瓶子卻重達132公噸,相當於528萬個430毫升的寶特瓶,一年丟棄的瓶子相連起來足以繞地球八圈。
香港環保署早年承諾要管制飲品商履行生產者責任,但這些年來兜兜轉轉,消費者和業者仍可繼續逃掉回收的責任。
香港填埋場每處理一公噸垃圾,耗費500港元(約2,000台幣),要擺平這海量的寶特瓶,全年得耗掉9,600多萬台幣的公帑。這筆自由的爛帳,該怎樣去算?誰該去付?
對於回收品的出路,香港政府同樣交給自由市場調節,說白了,就是物競天擇,價高者生存。市場無情,著眼的是回收品的價錢,而非價值。過去,中國經濟強勁,對廢塑膠需求大,回收業者只要簡單的打包紮綑,便可以出口圖利。但當下大陸經濟和石油價格相繼滑落,中下價的回收品全套牢了,整個回收物資的通路便給堵塞住。
垃圾掩埋場 滿溢的物慾
香港的填埋場也很自由,無任歡迎棄置各類垃圾,甚至可回收物。這要拜港英年代的殖民官僚,深信技術萬能、管理萬能,所設計的國際級填埋場滴水不漏,百毒不侵,大家可放心消費,安心棄置垃圾。但填埋場並非無底洞,更不該成為資源黑洞。它裝載不了無節制的物慾,加上前文所述低下價回收品的出口窘局,以致全港三座垃圾墳場,多年來飽受滿瀉的壓力。
廢物管理牽涉一環扣一環的鏈條,其中一環堵住了便會出事。上游要做好減廢,但我們還沒有廢物收費等相應的政策,反倒有消費主義的魔掌在翻雲覆雨;中游的回收管道,又因為下游欠缺市場出路而淤塞,甚至斷裂,打擊了公眾對回收的信心,這正是當下嚴峻的廢物危機。
屋漏偏逢連夜雨,政治上,香港人失去普選行政長官的自由,造成近年的社會撕裂。談論環保等公共政策,大家可能先看政治顏色,而非是非對錯,甚至各走極端,這中間的空轉、內耗,重蹈台灣過去十多年來的軌跡。
香港能從台灣走過的路總結出心得嗎?我也想聽高人指點。如果說民間的自發自強,是必然關鍵,我認同,同時期盼我們有早日走出黑暗、邁向永續的智慧。
期待不久將來大家再到香港時,不一定忙於血拼,也可以漫步我們的郊野公園、到維港聽風唱歌。
朱漢強,自由工作者,創立香港「綠惜地球」。記者轉任NGO的他,自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在1988年展開記者生涯,並主跑環境線,他曾說,「父輩那一代人多把自己當成(香港的)過客,但現今一代在這裡成長。」,認為社會屬於新一代,故應對社會常存關心,要不平則鳴。後轉任宣明會、香港當地最早成立的環保機構地球之友,關注廢棄物及消費倫理,並影響企業發揮「生產者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