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人士跨海追垃圾 減塑、反焚、爐碴全方面探討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中國環保人士跨海追垃圾 減塑、反焚、爐碴全方面探討

2018中國綠色人物交流系列報導

2018年05月17日
環境資訊中心記者 陳宣竹報導

台灣曾是外媒眼中的「垃圾處理天才」,今年更推出擴大限塑政策,自豪於領先全球,但回顧生活周遭,馬路上隨處可見棄置飲料杯、免洗餐具,偏鄉底渣亂填、集塵灰亂倒,不禁令人反思,這樣的廢棄物政策是「藥到病除」還是「短暫的止痛藥」。

本報「中國綠色臉譜」專題,邀請四位長期耕耘廢棄物議題的資深環境工作者來台參訪,除了與民間團體交流「垃圾話」,也讓他們對台灣的垃圾處理印象有了徹底的轉變。

4月17日的微涼晚上,四名長期在中國「追著垃圾跑」的資深環境工作者陸續抵達台灣,用環保食物袋買便利商店的包子填肚子後,開始談起全球的減塑政策,講到一半,一聽到「給愛麗絲」的旋律就追了出去。他們是有「垃圾博士」之稱的中國零廢棄聯盟發起人毛達、零廢棄聯盟秘書長田倩、農村分類基金發起人陳立雯和香港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朱漢強。受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的邀請,展開為期近一周的台灣廢棄物議題參訪,從北到南,深入了解台灣垃圾處理的發展歷程。

垃圾與信任之間的微妙關係 反思北京「綠繡標」

「台灣的垃圾處理做得很好,沒人關注垃圾問題。」田倩從過去接觸到的台灣夥伴身上,感受到的是垃圾處理的美好印象。

交流行程的第一日,四位綠色人物來到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辦公室,由理事賴偉傑分享台灣垃圾處理政策的發展歷程。「資源回收是靠制度,不是單靠良心或道德」,賴偉傑從資本主義處理的邏輯著手,包括使用者收費、補助回收業者形成產業鏈、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及資源回收四合一制度來說明,「有利可圖」如何成為台灣垃圾處理的關鍵。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賴偉傑分享台灣廢棄物進程。攝影:陳宣竹。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賴偉傑。陳宣竹攝。

而除了制度上的設計,「信任」也是垃圾分類、資源回收推動的關鍵原則。

熟悉北京垃圾分類的賴偉傑和綠色人物們,不約而同提到「綠繡標」——在北京小區監督民眾回收的人——這往往讓人覺得不被信任。在台灣垃圾分得不對、分得不好,處理單位有權利拒收、開勸導單,這是基於社會互信的垃圾處理文化。除了仰賴政府之力,台灣有多個社區以不同作法推動資源回收,形成新的社區自主商議垃圾處理模式,同時更促成社區文化、社會網絡的建立。

賴偉傑提醒,「只要把握原則,方法都是可以商議的。」掌握垃圾處理的關鍵因素,因地制宜,各地都可找出適合的垃圾處理模式。

回收數據遭踢爆 朱漢強探問:台灣減塑運動往哪走

全球的減塑運動正在發生,朱漢強向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提出疑問:「怎麼看台灣塑膠運動的走向?」

長期關心台灣廢棄物議題的謝和霖表示,海洋廢棄物對於海洋生物的影響明顯可見,對民眾引起很大的迴響,並引發對塑膠議題的關注,讓塑膠減量產生很大的壓力。然而海洋廢棄物的問題,在於可以避免的沒有避免、可以回收的沒有處理。

提及零廢棄的概念,謝和霖強調,「不可能完全無塑,是從比較沒有必要性、生命週期短暫的物品先著手減量。」

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提出台灣回收率美名的假象。攝影:陳宣竹。
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陳宣竹攝。

看守台灣去年踢爆台灣回收處理天才的假象。謝和霖也特別和中國綠色人物分享,台灣政府接近60%的回收率,與真實狀況有相當大的落差,包含環保局與焚化爐的數據落差、事業廢棄物的申報問題。

同樣以環保團體進行研究調查、追蹤焚化爐營運的毛達,詢問台灣焚化爐的監管狀況:根據公開資料,台灣有些焚化爐一年最多可以發生54次意外性停爐,這與焚化爐進場燃燒的垃圾種類相關。然而每次起停爐,是焚化爐排放最糟糕的時刻,形同運作500小時的排放量。毛達提出一份兩岸大學合作的研究報告,起停爐的排放量約佔正常運作、一年起停爐4.75次焚化爐排放量的75%,他半玩笑半憂心的總結道:「綜合看來,台灣焚化爐管理失控。」

台擴大限塑政策剛上路 中國限塑令十年 田倩:可為借鏡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海洋小組陳姿蓉,分享NGO團體與公部門一同運作的「海廢治理平台」。攝影:陳宣竹。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海洋小組陳姿蓉。陳宣竹攝。

2018年台灣擴大限塑上路、2月更進一步發佈一次性塑膠製品的減量或限用時程表,這一波的限塑政策,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海洋小組的持續跟追功不可沒。「環資是從海洋開始關心,」海洋小組專案執行陳姿蓉分享道,從澎湖東嶼坪的生態島計畫,到台灣各地的生態工作假期,環資看見台灣海岸線上的問題,因此於2012年提出海洋及海岸線守護計畫,並在2013年展開海洋廢棄物監測行動,為了政策倡議和環境教育,運用公民科學家的方式,帶領民眾定期定點進行海洋廢棄物監測。

從海邊的垃圾,一路追回陸地上,陳姿蓉認為,「政策倡議是改變的途徑」,召開記者會、參與公聽會,並在2017年8月參與政府與公民團體一同運作的「海廢治理平台」,共同討論海洋廢棄物的預防與處理。

台灣的廢棄物政策,是「藥到病除」還是「短暫的止痛藥」呢?陳姿蓉以台南市禁用保麗龍餐具為例,政策推行後,反而出現了相較保麗龍杯,更難回收、更難處理的複合材質飲料杯;而購物用塑膠袋以價制量政策,也在實施後,出現許多「變通」方式,包含用不織布提袋裝飲料、飲料杯改為塑膠袋等「創意形式」。

中國在今年年初開始檢討已執行十年的限塑令,田倩表示,台灣限塑政策的執行狀況,可作為借鏡;討論到「生物可分解塑膠(PLA)」容器,陳姿蓉表示,這常被民眾認為是可回收、對環境友善,但實際上因為硬體設備不足而被拿去燒,毛達回應到,回中國後需要馬上跟在地政府溝通,避免新型態的材質成為政策的漏洞,以確實達到政策的目標。

從抗爭到共存 八里掩埋場與焚化爐

潮境公園昔日是垃圾掩埋場,海科館的潛水志工除了復育海洋之外也協助淨海撿垃圾。攝影:陳宣竹。
潮境公園昔日是垃圾掩埋場,海科館的潛水志工除了復育海洋之外也協助淨海撿垃圾。攝影:陳宣竹。

在陽光明媚微風輕拂的上午,一行人來到位於基隆的潮境公園。走在步道上眺望著遠方,一片蔚藍海域傍著壯麗的海蝕地形,海洋科技博物館產學交流組主任施彤煒組指著離「地面」近十公尺深的岩石說,「那是原本海岸的高度。」

潮境公園過去是基隆長潭里垃圾掩埋場,於1976年啟用、1992年停用,後續作為博物館用地由海科館負責。「想說不是蓋焚化爐靈骨塔,但是叫我們滾,差點被打」提及成立海科館的第一次說明會,施彤煒表示當地居民長年對於政府沒有信任感,「政府來都是亂搞、丟垃圾」,為了成立博物館,這群學者經歷長達15年的幕後工作,與居民溝通建立信任關係,海科館得以在2013年底開館,也才在2016年成立「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為基隆第一個海洋保育區。

潮境公園因為靠海,垃圾掩埋場上的覆土受海風吹拂鹽份較高,草不好長,覆土逐漸被雨水沖刷,走在步道上都看得到垃圾裸露;沿海的邊坡也在海浪的侵蝕下逐漸被掏空,過去三、四十年來的垃圾掉入海洋污染生態。與海爭地的後果,是潮境公園每五年就須要修一次,幾次修復下來已累積上億台幣的修復費用,而且並無法根除問題,眾人戲稱這形同是「工程永續」。

以永續海洋為使命的海科館,長年進行海洋監測,復育珊瑚、嘗試「修復海洋」,在地也有潛水志工幫忙撿垃圾,然而妥善治理昔日垃圾掩埋場的經費不足,也是這一片美麗海洋的隱憂。

在潮境公園海邊可以看到垃圾裸露的地方,綠色人物觀察台灣三、四十年前產生的垃圾樣貌。攝影:陳宣竹。

在潮境公園海邊可以看到垃圾裸露的地方,綠色人物觀察台灣三、四十年前產生的垃圾樣貌。攝影:陳宣竹。

來到北台灣另一側的八里掩埋場,可以眺望台灣海峽。八里掩埋場目前是飛灰固化掩埋場,只收新北市三個焚化爐的飛灰,以及緊急災害產生的大量廢棄物。目前掩埋場已到第四期用地,接下來將開挖過去掩埋的生垃圾,進行挑揀,再行掩埋。看著曾經的山頭成為了垃圾山,垃圾減量、零廢棄,是這群綠色人物持續推進的方向。

隔壁的八里焚化爐,焚燒新北市民的生活垃圾以及事業廢棄物。長年追蹤焚化爐營運及監管的毛達,詢問台灣焚化爐的熱值,相較中國的焚化爐設計,台灣明顯比較高,但現階段也面臨焚化爐燃燒熱值高於設計熱值,焚燒效率不彰的問題;毛達也問到戴奧辛的監測,只要溫度800度以上就可以破壞產生的戴奧辛,廢棄物熱值高,加上在營運單位的控制下只要減少起停爐的次數,就能減少戴奧辛產出的可能,但當詢問關於周遭環境中戴奧辛的數值,焚化廠代表表示,他們平常有進行煙囪監測,並沒有針對環境中的數值定期監測,且環境中也不只有焚化廠會產出戴奧辛。

垃圾反焚 陳立雯:沒有民眾發聲,政府理都不理

離開掩埋場及焚化爐後,綠色人物們來到位於濱海道路旁,太平村自救會靈魂人物張新福的家中。

過去張新福反焚、反掩埋場,現在持續進行掩埋場和焚化爐的監督,但他強調「自救會不能把責任強加在居民身上,是自救自發。」昔日台北縣的八里、林口一帶,被規劃興建「數座」不同類型的垃圾掩埋場及焚化爐,地點就在居民居住幾百年的土地上,政府運用徵收,將城市發展產生的「成本」通通轉嫁到這個偏遠的社區。於是,張新福成為太平村自救會的指揮中樞,深謀遠慮規劃抗爭行動,「威嚇前一定利誘,但我們不接受」,即便二度被提報為環保流氓,張新福與夥伴們仍持續堅持,成功擋下灰渣掩埋場,各退一步的結果,是自救會開啟對掩埋場與焚化爐監管的道路。

「做運動不能趕盡殺絕,人情要留一線。」用著文雅的台語,自救會陳西田會長說道,對於當年的抗爭到現在能維持友善的監督關係,是這群從年輕奮戰到老的自救會成員的體悟,也是給社運夥伴的提醒。被問到會不會後悔?投身抗爭行動而丟失工作,幾度被暴力威脅的自救會核心人物謝玉麟說,「即便代價很大,但是大幹一場很爽」,持續堅持守護土地,甚至前一日才參與完焚化爐的定期民間監督會議。

與過去反掩埋、反焚、現在持續監督的林口太平村自救會交流,綠色人物都被成員的故事感動,熱血沸騰。攝影:陳宣竹。

與過去反掩埋、反焚、現在持續監督的林口太平村自救會交流,綠色人物都被成員的故事感動,熱血沸騰。攝影:陳宣竹。

回程的車上,過去也協助多個反焚團體的陳立雯有感而發:「垃圾反焚,在地民眾是最重要的因素,他們是內力我們是外力,沒有民眾發聲,政府理都不會理。」她並對比了北京的兩個案例,阿蘇衛焚燒場有一個60多歲的人跳出來組織民眾,轟轟烈烈地幹了一場,「雖然最後還是建了,但大家努力了一把。」南宮焚燒場則是出不來領頭、關鍵的人,反焚的力道就不夠。而在焚化爐建置之後,關鍵的問題是監督,中國的民眾是否也能如太平村自救會一樣,建立對焚化爐的監督機制,持續關注焚化爐的營運,這是中國待努力的課題。(繼續閱讀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