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稱科學理性的年代裡，將一切交由科技決定的工具理性世界，卻往往伴隨許多非理性的或超乎理性的災難，且當科學愈是向前一步，科技愈是完美發達，災難竟然是更加的不可測、不可知。有意思的是，災難發生之前，科技的操縱者總是充滿自信，而一旦發生了災難，科技專家卻只能事後以科學的方法調查，再理性的宣布新發現，且不外乎是諸多未考量到的、複雜的且超乎預期的因素。這凸顯了科技的侷限，但社會卻很少理智的承認這樣的事實，反而是不斷的強調科技的偉大。而災難既已發生，且不可能重新來過，大多只能諉過於天地不仁。這是科技決定、工具理性的生活世界上演的荒謬劇碼，核電的安危也不例外。科技的確為社會帶來利益，卻也製造了危機與威脅（這不就是人禍嗎？）。現代生活總以為信任科技即可存活，但其時是信任操控科技的專家與官僚，而一旦這些科技權威一味服膺政治權力與發展邏輯，就會藉由科技的操弄提供不完整或扭曲的資訊、模糊的論點以及錯誤的因果關

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不僅是這幾年政府與企業機關朗朗上口的流行趨勢，也是許多大學推行的政策目標。除了綠色採購與垃圾分類之外，校園內的環境小革命究竟可以扎根多深、培育出如何豐碩的成果呢? 一群荷蘭馬斯垂克大學 (Maastricht University) 的學生以積極的行動證明，大學生不僅有能力主導校園的環境改革，從實作學習永續環境的精神與操作，還能將經驗帶出校園，為社會的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本文透過專訪馬斯垂克大學環境運動的一位成員，介紹歐洲青年的環境倡議方式，希冀身處國際舞台邊緣的台灣青年，能從中獲得一些啟發和行動的力量。Green Office ─ 種子萌芽2010 年的春天，位於荷蘭東南角的馬斯垂克大學多了一股特別的綠意。幾位學生環境團體 Student workforce for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在最混亂的那一刻，一位與我同車的先生說，連兩千人都疏散不了，竟然還敢說核電廠事故要疏散幾萬人？我的心沉沉地被撞擊了一下。今天搭火車回花蓮上課時，遇上了台鐵貨運列車出軌的意外。九點五十分左右車子停在宜蘭站，隨即是大約一小時的等待。由於意外地點在介於東澳與蘇澳間的永樂，台鐵的應變措施是，十點鐘列車續從宜蘭出發到蘇澳新站，然後轉接駁公車到東澳，再由東澳站搭火車到花蓮或更遠的台東。一位乘坐在我後面，可能來自歐洲的背包客完全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我於是跟他簡單說明後，請他跟著人群轉搭接駁公車。惡夢從這裡開始了。可能有上千名旅客同時在蘇澳新站等待接駁公車，台鐵人員既無設定排隊線，也沒有拉出車道，於是人流慢慢占領了車道，全都希望「第一時間」搭上接駁公車。蘇澳新站派出連大聲公都不會使用的站務人員，用大約只有十個人聽得到的音量導引人潮……隨著氣溫上升，乘客開始與站務人員發生零星衝突。我走到前面建議站務人員用「

江揆挑在「309反核遊行」2週前提出「今年8月進行核四公投」的宣示，當場讓在野黨與環保團體錯愕不已。在野的民進黨一開始確實是陷入了「左支右絀」的處境，因為公投議題在過去一直是民進黨的「專利」，但當前的《公投法》門檻著實相當高，因此民進黨才會出現一會兒批評國民黨「政治操弄」，繼而提出從成立4個小組「準備應戰」。蘇貞昌主席在3月1日表示：「現階段應該推動公投法補正。但如果修法不過，這個戰場對反核四運動相當不利時，民進黨還是得正面迎戰，努力衝刺、催高投票率，打贏這場反核四的戰役。」相對來看，反核的社運團體基於過去歷史經驗，著實擔憂這次核四議題又被兩大黨以各種方式，或者說，以其所認定的「政治動員」方式給「洗」了過去，而模糊了事件本身的焦點，一開始就以「核四並非政治問題，而是攸關民眾生存的問題先定調」，再來以「攸關民眾生存與生命之事不能公投」，呼籲執政的馬政府應負起「政治責任」，停建核四。3月2日，

反核運動在台灣已經持續數十年，期間出現豐富而多元的論述與行動：包括從國際政治經濟層面出發，直指美國與國民黨政府的政企連帶；或者在戒嚴時代將反核與反國民黨獨裁結合在一起，凸顯發展核能決策過程中的專斷；也有從環境角度出發，溫馨追求一個得以保障後代的非核家園；從安全角度觀照，則持續挑戰台電、原能會及核工學者此一複合體所創造出的核安專業神話。運動過程中也不乏在地的聲音，貢寮人挺過核四停建又續建的心情轉折，持續將反核四火種傳承給下一代；蘭嶼人堅定捍衛祖靈，以自身的犧牲讓本島人看見核廢料的潛在威脅，以及台電在管理上的敷衍心態；既有核電廠當地居民，也持續對核安及核電廠內用過燃料棒的管理提出質疑。除了各種反對理由外，近來也有許多團體投入更根本地政經體系研究，試圖從發展路徑、能源政策、用電需求規劃等面向著手，思考一個非核化後的台灣，如何在一個對環境、土地、勞工友善的基礎上，持續追求經濟成長。換言之，此時的思

該來的，總要面對，或許爬過最後這座山，就是夢土。核四公投，一直是反核運動中強烈的最終決定論述，甚至都必須說台灣的公投立法，很大基礎是從反核運動催生出來。終於國民黨心懷不軌的的丟出核四公投議題，一來解309當前全島反核的運動之急，二來解公投綁大選的民進黨選戰之局，更重要是算準公投門檻，核四公投不過，一勞永逸的續建核電。國民黨機關算盡，全無好意，但是反核團體又如何拒絕公投，一廂訴諸街頭。再大的街頭聲浪，面對台電動員、企業相助，政府支持下，一樣泡製的街頭民意，輕輕鬆鬆就是發便當、發禮品，人數過十萬。就算此時反核聲浪大，逼著政府宣佈停建，難保十年前停建又復建的風波，不會在一次次政權交替間，重覆上演。公投是一項制度，一個具有高度約束性的全民制法制度，一旦決定就是全民意志，政府不能玩弄的決定。所以，讓核四走向公投，未必不是好事，甚至當初提出，現今拒絕，剛好落入國民黨的算計，「政府要公投展現民主，反而是

「沒有核四，台灣會缺電！」「非核家園，電價將大漲五成」、「缺乏穩定供電，經濟成長無以為繼」，上述均為身處核電複合體中的經濟部、台電或是御用學者們，面對全民對於核安的疑慮時，時常拋出的言語。試圖羅織出核電之必須。然而就如同國際知名永續發展學者Johan Rockstrom於《瀕臨破產的自然》（Bankrupting Nature）一書中，指出核電充其量只是能源政策的一個選擇，而非命定的必備條件。諸多國際知名的研究報告，亦佐證此看法。如國際綠色和平、歐洲再生能源協會、全球風能理事會所委託多個學研單位所提出的「能源革命」（Energy Revolution）的研究報告中，既指出若能使能源效率在2050年時，提昇至2007年的3.7倍，並大舉推動再生能源發展，則可在2050年時，淘汰全球核電廠的運轉，且可使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下降82％，滿足抑制增溫攝氏兩度以下的需求。甚至全球電力供應

核安，不是單指核廠安全，尤其是拼裝製造、問題重重的核四廠，核廠安全已讓人信心全無，更重要是一旦核災發生，台灣倒底有何因應能耐？閱讀核能會的緊急應變程序，看過幾次核災演習，最後結論就是：等死！以核災等級分級，國際將核災事故分成七級，三級已是幅射外釋，四級已達民眾輻射曝露零界值，五級已經要啟動避難疏散行動，六到七級已經是日本福島核災的大逃難。面對核災分級，探訪政府所謂核災應變，根本是作作樣子，幾無對策。名義上，核災發生全體動員，但是面對核災的種種高度傷害性，政府唯一的力量，說穿就是化學兵部隊上陣，警消只能在外圍看著辦。國軍化學兵部隊幾乎成為台灣處理核災的唯一力量，憑藉著一些車輛器具，以及「軍令如山」的勇往直前，但是有決心、有勇氣，不代表有能力，人員、器具的災後應變，在不斷演習裡，讓人越看越疑惑，越看越心驚，台灣一旦核災發生，能夠搶救應變到如何？。從演練上，有偵檢車、清洗車、以及消毒清理車可供行

林義雄先生完成三次核四公投千里苦行十年後，府院高層終於點頭決定舉辦核四停建公投。但此舉究竟是長期堅持興建核四的國民黨政府釋出善意或包藏糖衣毒藥，仍待觀察，切勿盲目隨之起舞。首先，有關核四公投議題，如何設定？例如可能是有特定立場的核四停建公投或核四續建公投；也可能是沒有特定立場的「您支持核四停建或續建？」問題，再開放由人民圈選支持停建或續建的公投。會需要討論公投議題如何設定，原因來自我國的《公民投票法》第30條規定公投通過的法定要件是投票人數達投票權人總數1/2以上，且有效票數超過1/2同意者，才算通過。慎辦選務建立公信也就是說如果投票人數未超過投票權人總數1/2以上，也算未通過。因此，假設核四公投議題被設定為核四停建公投，卻因舉辦時間倉卒，宣導不足，民眾（尤其中南部）不明就裡，無法判斷，以致投票意願不高，即可能因投票人數不足而未通過。於是政府便可以「名正言順」繼續興建，不可不慎。其次，核四

在3/9廢核大遊行前夕，反核已成全民風潮，要求政府停止核四預算追加，全面檢討核能政策的關鍵時刻，執政黨卻提出了要將核四議題付諸公投，我們懷疑執政黨是否在推卸政治責任？我們必須強調的是：一個不安全的核電廠，不會因為公投而變成安全！公投是弱勢議題或是在野黨訴諸直接民意的方式，一個掌握行政權與立法院多數的執政黨政府，應該負起責任來，呼應人民的訴求，直接停止編列預算或是在立院中刪除核四預算，終止這個電廠開發案，而非再推給公投決定。現行公投法長期以來受到民間社會批判，是資訊不公開、資源不平等、門檻過高的鳥籠公投法，依照公投法規定，進行全國公投投票率須達50%(901萬人)，且過半數同意(450.5萬人)才成立，這種嚴苛的條件根本失去民主真義，變成有錢有權的政黨才能玩的遊戲，所以之前民間團體只支持新北市地方公投，過於嚴苛的全國公投則不會當作優先策略。而現行公投制度將使得執政黨可合法使用龐大的行政資源推

平溪天燈節，年年放，年年有人罵，但是至今分成兩條思維，一個推進觀光的大放特放，一個要求環保的反對施放，讓一個傳統習俗，在現代社會面臨存續問題，其實不只天燈，包括蜂砲、放水燈等民間習俗，都成現代社會的問題。但是，實際上許多傳統習俗有其深意，甚至使用物件、活動程序都有教化環保的意義，只是進入商業、觀光，這些深意全被抹滅，剩下就是「人人玩到、人人消費」的觀光經濟。天燈的問題，直指施放後的天燈殘骸，掉到滿山滿谷清除不易，但是這些問題都來自天燈的量產化，讓天燈變了材質，造成大問題。傳統的天燈製作，以細竹為框，棉紙為罩，大小限於紙張大小，大約在30公分高，內置祈福金紙，澆上煤油。在施放時，點燃金紙提供熱力上昇，上昇到天空後，火勢會由細竹框架延燒，引燃燈身燒盡，就算未燒盡落地，也因為是竹、紙自然材質，長久會自然分解。但是，傳統天燈製作不易，劈竹、編竹、黏紙等，都是細工，為了製作求快速，產品大量化，於是竹

「當城市已經被拆毀了，我們的記憶該如何保存？」這是作家米果的新書〈台北同棲生活〉扉頁題辭。就我們這些來自府城台南，在台北首都落腳的城鄉移民來說，要發給這城市一封情書還是告別信，最在意的不是永遠別想征服我們「歹嘴斗」的美食，而是那青春奮鬥歲月中的空間歷史有沒有被善待。我們初到這大都會的入口，老台北車站或是淡水線旅客的第六月台，早已縮寫為北車永不復返，並幻化成一座繼續愈來愈複雜的地下立體迷宮。這並不是要提倡抗拒時空變遷的無力鄉愁，用空間木乃伊阻礙效率的運作，而是追求一個偉大又安全的正義城市。對於熱愛斂聚財富的財團資本家，和崇尚熱鬧的大眾觀光團客與本地人潮，台北已經揮霍過多的黃金地段，打造最高的101大樓、最密集的百貨公司購物區，和兩顆距離不到兩公里的大小巨蛋，真的是夠了。應該致力於國家大政的行政院，為了挽救低迷的支持度，內閣們興高采烈的玩起腦力激盪遊戲，一會說要搞華爾街金融中心，又改口弄六本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