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環保署郝署長在報上刊載“制定環保合理標準，執法才能貫徹” 一文，說明針對放流水排放，其執法的困難性以及放寬標準與增加一個緩衝階段的必要性—以期降低對公權力執法不彰的傷害。筆者體會郝署長實地勘察，務實考慮的用心，卻對其決策及說法無法認同。
首先，環保署故應考量執法效果問題、廠商的配合意願與經濟因素，但更應念茲在茲保護環境與民眾的健康安全，任何決策的實行，更應考慮到是否真正解決問題以及其長遠發展的後果。以放流水標準為例，放寬標準或延長期限是否能真正解決問題，達到環境改善的目標，或者是唯一或最好的解決方式，都有待商確。
一、據署長所言，有高達36%的工廠不符現行標準，執法過嚴，將造成廠商無法負擔。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有64%的工廠符合現行標準，那麼將法定標準降低，是否對這些按照法律規定改善或投資污染防治設備的廠商公平？對守法業者而言，放寬標準難道不是對公權力的傷害？環保署該做的，不是降低標準以配合違規業者，而是獎勵合法業者，並以實證經驗輔導違規業者，調整除污設備與技術。
二、環保署在八十七年實施放流水標準時，即曾考慮到實行困難，而給予兩年緩衝期，其目的即考慮到廠商污染削減可從廠內污染預防、製程減廢或管末處理改善等多方面努力。緩衝期實施後至今已三年多，該檢討的是環保主管機關是否依照廠商當初所提改善計劃，研擬具體進度積極查核。如當初執行不力，環保署又如何能寄望未來一年緩衝階段能落實改善計劃？環保署若是因為部分業者改善能力問題，是否應從其主管機關著手，如與經濟部等部會協商？？技術財政？？進行協助廠商投資污染防治設備等配套措施？
筆者要指出的是，環保署任何決策，都應從環境改善為優先考量，依此為政策目標，擬定各種政策手段，才能真正解決問題。而此次放寬放流水標準，是一種最便宜行事的做法，只考量法定標準與現實執行層面，忽略其他更廣的政策手段，以及與其他相關部會和民間環保組織合作協調的機會，非但不能解決問題—改善環境與維護公權力，更無法維護居民環境品質，為廠商技術升級、國家永續經營做出任何貢獻。
放眼台灣各大小河川污染狀況，台灣放流水標準的制定應從整體環境生態承載力為基點，而產業經營更應將環保升級納入全球市場競爭的加分要素。對於執行層面的困境、放流水的稽核，也可納入市民團體的力量，以社區為單位，建立河川監督系統，不但可以協助稽查人力上的不足，也可讓居民參與環境保護，在美國環保署所提倡志願環境監督計劃，即是擴展政策執行策略，加強民眾參與基礎，以達環境保護目的。
以台灣人口土地比例與資源開發狀況，我們要比的，不是日、韓、中國大陸等國的放流水標準比我們鬆，而是產品品質的高低與技術升級的可能性，應考量的是我們是不是活的比別的國家更健康、環境品質是不是較好。認知島嶼生態的脆弱性，以島嶼有限資源為主體的思考，才能讓我們釐清整體經濟環保政策的架構方向，也才能制定出環保合理標準。
相關參考資料：制定環保合理標準 執法才能貫徹 （環保署署長郝龍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