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坐在松山車站月台的圓柱邊,望著火車來的方向。經歷了狂風大雨,中斷許久的北迴線鐵路終於得以通行,讓往返小島東西部的旅客,能在較順暢的情況下迅速來往。
在等待火車到站的過程中,我總是習慣在火車站的一角靜默的觀察著,看著週遭行色匆匆的人們,也享受著心靈上難得的平靜。但是,正當火車即將進站的時刻,一隻麻雀以輕鬆自若的態度、輕盈的腳步,從右後方悄悄地接近我。我的視線隨著牠小巧的身軀游移,從身後到腳跟邊,再由身前往左後方走出我的視野。我身體毫無動作、冷靜的靠坐在圓柱邊的地上,但內心卻如滾熱的沸水般不停翻攪,腦中逐漸浮出些許模糊的影像,這盡是孩提時的片段回憶。
在臺北這樣的都市裡成長,我縱然不是沒機會在都會公園中看到野生動物,但每回看到松鼠在樹幹上下的攀爬,卻多半在趨近的過程中眼睜睜的看著牠們一溜煙的離開,毫無機緣親近這些個可愛的小生命。原因無他,在那一個凡生命皆為我族類應用的年代,小南門的鳥店中禁錮著各式珍禽走獸待價而沽。白頭翁、帝雉到大冠鷲、台灣獼猴到紅毛猩猩,從放生、食用到觀賞用,除去人類以外,都可能被囚禁在這兒。而山林在一陣肅殺的氣氛中,野生生命和人類有若世仇般彼此敵對,動物自然也不會靠近人類的生活圈。
依稀還記得,孩子們聚在電視前,都會有著同樣的疑惑:「美國的動物怎麼都會在人們身邊?」。我們與山產店比鄰而居,從春天澎湖的海豚、夏天的八色鳥到秋天的紅尾伯勞和灰面鷲,在對野生動物的殺戮中成長,自然無緣席地而坐的與松鼠、鳥雀遊玩。
這樣的現象在文化資產保護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的通過後有了轉機,不管你喜歡與否,島上的野生動物開始有法令作為牠們的靠山。自此,島上的人們開始被逼迫著收拾起獵槍、陷阱與鳥仔踏,學習眼睜睜的看著鳥獸紛飛。也許事出無奈,但土地上的人們倒也展開了另一階段的學習,試著放下萬物之靈的驕氣學著與生命和諧相處。
幾年下來,我們漸漸看見了成效,各地都有賞鳥、賞蝶的人們,我們以光學器材擷取記憶替代刀械掠奪生命,成就了臺灣獼猴數量回復、許多動物由保育名單除名。也可看到綠繡眼、赤腹松鼠圍繞在公園中遊人的身邊。
「沒有事情是一成不變的!」這是我大學時代教授給我們的一句話。那個以消費象牙、虎骨、犀牛角而聞名的貪婪之島也可以對生命很友善,而我們的公園也可能很「美國」。事實上,當年西方國家以臺灣消費保育類動物為藉口採取經濟制裁手段時,我並不以為然。甚至害怕人民會因為來自外界的壓力,而誤認為保育工作是為了國際形象而不得已為之的表象,使得臺灣自發性的保育之路因而受阻。畢竟,除非人民真心關懷生命,否則任由再嚴苛的法令都無法解決野生動物遭獵殺的窘境。像是即使在中國境內獵殺大貓熊可能被判死刑,也無法改變中國人民依然捕捉大貓熊的事實,應該就是最為鮮明的例證。而在這樣的文化中,殘酷的圈養亞洲黑熊取膽汁的事例處處可見,自然也就不足為奇。
而在臺灣,當人們發現山中的野生動物族群逐漸回復的同時,我們倒也不能沾沾自喜,畢竟保育教育是一條長遠的道路,在減少殺戮後是否能讓大眾注意到山林破壞、野生動物棲息地減少的現象,以還給野生動物一片長久存活所需的環境,則是現今保育工作的重心。當然,在關懷本土生物之餘,面對像是寵物商以辦公用裝滿變色龍,以死亡率超高且極不人道的挾帶方式走私動物的例子,我們是否還能更進而關心國外野生動物的處境,拒絕購買眾多的外來物種,以消弭潛在的龐大寵物市場,也是我們可再努力的方向。
這個小島的人民已逐漸走出血腥,正試著親吻土地、擁抱生命。在遠離昨日後,我們也想用過去沈痛的經驗做為借鏡,去積極參與地球村的維護工作。小小的麻雀在我四周繞了一圈,我也有機會回想過去這些年來人與生命互動的轉變,我和牠都剛遠離那個殺戮年代,相信我的兒子和牠的下一代,也都會走進一個更溫馨的世紀。
我從水泥地上站起,拎著背包向車廂走去,「到花蓮還要三個小時!」我這麼想著。然而,保育的工作,卻是一條漫長無止境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