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坐在松山車站月台的圓柱邊，望著火車來的方向。經歷了狂風大雨，中斷許久的北迴線鐵路終於得以通行，讓往返小島東西部的旅客，能在較順暢的情況下迅速來往。
在等待火車到站的過程中，我總是習慣在火車站的一角靜默的觀察著，看著週遭行色匆匆的人們，也享受著心靈上難得的平靜。但是，正當火車即將進站的時刻，一隻麻雀以輕鬆自若的態度、輕盈的腳步，從右後方悄悄地接近我。我的視線隨著牠小巧的身軀游移，從身後到腳跟邊，再由身前往左後方走出我的視野。我身體毫無動作、冷靜的靠坐在圓柱邊的地上，但內心卻如滾熱的沸水般不停翻攪，腦中逐漸浮出些許模糊的影像，這盡是孩提時的片段回憶。
在臺北這樣的都市裡成長，我縱然不是沒機會在都會公園中看到野生動物，但每回看到松鼠在樹幹上下的攀爬，卻多半在趨近的過程中眼睜睜的看著牠們一溜煙的離開，毫無機緣親近這些個可愛的小生命。原因無他，在那一個凡生命皆為我族類應用的年代，小南門的鳥店中禁錮著各式珍禽走獸待價而沽。白頭翁、帝雉到大冠鷲、台灣獼猴到紅毛猩猩，從放生、食用到觀賞用，除去人類以外，都可能被囚禁在這兒。而山林在一陣肅殺的氣氛中，野生生命和人類有若世仇般彼此敵對，動物自然也不會靠近人類的生活圈。
依稀還記得，孩子們聚在電視前，都會有著同樣的疑惑：「美國的動物怎麼都會在人們身邊？」。我們與山產店比鄰而居，從春天澎湖的海豚、夏天的八色鳥到秋天的紅尾伯勞和灰面鷲，在對野生動物的殺戮中成長，自然無緣席地而坐的與松鼠、鳥雀遊玩。
這樣的現象在文化資產保護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的通過後有了轉機，不管你喜歡與否，島上的野生動物開始有法令作為牠們的靠山。自此，島上的人們開始被逼迫著收拾起獵槍、陷阱與鳥仔踏，學習眼睜睜的看著鳥獸紛飛。也許事出無奈，但土地上的人們倒也展開了另一階段的學習，試著放下萬物之靈的驕氣學著與生命和諧相處。
幾年下來，我們漸漸看見了成效，各地都有賞鳥、賞蝶的人們，我們以光學器材擷取記憶替代刀械掠奪生命，成就了臺灣獼猴數量回復、許多動物由保育名單除名。也可看到綠繡眼、赤腹松鼠圍繞在公園中遊人的身邊。
「沒有事情是一成不變的！」這是我大學時代教授給我們的一句話。那個以消費象牙、虎骨、犀牛角而聞名的貪婪之島也可以對生命很友善，而我們的公園也可能很「美國」。事實上，當年西方國家以臺灣消費保育類動物為藉口採取經濟制裁手段時，我並不以為然。甚至害怕人民會因為來自外界的壓力，而誤認為保育工作是為了國際形象而不得已為之的表象，使得臺灣自發性的保育之路因而受阻。畢竟，除非人民真心關懷生命，否則任由再嚴苛的法令都無法解決野生動物遭獵殺的窘境。像是即使在中國境內獵殺大貓熊可能被判死刑，也無法改變中國人民依然捕捉大貓熊的事實，應該就是最為鮮明的例證。而在這樣的文化中，殘酷的圈養亞洲黑熊取膽汁的事例處處可見，自然也就不足為奇。
而在臺灣，當人們發現山中的野生動物族群逐漸回復的同時，我們倒也不能沾沾自喜，畢竟保育教育是一條長遠的道路，在減少殺戮後是否能讓大眾注意到山林破壞、野生動物棲息地減少的現象，以還給野生動物一片長久存活所需的環境，則是現今保育工作的重心。當然，在關懷本土生物之餘，面對像是寵物商以辦公用裝滿變色龍，以死亡率超高且極不人道的挾帶方式走私動物的例子，我們是否還能更進而關心國外野生動物的處境，拒絕購買眾多的外來物種，以消弭潛在的龐大寵物市場，也是我們可再努力的方向。
這個小島的人民已逐漸走出血腥，正試著親吻土地、擁抱生命。在遠離昨日後，我們也想用過去沈痛的經驗做為借鏡，去積極參與地球村的維護工作。小小的麻雀在我四周繞了一圈，我也有機會回想過去這些年來人與生命互動的轉變，我和牠都剛遠離那個殺戮年代，相信我的兒子和牠的下一代，也都會走進一個更溫馨的世紀。
我從水泥地上站起，拎著背包向車廂走去，「到花蓮還要三個小時！」我這麼想著。然而，保育的工作，卻是一條漫長無止境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