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子
杜鵑花
調皮的杜鵑花喜歡
趁沒人注意時
悄悄爬上枝頭
將春天笑成了
收不回去的一張臉
在花季上陽明山賞花是很多人的習慣。
和女兒在士林搭260的公車,直上陽明山,隨俗賞花去。
在北投、士林這邊的陽明山區,過去都是平埔族凱達格蘭人北投社、麻少翁社的居地,康熙末年時,漢人中的泉州人、漳州人進入北投和士林後,多向平埔族人租地或購地農墾,而平埔族中有田地或山坡地無力耕植或急需用錢的人,就會將土地租或賣給漢人,訂契約後要到衙門去公證,也有許多因姻親關係而融和在一起生活的。
由於北投的唭哩岸是大台北地區最早開發的地方,當時人數最多的泉州人也有人往北邊的山坡地發展,在乾隆初年時,詹、王、陳、曾等十八姓氏的人向凱達格蘭人承購該地,由於十八姓的人所共有,地名也叫十八分,往東的紗帽山附近則由泉州安溪人吳、張二姓開闢,自此而後,泉州人開墾的腳步就從陽明山的西南邊向上發展,往東北循頂湖、大坑、湖底而至竹子湖了。
在士林方面,從陽明山東南邊的外雙溪開墾的時間,據傳開始於乾隆初年漳州人楊國策向麻少翁社租地開墾而始,乾隆六年,漳州人何士蘭深入開闢內雙溪,漢人拓殖的腳蹤就一路溯溪而上了。
而仰德大道這條目前進入陽明山的主要路線,則稍晚開發。
乾隆末年後,漢人的拓墾足跡就全面從南方一步步地伸入了陽明山的中心地帶。
◎永福
經過永福時,我告訴女兒:「這裡是漢人最早在陽明山區開墾的地方,原名叫惠安厝。相傳最早到這裡的漢人是客家人,不過,後來被漳州人趕跑了。」
「為什麼會被趕跑呢?」女兒問。
「在台灣的移民歷史裡,從荷蘭、西班牙、鄭成功到清朝治台時期,大陸移民中以福建泉州人為最多,漳州人則居次,從廣東來的客家人較晚移入,人數也較少,因此,在台北附近開始有漢入入墾拓殖時,泉州人佔領了台北盆地中心的菁華區,而漳州人在泉州人勢力的壓迫下,只能盤據在台北盆地邊緣如士林、北投等靠山的地區,至於晚來的客家人,為免於與漳、泉人士互爭地盤的械鬥,只好往山上發展了。因而,陽明山仰德大道這一線最早的漢人開拓者,是客家人從士林芝山岩移到仰德大道上的永福附近,然而,清朝時台灣盛行各種分類械鬥,在道光、咸豐年間,台北盆地漳、泉械鬥嚴重,漳州人不斷受泉州人壓迫而往山區移動,自然也影響到客家人開發的地區,後來,客家人舉族遷到桃園、中壢去,漳州人就沿著永福、公館地一路拓展沿途附近的山坡地了。」
「他們以什麼維生呢?」女兒追問。
「當時,種茶這項產業前景看好,因而山坡地都被開闢成茶園,在山谷或溪澗處可能也有種大青。」
「永福是不是意謂永遠幸福呢?」
「是啊!也有一說是福建人永居之地。以前,在永福的拔仔莊曾有反經石,過去曾被列為士林八景之一,稱為『永福磁石』,在1961年時被移到士林區公所前圓環內,現在不知又被移到哪裡去了。」
◎山仔后
不知不覺中,車子像流水般的行到了山仔后,兩邊的房屋開始增多,連麥當勞都出現了。
女兒說:「這裡一定很平,才會有那麼多房子。」
「這裡叫山仔后,意即在山的後方的意思,山可不是左邊的紗帽山,是東南方那座山,有人說是虎頭山,也有資料上說是大崙尾,山名可能因時間而變,現在的地圖上叫小草山,以前從士林過來,因為外雙溪和內雙溪那邊開發較早,從那裡要越過那座山才能扺達此地,所以才叫山仔后,不過,這裡最早的地名叫草山。」
女兒一聽到這裡最早叫草山,有點懷疑地問:「草山不是指陽明山嗎?怎會跑到這裡來了?」
「在清朝時期,山仔后叫草山,而公車260總站和前山公園附近叫磺溪內,可是,日治時期在磺溪內設置草山派出所,而那裡也因為溫泉的開發而享有盛名,而且山仔后這裡也設置了一個山仔后派出所,所以,地名就順理成章的轉移。後來,隨著陽明山區的發展腳步,草山這地名漸次延伸到包含山仔后、磺溪內、山豬湖、冷水坑、後山公園等地。」
「真是奇怪,一個好好的地名還會來來去去的不斷旅行,最後竟然還消失了,如今,我們如果要憑弔一下草山地名的感覺,該到哪裡去看呢?」女兒問。
「台灣府誌上記載:『草山,以多茅草故名。』所以,要感覺草山實在太容易了,台灣各地破壞過的山嶺比比皆是,第一個長出的一定是芒草,所以,台灣也是到處都是草山、草嶺等地,不用特別找就到處可發現了。」
女兒竟然搖搖頭,嘆了口氣說:「不談草山了,這個地方為什麼這麼平呢?」
「大約在30萬年前,七星山流出大量熔岩流,向下流啊流,流到這裡就沒有力氣再往下流了,就在這裡形成了熔岩台地,才使今天大學、住家和別墅可以在這裡存在。」
「如果30萬年前我們在這裡的話,不知道會怎樣?」
「大概會像鐵板燒上的烤肉吧!可能還會吱吱叫呢!」
◎草山(磺溪內)
公車駛過一段平坦的路後,左轉進入260的總站,這裡在清朝時期叫磺溪內,日治時則叫草山,有一些日治時期留存下來具歷史意義的建築,如眾樂園(今天的教師研習中心)和貴賓館(今天的第一賓館)等。
下車後,先帶女兒到剛才轉角附近的教師研習中心和中山樓看一下。
「中山樓我在電視上看過,報上常寫『草山論劍』,是國民大會開會和打架的地方。我覺得『草山論拳』還更適合。」
「嗯,中山樓是紀念孫文百年誕辰紀念建的,有政治權威地標的意涵,也是近年來所謂『山中傳奇』的發源地。你覺得它建築的型式像什麼?」
「很像宮殿。」
「對,像中國北方的宮殿。我們光從政治人物的紀念建築都可以讀出,當時那些主政者意識型態中的封建思想了。陽明山當時在政治體制上隸屬於陽明山管理局,是因為它剛好位在繁榮而重要的台北市旁邊,而且風景優美,自然成為台北市民假日旅遊的好去處,基於這種遊憩的價值,國民政府來台後,就仿照過去大陸江西省廬山風景區設置廬山管理局的辦法,設立『草山管理局』來提高這區域的政治地位,1950年時,地方人士倡議為紀念明代哲人而將草山改為陽明山,草山管理局自然易名為『陽明山管理局』了。後來,1968年時,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後,將士林和北投劃入台北市,陽明山管理局自然就被裁撤了。」
「為什麼會選在這裡呢?」女兒問。
「因為靠著台北的最高峰七星山,依風水的看法,有人說這裡是龍脈所在,另外,中山樓旁邊那條路是新園街,當年日本皇太子來的時候,就是到那裡的貴賓館休息的。」
「那我們過去看看啊!」女兒興奮的說。
「現在有人住,進不去了,還是好好看這教師研習中心吧!」
「那教師研習中心要看什麼呢?」女兒問。
「我們進去繞一繞,你找找看有什麼好看的。」
逛來逛去,女兒突然對我說:「這個牆的石頭有點特別,好像不太規則。」
「妳眼力真不賴,這種石牆的砌法本地人叫『番仔堵』,堵就是牆,番仔就是以前漢移民稱呼外人的一種用詞,這裡是指日本人,我們常說的『番仔火』、『跑番仔反』等都是相同的意思,所以,番仔堵就是日本人砌的牆,聽說,當時的台北和淡水有幾個匠師曾參與眾樂園的建築,也從這裡學得這種砌牆法,後來也有用在陽明山區後期的一些石屋建築。除了番仔堵呢?」
女兒搖搖頭,說:「只覺得這建築很典雅優美。在日治時期呢?這裡又有什麼用途。」女兒問。
「這裡在日治時代是草山最有名的公共溫泉浴室,當時叫『眾樂園』,很有日本味道吧!這棟建築是1929年建造,1930年完工後,上草山洗溫泉的遊客就年年增加,而達到一年六萬人次的記錄。」
「為什麼要建公共溫泉浴室呢?老遠跑到這裡來洗溫泉,真勤勞!」女兒一副大人模樣地搖搖頭。
「因為日本人有洗溫泉的文化習慣啊!眾樂園的興建,其實是『御大典紀念大屯山公園計劃』裡的一環而已,『御大典』就是日治時期裕仁在1928年於京都舉行124代天皇的即位儀式,年號也改為昭和。」
◎日本皇太子訪草山
「奇怪,建一間公共浴室和日本天皇即位有什麼關係呢?」女兒不能想像。
「關係可大了,誰叫台灣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而裕仁又曾經在1923年以皇太子的身份到台灣來訪問呢!其實,陽明山在近代的發展歷史,和裕仁來台訪問有相當大的關係,譬如說,來之前,台灣總督府花很大的力氣和金錢準備奉迎,像位在新園街、被當地人喚作『太子亭』的『貴賓館』,就是為了要讓裕仁到草山一遊,感受一下台灣山嶺的風光而建的,還包括士林到草山、草山到北投間道路的拓建、舖砂石等工程。」
「皇太子來台一躺就要這樣大費周章啊,那裕仁來草山住了幾天,有沒有洗溫泉?」女兒對天皇的旅行產生了興趣。
「嘿嘿!只停留了兩個小時,吃個中餐就走了,可能也沒有洗溫泉,不過,倒是發生一件有趣的事,就是身為業餘生物愛好者的裕仁,在當時發現餐桌上一盆葉子形狀長得很奇特的植物,開著深紫色的花,結果問了知事、總督和總務長等都不知道,後來,吃完飯後,高田知事趁裕仁休息時趕緊召來當地居民一問,才知道這植物叫『八角蓮』,可以治療蛇毒,是生長在草山和七星山一帶的野生植物。從此以後,八角蓮在草山就聲名大噪,人人都認得了。」
「現在還有嗎?」女兒問。
「在步道旁好像絕跡了,不過,少數溪谷附近的森林還有。」
「裕仁來台灣一躺就這麼威風,他大概很得意吧!」女兒說。
「其實,裕仁當時可能還想著:我還不太願意來呢!裕仁回日本一個半月後發表的談話裡,只提到了一句:『台灣特產的水果木瓜非常好吃。』這就是裕仁對台灣的印象。」
「既然他不想來,又幹嘛要來呢?」女兒問。
「當一個人擁有無上的權力時,許多要藉他賜與權力的人自然要想盡一切辦法巴結他了,所以,當時的台灣總督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邀皇太子訪台。」
「可是,為什麼不一佔領台灣就邀皇太子來宣揚日本的國威呢?而要在佔領台灣28年後才來?」女兒問。
「日本領台初期,台灣各地的反抗力量四起,到處都有不願被日本統治的各種組織,但在日本軍警強大的武力鎮壓和懷柔的兩手策略下,逐漸敉平各地的亂事,1912年,當時的台灣總督佐久間佐馬太將日警的控制力量伸入台灣的高山中央後,逐漸控制台灣全局,在討伐太魯閣蕃告一段落後,回到日本覲見天皇邀功,就曾提出要求,希望當時的皇太子,即後來的大正天皇能到台灣訪問,好看看他治理台灣這塊殖民地的成果,也得到應允,不過,明治天皇於當年七月駕崩,大正天皇即位,訪台的事就不了了之了。後來,從1921年起,當時的台灣總督田健治郎積極邀請皇太子裕仁訪台,直到1923年第三次奏請,裕仁才答應訪台。」
「那台灣當時人民的反應呢?」女兒問。
「當時的奉迎事業在總督府全力主導下,各地當然都轟轟烈烈的展開,甚至有『三百年來空前盛事,全島人民無上光榮』的說法。然而,對於一般的百姓來說,在那種君權至上的時代裡,唯一能作的事大概也只是仰望罷!如果能見到皇太子一面,也算是無上的榮耀了。這就是君主時代的社會價值啊!人人崇拜權威。今天我們看起來好像很可笑,可是,卻是歷史中冷酷的事實。」
「作天皇真好,可以享受權力的滋味!」女兒說。
「就是人人都想當皇帝,歷史上才會有那麼多的戰亂和改朝換代,到頭來,受害的還是人民。」
「你看,裕仁一來一去才停留兩個小時,卻要台灣那麼多人為他作那麼多事,這不是很荒唐嗎?」女兒不解。
「來過之後的影響還更大,當年,為紀念皇太子裕仁訪台,台灣總督府還提出了一個『皇太子殿下台灣行啟紀念事業調查委員會』,負責審議府下各局提出的九十幾件紀念事業的提案,後來採行了三件。裕仁曾到訪的許多地方也都爭相豎起了紀念行啟的石碑。」
「什麼是『行啟』呢?」女兒問。
「照日本皇室的稱謂,『行啟』就是指皇太子或皇后出巡、旅行或訪問,天皇出巡叫行幸。」
站在充滿外來政權勢力宰制的歷史現場,附近優美的山林風光和清新的空氣仍讓人深深感受到這塊土地本質上的美好。
◎草山、北投紀念大公園
「當年,為紀念皇太子裕仁訪台,台灣總督府還提出一個『皇太子殿下台灣行啟紀念事業調查委員會』,負責審議府下各局提出的九十幾件紀念事業的提案,後來採行了三件。裕仁曾到訪的許多地方也都爭相豎起了紀念行啟的石碑。」
「三件提案中,和陽明山有關的是什麼?」女兒問。
「與陽明山有關的一件為:設置一個草山、北投紀念大公園,包括大屯山、七星山紀念造林、蒐集台灣原生植物成立一紀念植物園和鋪設登山電車鐵道等,然而,次年裕仁就結婚了,為了紀念台灣行啟和新婚,台北州訂了一個十年紀念造林計劃,預定在七星山西南側和大屯山每年造林兩百甲,六年共1200甲,後四年則為補植和撫育,然而,從1924年到1929年完成大屯山造林計畫後,又發現,大屯群峰以北的山嶺有兩千多甲的坡地一片荒蕪,為了涵養水源,從1931年起,又展開了裡大屯山的造林計畫,也是以十年的時間,前六年每年造林一百甲,後四年則是補植和撫育。造林完成後,還有立碑紀念,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
「奇怪,山不是都長樹木的嗎?為什麼大屯山會荒蕪呢?」女兒問。
「清末到日治初期時,北台灣山區盛行種茶和煉樟腦,大屯山附近群峰山坡上的樟樹都被砍光了,其它樹也很多被砍來當薪炭材,光禿禿的山坡就拿來種茶,後來茶業沒落,山坡地自然也滿目瘡痍了。」
「當時的造林都種一些什麼樹?」女兒問。
「主要是黑松、琉球松、馬尾松、相思樹、柳杉,還有一些台灣扁柏、福州杉、竹柏、日本赤杉、樟樹、羅漢松等。」
「那這眾樂園的來歷呢?」女兒的眼光又從遠方蔥鬱的森林回到了歷史現場。
「後來,1926年12月,日本大正天皇駕崩,裕仁繼任為日本124代天皇,改元為昭和,1928年11月,裕仁在京都舉行『御大典』正式即位後,台北州為慶祝裕仁即位,又將未完成的紀念事業拿出來炒。之前,在1928年4月,台北州就委請日本國立公園協會會長本多靜六林學博士來台,進行草山地區的景觀調查,完成『御大典紀念大屯山公園設計概要』,預計以35萬圓的經費,從1929年開始,在五年之內完成北投溫泉、大屯火山群、草山溫泉、大庄溫泉、金山溫泉、金山海水浴場、淡水海水浴場及淡水高爾夫球場等串連山、海和溫泉等遊憩區的多樣化特色,而成為世界著名的大公園。眼前的眾樂園就是草山溫泉的代表作了。」
「這不都是一些溫泉和海水浴場而已嗎?怎麼會是大公園呢?」女兒疑惑的問。
「這只是大架構而已,從道路系統來看,他們要建一條從草山到金山的公路捷徑,就是從這裡經山豬湖、越過擎天崗,直扺金山的道路,往西則要築一條經竹子湖、穿越大屯山腹、直扺淡水的路。以遊憩功能的角度看,他們是想以擎天崗為中心,建立大區域的高山草原景觀區,好像日本的高原名勝『輕井澤』一般,同時串接各個火山頂峰、火山口湖及地熱硫氣孔等地質、地形的景觀區。而原來計劃要作的人工設施,如天然動物園、天然植物園、蓮池、櫻崗、沿溪步道等也都沒有作,同時還規劃前山公園及中山樓附近的街道配置等。所以,他們在景觀調查後對紀念公園設計的整體規劃,其實是相當完備的。」
「設計了一大堆,結果作了多少?」女兒問。
「在1930年建完草山眾樂園和竹子胡休息所後,就因為經濟不景氣沒錢而停擺了。」
「到底日本人對陽明山區規劃的大公園是好是壞呢?我還是搞不清楚。」女兒可能急著想得到一個簡單的答案。
「很多事情的判斷其實都不是二分法的非黑即白,我們如以單純遊憩的觀點來看,日人對道路的闢建、觀景台、垃圾筒、行道樹的設置原則、溫泉水源的管理、林間小屋的建造、高地草原的利用等,都有相當完善的計劃;從文化的觀點看,日本人對櫻崗、蓮池或草原牧場的規劃利用也充滿了日本民族的審美觀,而沒有考慮到台灣人民的文化需求和美感眼光;以生態或古蹟維護的觀點看,道路的大肆闢建也造成了生態系的割裂,如果草山經擎天崗到金山的捷徑真的築成,我們今天就再也看不到魚路古道的蹤跡了。所以,我們先要確立觀點才能判斷好壞。」
「不過,總是因為裕仁來台,大屯山和七星山才會種那麼多樹木,從這個角度看,其實也是功德一件呢!」女兒說。
「其實,當時大屯山和七星山的樹我認為是一定要種的,因為要作水土保持和涵養集水區的水源,就一定要種樹作為保安林,水才會留得住,只是,在名義上就把造林當作紀念事業,把功勞都歸給日本天皇,就好像基督徒的善行,一切都是『奉主之名』一樣,在天皇、上帝之下的子民所作的一切努力,也都只是為了榮耀天皇、上帝罷了!」
「不管把造林的名譽歸誰,從實際的眼光看,山上有樹總比沒樹好吧!」女兒大概難以承受那麼複雜的思考。
「相對於清朝末年的大肆砍樹和開發山坡地種茶樹,日人開始管理山坡地並造林,當然是好的,可是,造林樹種的選用不一定符合這裡的地理條件,比起原始森林變化豐富的林相和複雜的種屬則又差多了。」
這眾樂園的浴室,在事過境遷多年以後,已變成圖書室了,從外觀上看,現在的人大概很難想像如此美麗的建築曾是大眾公共浴室的所在。想想,還真羨慕以前人生活環境的美好。
◎大屯國立公園計劃
「為什麼日本人的紀念大公園都沒作好,就又想成立國立公園呢?」女兒問。
「詳細的狀況並不清楚,不過,因為日本內地在1920年代受到美國國家公園設立的影響,也致力推動國立公園的設置,1930年,日本國立公園調查委員會成立,1931年制定國立公園法,剛好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也是實驗場,所以,這些東西也迅速移植到台灣來了。」
「那他們在台灣設了幾個國立公園呢?」女兒問。
「1933年,台灣總督府就成立了一個『台灣國立公園調查會』,以總督為會長,1934年,大屯山國立公園協會成立,1935年,實施國立公園法,在1935年至1937年間調查研究,由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關文彥完成一份報告,選了大屯山彙、玉山(新高山)及阿里山、雪山(次高山)及太魯閣三處為國立公園預定地,1938年就正式成立三個國立公園。」
「大屯國立公園範圍有多大?選定大屯山設立國立公園又是根據什麼條件呢?」女兒問。
「有8265公頃,包括草山、七星山、大屯群峰、面天山、向天山和淡水河對面的觀音山。因為這裡是台灣唯一最完整的火山景觀區和最密集的溫泉區,擁有豐富的地質、地形的景觀變化,而且是許多重要的蝶類、鳥類和特有植物的棲息地和分布地,不僅深具特色,而且彌足珍貴。」
「這國立公園後來進行的如何呢?」女兒問。
「因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自然無力推動這些計畫。」
從眾樂園漫步走到轉角的中山樓前,彷若走到了權力爭逐的十字路口,實質和象徵的地標環伺四周。
◎陽明國家公園觀光計劃
在眾樂園、中山樓和日式木屋、現代建築的對比之間,女兒又興起比較的心理。
「國民政府來台後,對陽明山區有沒有什麼動作?」女兒問。
「最早有一個『台灣省風景協會』,於1952年向政府建議應制定國家公園法,並延續日人對三個國立公園的計畫,希望政府指定陽明山、太魯閣及玉山三大風景區為國立公園,1955年又再建議一次,但都沒得到任何回應。1956年,觀光事業委員會成立後,他們就停止活動了。」
「我猜,當時的政府根本沒把台灣的經營放在眼裡,只想把台灣當踏腳石,作反攻大陸的白日夢,對不對?那後來呢?」女兒猜測。
「是啊!後來在1960年代時,一度有發展觀光的呼聲出現,交通部也成立了一個『觀光事業小組』,當時,有一批回到政府機關任職的留美學人,在美國曾接觸到一些國家公園和觀光事業,就提倡台灣有必要規劃自己的國家公園的想法。」
「結果有沒有成立國家公園?」
「1961年,這觀光事業小組選擇了大屯山區作預定地,展開測量調查的工作,1962年,國家公園的範圍確定後,就委託前台灣省公共工程局進行規劃,1963年即提出了一份陽明國家公園計劃,總面積有2萬8400公頃,範圍從士林、北投地區一直延伸到北方的三芝、石門、金山、野柳、萬里的海邊,範圍大還沒關係,這計劃中以『土地之多方面利用』和『自然與遊樂公開之雙重目的』的指導原則,在我們今天看來,才更駭人。」
「為什麼駭人?是不是缺乏生態保育的觀念?」女兒問。
「這計劃打算在十年內花2億7800萬元的經費,建纜車、球場、騎馬區、營火場、露天劇場、旅舍、人工湖、遊艇碼頭、直升機等等遊樂設施。」
「人工湖要設在哪裡?」女兒問。
「就是向天池那個台灣保存得最完整的火山口湖啊!因為向天池在大雨後會積水,但很快會流失,所以,他們就想築水泥地基,把水留住,變成永久性的半人工湖。」
「真是荒謬。那個計劃後來進行得如何呢?」
「因為很多建設都缺乏法律依據,也沒有十足把握的經濟效益,所以並沒有實施,也還好沒有動工,不然,我們今天看到的陽明山區可能就更加滿目瘡痍的景觀和生態破壞的窘狀了。」
「後來陽明山的發展狀況如何?」女兒問。
「隨著台灣成為以美國為首,防堵共產勢力擴張的一環後,台灣在民國60年代也被納入資本主義國際社會市場分工的一環,台灣的經濟從那個時候開始也逐漸起飛,一方面台北的人口持續增加,一方面國民所得日漸提高,1970年代中期以後,從天母行義路一帶開始興盛的燒酒土雞城餐廳和違建,就一路漫延至陽明山竹子湖或馬槽一帶,甚至旅館、別墅、餐廳、寺廟或工廠等也跟著上山了。國人對土地的開發利用,向來是唯利是圖的,根本不會考慮水土保持和景觀破壞的問題。」
游走在臨近台北而風景又如此優美的草山,回想往昔諸多勢力對這塊土地利用方向的回顧,許多無形而龐大的力量在時間流裡交匯纏繞,彷彿看到了一個千頭萬緒的死結般。
◎現在的陽明山國家公園
「現在的陽明山國家公園是什麼時候設立的?」女兒問。
「是1985年9月成立的,面積約1萬1456公頃,早年雖有一些農牧活動影響部份景觀,但由於大部份地區在軍事管制區及台北市政府劃為都市計劃保護區之下,仍保有許多地質、地形及生態上的自然特色。」
「那現在的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發展方向是什麼?生態保育較重要還是滿足台北市民的遊玩需求比較重要?」女兒繼續追問。
「我也不是很清楚,從世界上先進國家設立國家公園的發展趨勢來看,生態環境的保育應是主體,而休養、保養和遊憩的功能則是附帶的。國家公園的概念源起於美國在1872年首先設立黃石公園,這也是世界上第一座國家公園,以橫跨三州的大面積範圍來達到自然環境保育的目的,免於開發、破壞力量的入侵。我1989年去玩時,剛好那邊的森林被燒掉很多,有野牛死了也都不加以干預,除非擋到路了,才會稍加移動,他們對原始自然狀態的維護一向都很尊重自然。不過,位在都市附近的國家公園都會有遊憩的壓力,陽明山國家公園在台北市的旁邊,地緣上的特殊位置大概就註定它要承受許多遊客步履壓力之重了,然而,今日生態保育的觀念在台灣已日漸覺醒,想完全順應一般庸俗的觀光遊憩眼光規劃似也不太可能了,因此,在生態保育和滿足市民遊憩需求間尋求平衡點可能是個方向吧!」
「可是,你不覺得如果遊客數量多、又沒公德心的話,對國家公園生態和景觀的傷害很大嗎?」女兒說。
「是啊!我覺得最嚴重的一點,是許多遊客把到一般遊樂區遊玩的那一套習慣也全盤搬到國家公園來,無視於不同自然特色的環境也需要有不同的眼光和旅遊的方法,以致於烤肉、團康遊戲、大吃大喝或大聲喧囂的各種僵化遊樂方式都可隨處看到。」
「所以,我覺得國家公園應該大力提倡知性之旅才對。」女兒說。
「國家公園內有解說課,也有解說義工,不過,好像只有駐站,較缺乏主動出擊。我認為改變一般遊客的旅遊慣性,讓他們可以從各種管道的認識、感覺或體驗中發現,原來遊玩也可以是和自然中的萬物或景觀特色互動的一種過程。所以,我認為開發、改變一般遊客的旅遊習慣是國家公園可以思考和推動的方向。」
「可是,學校如果不配合教鄉土教材或自然教材,大概也很難改變旅遊習慣,因為,我們小朋友如果植物也不認得,石頭也不會看,地形也不了解,只好吃喝玩樂了。」女兒的想法很深刻。
「妳說的很有道理。看似單純的一種旅遊習慣,其實牽涉到最根本的教育、文化及生活層面中對本土自然與人文的價值認同,反過來想,我們如果能從旅遊中發現自然和人文中的樂趣,也有可能影響我們在教育、文化和生活上的選擇。」
「所以,我的結論是:如果大家能藉玩國家公園來提高『自然生活』的品質,並且認識我們自己的鄉土,才更值得。」女兒說。
「我完全同意。」
◎前山公園
和女兒緩步邁向前山公園,滿園的杜鵑正盛開著,白色、粉紅色和紫色的花朵佔滿了視覺的空間,彷彿在強迫你要承認它的美一般。
「你覺得美不美?」我問女兒。
「有一點美,不過,五彩縯紛,實在太熱鬧了,櫻花更美,因為比較孤寂而高傲,不過,我覺得路旁的野花草也很美,如通泉草、黃鵪菜或咸豐草等,在路旁或草地矮矮地一小群一小群的開,實在真美。」
女兒的審美觀倒是令我有些訝異。
走在這片在日治時期還是稻田和草埔地的前山公園,田園和花園的異樣情趣不斷在腦海中翻轉對比,時而繞過水池,時而穿越公共浴室,一些年紀較大的人進進出出。
「你說草山的櫻花是繼竹子湖之後的賞櫻重地,是這裡的櫻花嗎?」女兒問。
「當然不是了,當時的櫻花多種在舊郵局、聯勤俱樂部和新園街附近,就是中山樓那邊,這裡還是農田呢!國民政府來台,成立陽明山管理局後,這個公園才在1952、53年時,由國人自己建立的,而且,這裡的櫻花還是從旁邊的紗帽山移植下來的呢!原來紗帽山上的步道兩旁種了1400多株櫻花,但移下來大部份之後,如今已所剩無幾了。」
「紗帽山為什麼要種櫻花呢?」女兒不解。
「因為日本人有賞櫻的文化,每逢櫻花盛開的時節,他們都會在櫻花樹下賞櫻飲酒作樂狂歡。所以,在日治時期因為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政府自然想將台灣人的文化習慣改得和他們一樣,而在1940年時,剛好是日本皇紀2600年,日本人為慶祝這個特殊的年份,就在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內成立『櫻委員會』,在陽明山區展開種櫻運動,並決定以日人認為最高貴的內地櫻(日本本土的櫻花)中適應較好的染井吉野櫻和台灣本土花色紅艷的緋寒櫻為主要的栽植樹種,將緋寒櫻種在草山、紗帽山和竹子湖沿線等海拔較低之處,而染井吉野櫻則種在大屯群峰中海拔較高及雨量稍低之地,1940年這兩種櫻花就各種了2600株,1941年又各再種了2400株,共一萬株,而後的幾年則持續的補植和修剪,使這段時期的陽明山區遍布櫻花。」
「那這些櫻花現在都到哪裡去了呢?長那麼久,一定長很大了吧!」
「這麼久下來,大部份的櫻花都凋零殆盡了,殘存的櫻花寥寥可數,主要的原因大概和氣候的適應和病蟲害等有關吧!人為的破壞當然也有,據說在六零年代時,由於櫻花的樹皮可以製鎮咳劑,以致於附近一些居民競相上山剝取櫻花的樹皮販售,造成櫻花全面性的破壞。」
「唉!那幹嘛要種櫻花呢?」女兒嘆了一口氣。
「以前是殖民者認定櫻花是他們精神文化中美的象徵,現在則是遊客想賞櫻,所以就有人種啊!」
「這裡的櫻花都在哪裡呢?怎麼都看不到幾棵?」女兒問。
「這裡的櫻花大多為緋寒櫻,因為花期較早,所以,很多櫻花都開過了,現在都長葉子出來了,你看,這種邊緣有鋸齒,葉子葉柄連接枝條處有線狀托葉的樹就是櫻花,而且,櫻花的樹幹上有環狀的皮孔,這也是辨識的重要特徵。」
走著走著,來到了一處有流水經過的小池子,池水乳白泛淺藍色,有幾個歐巴桑脫起鞋子坐在旁邊泡腳聊天,好不愜意。
公園內的路彎彎曲曲,在杜鵑花叢中繞得昏頭轉向之際,往下方跨越一條橫亙公園的的道路後,一弧平靜無波的水池突然出現在眼前,有一種柳暗花明的開闊之感,這是東方風格庭園空間布局的常用手法,在一個小空間裡儘可能壓縮、佈置一些所謂的『標籤風景』,以小風景間對比的效果來凸顯感覺上的變化,以體驗風景意境作為對風景詮釋能力的分野。所以,小橋、流水、蓮池、通幽的曲徑等就變成了中國式公園的不變公式。不過,這裡多了一些草坪,則是西方公園文化中的東西。」
女兒看著湖中的植物說:「這是荷花還是蓮花?」
「荷花就是蓮花,所以都不是。這叫睡蓮,你沒看到牠的身體貼在水面上睡覺嗎?所以叫睡蓮。」
池旁有公共溫泉浴室,進出的好像都是一些老年人。
繞湖一圈後,再度從杜鵑花海中穿梭而過,沾滿了一身的花香和古意而邁向後山公園。
◎楓香和楓樹
從前山公園出到紗帽路,兩旁的路樹都非常高大,樹幹淺縱裂的溝紋也非常漂亮。
女兒撿了一片落葉問我:「這不是楓樹嗎?」
「這叫楓香,是金縷梅科的,不是楓樹。以前,日本人剛來台灣時,發現楓香的葉子也是掌裂的,誤以為這樹和北方溫帶的楓樹是同科的,而且汁液又香香的,所以取名叫楓香,後來,發現台灣另外有楓樹,可是,楓香這名字已經取了,所以,為區別起見就把台灣其它原本該是楓樹科的樹命名為槭樹科,如台灣紅榨槭、掌葉槭、尖葉槭、樟葉槭、青楓、台灣三角楓等,不過,現在有部份圖鑑都已改成『……楓』了。」
「台灣真奇怪,不是楓的叫楓,該叫楓的又變成槭,難怪大部份人都搞不清楚什麼才是楓樹。是不是楓樹的葉子秋冬都會變紅?」女兒說。
「不一定,像陽明山區很多的尖葉槭就只會變黃,青楓、台灣紅榨槭等就較會變紅,這跟溫差也有關係,早晚溫差越大,越容易變紅,而楓香大部份都只會變成黃褐色。」
「那陽明山有沒有辦法賞楓?」女兒問。
「秋冬時上陽明山,時常聽到許多人看著楓香或尖葉槭在納悶,為什麼楓葉不會變紅呢?我就覺得有點好笑,找錯對象了,當然看不到紅葉,試試看青楓或掌葉槭可能就會有意外的發現,只是,這兩種樹陽明山很少,中海拔比較多。我自己則覺得黃葉還更美,為什麼一定要賞紅葉呢?」
「是啊!我認為綠葉還更美,為什麼一定要賞黃葉呢?」女兒類比的能力真厲害的很。
經過二六零總站時,我對女兒說:「有一次,我在這裡等公車,剛好旁邊的大花曼陀羅正在開花,當時有一群高中女學生從旁邊走過,也發現那花,其中一人就大叫:『哇!百合花,好漂亮喔!』幾個同學也都附合著,在好笑之餘也真的蠻感慨的,年輕人真的是越來越疏離自己生長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了。」
「沒辦法啊!學校的課程又不教這些東西,我們要向誰學?大花曼陀羅不是百合科的吧?」女兒手一攤。
「是茄科的,而且全株有毒,花和果更毒,所以,不要隨便去碰。」
旁邊幾株高大的樟樹正抽出嫩綠的幼葉,深縱裂的樹幹透著一股攸遠歷史況味的質感。女兒直呼這樹好漂亮喔!
通往後山公園的路,步道邊可見陽明山區特別多的野鴉椿,冬天落葉,早春長出新葉後,開出緣色不顯眼的花,然而,夏季時卻結出令人驚艷的鮮紅果實。
還有杜鵑花、茶花、葉面光亮的厚皮香,接近門口時,開始出現楓香和櫻花。
◎後山公園
「後山公園什麼時候才設立的?」女兒問。
「後山公園原本在日治時期是日人山本義信的私人別莊,叫羽衣園,建地約只有一公傾,在現在辛亥光復樓和蓮池靠山那一邊,即後山招待所附近的位置,一九四五年以後成為海山煤礦老板的別墅,直到一九四九年草山管理局成立後,才將此地設立為開放的公共公園,而後又慢慢擴建,規模才越來越大,到今天已有三十多公頃的範圍了。」
走在遊人如織的步道上,嘈雜的人聲和妖艷的顏色組合成一幅熱鬧的遊人賞花圖。
我問女兒:「你來過這公園,印象最深的是什麼?你覺得這公園有什麼特色?」
「當然是花鐘和噴水池了,那個大鐘上面種滿了花草,很漂亮,至於這個公園的特色嘛,亭子很多,路繞來繞去好像在走迷宮一樣,還有一些水池、銅像。」
邊走邊提醒女兒注意這裡的地形地勢,左前方的大屯山、右邊的七星山和後面的紗帽山都是判別方向很好的地標。
從蔭翳的小路往上走,先到小隱潭再下去,一些粗大的樹木昂然挺立,像這片斜坡上的守護巨人般,人工的石階道在其間蜿蜒盤旋,一個又一個的亭子則點綴其間。
繞來繞去,有時,不知不覺繞回原來的地方了,時而遇到漂浮著睡蓮的水池,不小心又撞見王陽明或蔣介石的雕像,亭子的名稱時而明恥、時而四照,又是聽泉、又是夕照、桃源,充滿了古中國文人道德關懷和對自然的簡單審美觀,還夾雜著政治人物的偶像祟拜。
我問女兒:「喜不喜歡這個公園?」
「太人工化了。雖然有些小風景也蠻好看的,如小隱潭就很自然,可是,繞來繞去,一直在重覆,本來不是很大的地方,卻繞得暈頭轉向,沒什麼新鮮感。而且,夕照亭也看不到夕陽,實在有名無實。」女兒說。
「這就是東方庭園設計的精神之一啊!繞來繞去就是要讓妳每轉一個彎就變換一個觀看的風景,而且有『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開朗之感;亭子多則是走一段路後就可休息一下,試想古代那些文人雅士,拿著扇子在園中呤詩作對的情景,就可以想見亭子的重要性了,過去大陸明、清時代的文人有強烈的道德使命感,而且,對自然美的視野也有其文化背景框架標籤的侷限,所以,取出來的亭子名稱就充滿了道德或標籤風景的名詞了;蓮池也有強烈的象徵意義,明、清兩代有些懷才不遇或被貶官謫居的一些人,曾參與一些地方庭園的建築,稱為『寫意山水派』的園林,而有人建蓮池就是象徵『出汙泥而不染』的精神,水中的魚兒則有使安靜的風景活潑起來,並且以『魚樂牽動人樂』的情緒感染效果。至於銅像,則是大中國意識和威權時代的遺跡罷了,不值一提。」
「為什麼以前那些文人會發展出這種庭園風格呢?」女兒問。
「可能是嚮往自然進而模擬自然的一種心情吧!中國大陸的土地開發利用很早,在平原地區也幾乎沒有什麼較原始的自然可言,因而,把自然美景的理念搬回家,同時以人工的手法雕塑、構築,納自然百景於小小的空間,使優遊其間的人可以從小見大,領略以人工組合琢磨出的自然之美。所以,很多庭園有假山、流水、瀑布、疊石、九曲橋和各式花木等佈置。」
「對啊!我看有些地方都會有一顆立起來的石頭,這代表什麼意義呢?」女兒問。
「那石頭叫孤賞石,擺在池邊或小空地旁,就好像西方的人體雕像一般,這是當主角的石頭,也有很多當配角的石頭,如池邊的疊石或一些石頭擺成的桌椅等。」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能有那麼多文化背景才來公園玩啊!如果我們用欣賞圖畫的眼光來看呢?」女兒問。
「圖畫其實就是一種視覺的框框,而框框中的形式美感則是運用高低、大小、虛實、明暗、曲直、凹凸等對比的手法營造出一種勻稱的和諧感覺。」
「我們照相的時候常要取景,有些人常喜歡說從哪裡看起來最漂亮,這種框框中的美感到底對我們是好是壞?」女兒追根究底。
「取景就是一種分割自然、排除雜亂的過程。人在自然中取景,滿足一己形式美感的需求而不傷害自然還無可厚非,可是,如果人們老是想將完整的自然一塊塊的切割、塑造成符合其文化需求中形式美的零碎部份時,這種動作就很值得商榷了。」
「是不是形式美本身就有問題呢?女兒問。
「從人類美感的發展來看,人類從最原始的欣賞野獸的奔馳、果實的豐腴、稻穀的飽滿,一直發展到能欣賞抽象的形式美感時,同時也忘了欣賞對象的內容存在了。
如同生物學上的分類學在過去一直被過份強調一般,許多優秀人才投入分類的結果,卻往往忽略類與類,物種與物種之間橫向的有機聯結,當生態學起步發展時,人類的環境已被弄得一塌糊塗了。所以,於今之計,我認為現階段我們必須發展一套『生態美學』,以調節形式美一支獨大,而又容易因美感眼光造成自然破壞的情形。」
「什麼是『生態美學』呢?」女兒問。
「自然原本是一個有機的統合體,我們的眼光如果經常侷限在一個小框框中,不論從形式上或實質上都會看不到自然的真相,而生態美學簡單的說,就是將我們的眼光放大,不僅要在形式上看到物與物、景與景的有機聯繫,而且要透過對自然的觀察,以全身的感官去體驗自然實質內容間有趣和美的循環過程。如果人人都有生態美學的素養,他就不用去追逐標籤化的所謂『美麗』風景,而在任何自然環境中都可以享受充滿變化的美感和樂趣了,而且,無論他在什麼位置、從事什麼職業,就不會無知的破壞屬於公共財的自然環境了。」
儘管,現代的公園都有其多目標的功能,每個人都會各取所需,然而,和自然接觸仍應是公功能園的焦點所在。
◎本土化公園的省思
在迴旋的小徑上,邊走邊看邊談,女兒似乎比較能夠去發現這個公園的精神了。
「為什麼我們需要建公園呢?」女兒問。
「妳終於『問』到重點了。人類因為文明的發展和都市型態生活方式的盛行,逐漸疏離自然,因而,在都市就建立該地人們可以遊玩休憩的仿自然環境的公園,後來,在因應產業開發而生態環境破壞日益的情況下,國家公園的概念就在先進國家被提出,以大面積的範圍來保護自然環境為主,兼具提供人們觀賞、保養與休閒的功能。所以,基本上這兩種公園的目標是不一樣的,我們一定要先掌握公園存在的根本價值,才能進一步討論公園隨著各種文化和生活習慣衍生的各種不同型態。」
女兒點點頭,同意的說:「那你認為這個公園建得好不好?」
「我覺得在這裡建中國式的庭園,簡直是畫蛇添足,而且手法也太粗糙了。因為這裡本身地形的特質就是天然的緩坡地,本身就很自然,再加上一些人工的設施,非但沒有增添模擬的自然,反而妨害了原本的自然特質,變得太人工化了。倒是前山公園的地形較合適,感覺較好。」
「我們的看法都一樣,太人工化了,我還以為你很欣賞這公園呢!那西方式的庭園呢?」女兒高興的說。
「以前我住美國洛杉磯時,常去杭廷頓圖書館,裡面就有很多主題花園,有東方風格的禪園,有草原型態的澳洲花園,也有以玫瑰花為主的歐洲花園。西方傳統的庭園比較強調規則和對稱,線條筆直、視野寬闊,步道寬大,有強烈的圖案之美。」
「那你比較喜歡哪一種花園呢?」女兒問。
「我覺得一個地方的花園營造,最好要符合那個地方的地理個性,再配合那個地方的文化風貌,才能造出最有自然與人文風格特色的美麗花園。所以,我們看日本殖民台灣時,在陽明山留下櫻花和大屯國立公園設計的種種,國民政府來台後,又將中國那一套文化模式搬過來套在陽明山頭上,而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何在呢?再看台灣的地理特色,台灣的地勢山高、水深、流急,地勢多變,充滿了各式的、大小風景,且森林密布,和中國江南的平原或日本大島的地理風貌迥異。在台灣,我們當然可以有中國式或西方式的庭園,但我們更應該思考、建構和追求屬於台灣主體風格的花園。」
「講了半天,我還是不知道你到底喜歡哪一種花園?」女兒納悶。
「我喜歡比較具有野性的、具台灣主體精神的花園,也就是花園中的樹和花要用台灣本地的,在空間布置上則要保存原初的地理特質,營造的風格則應向在台灣有長期與土地相處經驗的原住民,或較早來台、融入台灣這塊土地而有較多生活經驗的族群學習,而且要避免各種水泥建築的出現。」
「我們不是從大陸來的嗎?我們過來的時候把文化帶過來用也理所當然啊!為什麼一定要強調台灣性格的花園呢?」女兒問。
「台灣的族群很多,不光是從大陸來的而已,還有從南島來的原住民,每一個地區的人帶著他自己的文化到另一個地區之後,自然而然地會將自己的文化和那塊土地融合,而發展出一套能適應當地地理特色的文化,也只有這樣子,我們才可以在那個地方活得最舒服。不然,就像一個頭很小的人,你叫他戴一頂大帽子,當然會不舒服甚至常會掉下來,所以,發展自己的文化就像裁剪自己的衣服一樣,一定要合身才好。」
女兒點點頭,好像有些同意的樣子,然後說:「我們去看花鐘。」
附近的噴水池噴水時都噴一陣子,休息一陣子,很好玩。
記得以前小時候來陽明山,經過噴水池時,噴到空中的水柱常會被聞名的草山風吹散而刮向我們,而被淋得一身濕的我,卻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意感受,強烈的印象至今猶存。
◎大屯瀑布
看完花鐘,沿著石壇路走,脫離了東方庭園的氛圍後,場景即刻壯闊起來,不一會兒,就來到了大屯瀑布前,沿小噴水池兩邊的路進入,一股濕意直上心頭,頓時覺得涼爽不少。
一路溯瀑布衝下來的急流邊前行,女兒一路也開始發表議論,一會兒說,這個石桌椅拿掉可能會更自然,一下子說橫亙瀑布前的小橋拿掉氣勢將更自然與宏偉。
這或許也是一種還原一個地方原始地理特質的好方法吧!站在純粹愛好、欣賞自然景觀的角度上看。
我對女兒說:「你好像越來越能把握住風景的本質了。」
女兒有點得意的說:「消去人工的東西,當然就還原自然的本來面貌了。」
「可是,還不止是這樣,原來人工建設的所在變成自然之後,當然會長出一些蕨類或草本、樹木等,也會開花結果,自然會吸引更多的昆蟲或小動物,這個地方就更自然了。」
◎杜鵑茶花園
回到後山公園的大門不遠處,我們轉向沿著斜坡而闢建的杜鵑茶花園,水泥建築的亭台樓閣仍是這裡人工設施的主調,在亭邊紀念某某人的碑石到處林立,卻沒有人理會,在威權時代落幕之後,仍殘存著許多疏離本土文化個性的無趣樣板,實在有點破壞景觀。
其中,在距樓台不遠處有一方碑文較有意思,上面記述了在一九八一年時,日本山形縣日華親善協會於後山公園種植一千一百株櫻樹的記錄,不過,仍不能免俗地充斥著感念先總統蔣公對日本以德報怨的德行等歌功頌德的文字。
我對女兒說:「你看這碑文,後山公園中的日本櫻花大多是在十幾年前種的。」
「這算不算是一種文化侵略呢?既然沒有辦法在政治上保有台灣,利用櫻花、商品等文化、經濟力量來達到實質的目的,也是一件快意的補償吧!」女兒說。
「或許吧!只是主事者本身不一定有這種動機,而是他們背後無形的文化意識背景趨使他們作這種行動吧!台灣一直沒有較多的人從各個層面思考台灣主體性旳問題,加上國民政府來台後一直以大中國意識的文化、教育思想在控制台灣大眾,而從日治時期遺留下的日本文化意識也仍殘存在許多年紀較大的人的身上,在這兩大文化勢力爭逐下的台灣,要如何走出自己符應地理個性和人文風貌的主體文化,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而從巨觀的角度去了解存在於過去台灣土地上發生過的歷史事實,或許就是反省未來主體文化走向的基石吧!」
從右邊的小路繞到中興路,再順著下坡走,金毛杜鵑紅艷的花朵開滿了一路上,快到下面時,沿左轉的中正路繞回後山公園大門。
走著走著,女兒發現有些杜鵑花的葉片怎麼大小相差那麼多,疑惑地指著那小小的葉片給我看。
「這裡的杜鵑花種類繁多,有白花杜鵑、艷紫杜鵑、金毛杜鵑、紅星杜鵑、唐杜鵑、滿山紅杜鵑、中原氏杜鵑、西施花等,開花的時間也不太一樣,像這種三片葉子輪生的就是滿山紅杜鵑,七星山北麓還有,我們剛才經過的中興路種了整排的金毛杜鵑,所以,每年從一月開始到六月間的任何時刻來這裡,只要用心觀察,都可以賞到屬於台灣本土的各式杜鵑花。」
沿著斜坡迂迴而上的路,在步步高昇中漸次從杜鵑花的灌木葉沼中突圍而出,不斷擴寬展望的視野,彷如期待一個具台灣本土特色未來公園的誕生般的心情。
過樓閣後就進入了平坦的草地,斜叉入寬大的上坡樓梯時,我告訴女兒,五、六月份時來走這階梯,會有一片片的小黃花鋪在地上讓妳欣賞。
女兒一抬起頭,看到相思樹如鐮刀般的假葉,恍然大悟的說:「是相思樹的小黃花。」
來到第二停車場,較高大的茶花陸續出現,從這裡看紗帽山的造形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女兒說:「你不覺得紗帽山歪了一邊嗎?我覺得它看起來真像個屁股山。」
「不太能夠確定是紗帽山歪還是我們站的地方歪。在別的地方總是遠望或仰視著它,只有在這裡,彷彿它就站在我們的對面。」
「是啊!我都可以感覺到它在和我說話哩!」
◎遊客中心和苗圃
過陽金公路就是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遊客中心了。
循著旁邊往七星山登山口的路前行,經過一處有標示方向和各處地名的真正「地」圖(畫在地面上的圖)後,在路的左側有一塊石碑,上面刻著:「行啟並御成婚紀念造林地 昭和九年三月建碑」。
「這個就是七星山紀念造林的石碑啊!」女兒說。
「對。當年的紀念造林計劃所殘存可以看得到的歷史見證,大概只剩下這個一九三四年建的石碑了,面天山的石碑雖然還在,可是上面的字跡已被人刮得面目全非,無法辨識了。」
「我們還可以從當年造林留存的樹木來推測啊!」女兒說。
「妳真天真。當年造林的樹木早被砍光了,雖然,陽明山的森林主要以保安及風景為主要目的,而且,木材品質也不好,但仍敵不過長期以來經濟發展至上的國家政策,從五0年代後每年仍有砍伐,一九六五年達到高峰,在一九六七年後則逐年減少,終至停止。」
「砍下來的木材都作什麼用?」女兒問。
「當時的造林樹種主要是相思樹、琉球松、黑松、柳杉等樹,我們旁邊的苗圃就是供應人工造林樹苗的園地,砍下來的木材大多作礦坑支柱或薪炭材,少部份也有紙漿、電線桿或器具用材。」
「我們的森林現在歸誰管呢?」女兒問。
「林務局在管,可是,他們是砍原始森林賣錢,不是保護原始森林。林務局過去是『事業單位』,也就是賺錢的生產單位,專門砍台灣最珍貴的原始森林,如紅檜、扁柏等,而且常是『皆伐』,直到1980年以後,由於國家公園的籌辦和生態保育呼聲四起,伐木舉動才稍稍收歛,但仍然持續砍伐,直到1990年,當時的民間團體如綠色和平組織等發動大規模的抗議砍伐森林的社會運動,用卡車載著巨木在台北街頭遊行後,才迫使林務局放下屠刀,改為行政的『事務單位』,由政府編列預算運作。」
台灣一頁頁砍伐森林的滄桑歷史,就代表著一個個外來政權對台灣血脈根源的壓榨和剝削。還好,在蘊育樹苗種源的苗圃,也讓我們嗅到了原生樹種的新生力量。
近年來,國家公園在路樹栽植方面,多以本地的原生樹種為主,1991年建成菁山苗圃,以培育陽明山區的原生樹苗,1995年並續建第二苗圃,來培育更多的原生樹種種源。
陽明山區內的稀有植物如台灣島槐、鐘萼木等,已有培育,小毛顫苔、八角蓮和大吳風草等也是培育的重要對象。
除了對自然環境資源儘可能的加以保護之外,建立原生生物的基因庫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苗圃曾經是過去學生時代多次在此露營的地方,然而,過去也一直不了解它扮演的角色和任務。
儘管,在小學二、三年級的幼童軍時代就已經和陽明山結緣,然而,對陽明山的來龍去脈稍有梗概的了解,卻是經過二、三十年後的事,對自己生長、遊玩土地的了解這小小一步,在整個時代潮流、教育體制的無形壓制影響下,卻也花了如許長的時間,總難免令人有些悵然了。
※ 編註:「永福」的位置,如果從士林經仰德大道上陽明山,就在仰德大道的左側,約位於芝山岩及文化大學中間。
※ 本文轉載自「陽明山之旅」,陳世一著,晨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