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紀錄片工作的背後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生態紀錄片工作的背後

2006年08月29日
作者:謝美萱(人本教育札記特約記者、森林小學試讀梯老師)

公視記憶珊瑚一 隨著公共電視《記憶珊瑚》紀錄片的觸角,在影片畫面的流動中,我們共同經歷了人類過漁現象的反省、珊瑚資源不當利用的批判,且受寵地以超級近距離看見了美得令人讚嘆的嬌嫩珊瑚。

我們似乎也習慣了,倚賴生態紀錄片去認識花花世界中的自然驚奇。它讓我們如臨其境,直擊現場,甚至在最短的時間內,思考一個龐大的環境問題;那麼,生態紀錄者是如何去承接在拍攝現場第一眼的感受、又如何將複雜的環境資料與思考內容,透過一個有邏輯的影片方式呈現出來?公共電視新聞部製作人、生態紀錄片導演柯金源說,「除了生態、地景的描寫之外,更要關照人與環境互動之後的種種反省。」

公視記憶珊瑚二做好功課、平行進行

如同人們的想像,生態紀錄拍攝是艱苦的工作,採訪者要深入偏荒的山區或海洋,一面忍受惡劣的環境,一面專注於紀錄的環境主題。若沒有刻苦耐勞的體魄和堅強毅力,恐怕難以長時間負擔。此外,拍攝者還經常面臨時間經費不足、來自非拍攝人員的干擾,甚至受訪者造假或誤導等困擾。

「所以,做好基本功課很重要」,柯金源說,「我在找題目的時後,會將現有的資料盡量蒐集齊全、閱讀消化,再做分析、田野調查、擬定拍攝計畫,撰寫拍攝大綱。在調查或拍攝採訪的過程中,若遇到特殊的狀況,也會調整拍攝方向,不會只是按照當初的規畫。」

許多時候,這些檯面下的工作往往多得令人咋舌,例如為了配合動物習性與季節,生態紀錄片呈現的數分鐘畫面,可能是花費數年的精華;或為了考量生態觀點,不能公開珍稀生物的發現地或棲地;生態紀錄片製作者也可能得割愛某些難得的畫面。

公視獼猴列傳因此,生態紀錄工作者經常要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例如柯金源喜歡在環境紀錄中,照顧環境的時間變化和前後對照;但是如果三、五年只拍一部影片,能接觸的議題相對減少,就太可惜了,於是他發展出一種順暢的工作模式:「我規劃的題目,有些是季節性的,有些是地域性的,每次作業大概一、兩個星期,盡量將具時間性與地域性的題目,排在同一採訪行程,以節省時間與經費。譬如,《記憶珊瑚》與《獼猴列傳》是分別在1993年和1994年開始製作的,同時在2004年間完成製播;但在這期間,已經又完成了《阿瑪斯》貨輪污染事件、《烏坵‧ROC》、《台灣離島系列》等,它們也都是歷經好幾年的製作期完成的。因此實際上,經常是手上有十幾個計畫,平行的在進行,然後每年固定發表二、三個題目。」柯金源既理想又實際的成果是,「作品完成以後,就會有時間的呈現、前後的對照,同時也兼顧作品的量與質。」

面對自然時 持續不斷的反省

公視攻佔烏坵不過,除了技術層次面的問題,環境紀錄者心中更大的拉扯,是人與自然互動時發生的種種困境。柯金源說,生態紀錄工作除了挑戰媒體傳播專業之外(如何讓閱聽人理解或思考影像表現的內涵、如何再現紀錄者在現場感受到的憤怒、驚訝、悲傷等),更深深考驗紀錄者看待、報導環境的價值觀。

最初的震撼,是在1990年間,柯金源看到某家知名媒體舉辦台灣現況的展覽,當中所呈現的安居樂業、好山好水,與他當時身為記者所觀察到的差距太大了。他說,台灣民間的聲音被矇蔽了、環境問題被扭曲了,因此毅然決定以報導式的攝影,藉助紀錄片的形式,以更深入了解環境問題、提出對策。

這幾年,柯金源幾陸續參與了《再見海洋》、《海岸環境》、《看守台灣》、《獼猴列傳》、《珊瑚產卵》等系列紀錄片,紀錄了許多寶島的環境之美,也透過影像帶領閱聽者思考許多人與環境互動的問題。無數經驗在他的工作生命中沉澱、發酵;然而,作為生態紀錄者的先驅、前輩,他仍然不斷在環境影像工作中反省。

公視蘭嶼野銀傳統家屋柯金源在〈環境紀錄工作隨筆〉文中寫道:「生態紀錄者環境紀錄工作有其使命及困難度,那麼,是否應該先達成初衷,不要沉溺於表現思維,走一條最純粹的紀錄、傳達、向上提升的社會運動路線。也就是以自己熟知的表達工具,將所認知的真實重現、影響政策,維護環境正義與自然平權,以實踐生命的價值。」

最終的期待

或者期望政府或相關單位給予什麼資源提供?柯金源說,並沒有多大的期待,民間單位也不大會主動照顧攝影或環境工作者;如果硬要擠出一點點的期待,就是能有以影像為主的基金會,由公部門編列預算,結合學術界、媒體、各產業的資源,長期資助優秀的影像工作者,並能獨立運作,具備妥善的影像儲存與展示空間,從事廣的影像研究與推展業務的工作,共同為影像藝術文化努力。

本文與農委會林務局合作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