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公共電視《記憶珊瑚》紀錄片的觸角，在影片畫面的流動中，我們共同經歷了人類過漁現象的反省、珊瑚資源不當利用的批判，且受寵地以超級近距離看見了美得令人讚嘆的嬌嫩珊瑚。
我們似乎也習慣了，倚賴生態紀錄片去認識花花世界中的自然驚奇。它讓我們如臨其境，直擊現場，甚至在最短的時間內，思考一個龐大的環境問題；那麼，生態紀錄者是如何去承接在拍攝現場第一眼的感受、又如何將複雜的環境資料與思考內容，透過一個有邏輯的影片方式呈現出來？公共電視新聞部製作人、生態紀錄片導演柯金源說，「除了生態、地景的描寫之外，更要關照人與環境互動之後的種種反省。」
做好功課、平行進行
如同人們的想像，生態紀錄拍攝是艱苦的工作，採訪者要深入偏荒的山區或海洋，一面忍受惡劣的環境，一面專注於紀錄的環境主題。若沒有刻苦耐勞的體魄和堅強毅力，恐怕難以長時間負擔。此外，拍攝者還經常面臨時間經費不足、來自非拍攝人員的干擾，甚至受訪者造假或誤導等困擾。
「所以，做好基本功課很重要」，柯金源說，「我在找題目的時後，會將現有的資料盡量蒐集齊全、閱讀消化，再做分析、田野調查、擬定拍攝計畫，撰寫拍攝大綱。在調查或拍攝採訪的過程中，若遇到特殊的狀況，也會調整拍攝方向，不會只是按照當初的規畫。」
許多時候，這些檯面下的工作往往多得令人咋舌，例如為了配合動物習性與季節，生態紀錄片呈現的數分鐘畫面，可能是花費數年的精華；或為了考量生態觀點，不能公開珍稀生物的發現地或棲地；生態紀錄片製作者也可能得割愛某些難得的畫面。
因此，生態紀錄工作者經常要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例如柯金源喜歡在環境紀錄中，照顧環境的時間變化和前後對照；但是如果三、五年只拍一部影片，能接觸的議題相對減少，就太可惜了，於是他發展出一種順暢的工作模式：「我規劃的題目，有些是季節性的，有些是地域性的，每次作業大概一、兩個星期，盡量將具時間性與地域性的題目，排在同一採訪行程，以節省時間與經費。譬如，《記憶珊瑚》與《獼猴列傳》是分別在1993年和1994年開始製作的，同時在2004年間完成製播；但在這期間，已經又完成了《阿瑪斯》貨輪污染事件、《烏坵‧ROC》、《台灣離島系列》等，它們也都是歷經好幾年的製作期完成的。因此實際上，經常是手上有十幾個計畫，平行的在進行，然後每年固定發表二、三個題目。」柯金源既理想又實際的成果是，「作品完成以後，就會有時間的呈現、前後的對照，同時也兼顧作品的量與質。」
面對自然時 持續不斷的反省
不過，除了技術層次面的問題，環境紀錄者心中更大的拉扯，是人與自然互動時發生的種種困境。柯金源說，生態紀錄工作除了挑戰媒體傳播專業之外（如何讓閱聽人理解或思考影像表現的內涵、如何再現紀錄者在現場感受到的憤怒、驚訝、悲傷等），更深深考驗紀錄者看待、報導環境的價值觀。
最初的震撼，是在1990年間，柯金源看到某家知名媒體舉辦台灣現況的展覽，當中所呈現的安居樂業、好山好水，與他當時身為記者所觀察到的差距太大了。他說，台灣民間的聲音被矇蔽了、環境問題被扭曲了，因此毅然決定以報導式的攝影，藉助紀錄片的形式，以更深入了解環境問題、提出對策。
這幾年，柯金源幾陸續參與了《再見海洋》、《海岸環境》、《看守台灣》、《獼猴列傳》、《珊瑚產卵》等系列紀錄片，紀錄了許多寶島的環境之美，也透過影像帶領閱聽者思考許多人與環境互動的問題。無數經驗在他的工作生命中沉澱、發酵；然而，作為生態紀錄者的先驅、前輩，他仍然不斷在環境影像工作中反省。
柯金源在〈環境紀錄工作隨筆〉文中寫道：「生態紀錄者環境紀錄工作有其使命及困難度，那麼，是否應該先達成初衷，不要沉溺於表現思維，走一條最純粹的紀錄、傳達、向上提升的社會運動路線。也就是以自己熟知的表達工具，將所認知的真實重現、影響政策，維護環境正義與自然平權，以實踐生命的價值。」
最終的期待
或者期望政府或相關單位給予什麼資源提供？柯金源說，並沒有多大的期待，民間單位也不大會主動照顧攝影或環境工作者；如果硬要擠出一點點的期待，就是能有以影像為主的基金會，由公部門編列預算，結合學術界、媒體、各產業的資源，長期資助優秀的影像工作者，並能獨立運作，具備妥善的影像儲存與展示空間，從事廣的影像研究與推展業務的工作，共同為影像藝術文化努力。
◎ 本文與農委會林務局合作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