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八日起在屏東縣霧台鄉舉行三天的「原住民狩獵面面觀」研討會，是原住民與漢人針對台灣野生動物保育政策，首次公開進行溝通。原住民狩獵能否全面開放或部份開放，涉及到山林生態保育的整體考量，研討會中包括了農委會的代表，以及動物學家﹑生態學家﹑野生動物保育界人士，甚至提倡解放動物的哲學家，雖然參加者多為關心狩獵政策的原住民代表，但原住民狩獵文化是否得到「恢復」或「尊重」，並不完全做為討論的前提。
許多人誤會，現今正值原住民運動的全盛期，原住民相關族群提出開放狩獵問題，莫非意圖打鐵趁熱，加速政策變更的效率。其實，在一九八四年的 <<台灣原住民權利宣言>>中，早有「歸還原住民土地和資源的所有權」﹑「土地權包括地上﹑地下與海域」﹑「原住民有權利用他們的資源來滿足他們的需要」（見８﹑９﹑１０條）... 等等呼籲。此外，布農族批判玉山國家公園，達悟族抗議蘭嶼國家公園，泰雅塞德克族抵制太魯閣國家公園等，連串持續至今的「向國家公園說不」運動，皆證明漢 ﹑原對話延宕多時，勢不能再拖。
原﹑漢族群對於生態保育的觀念隔閡，最大原因是兩者生存資源迥然不同，生態保育的範圍不在業已繁華的漢人居住城鎮，卻恰恰在原住民原始的活動域界；對漢人而言，中央山脈是國家的天賦寶藏，宜以長久經營為上策，但對有心以山林為家的原住民而言，中央山脈則是他們現有的唯一物質資源，由於保育政策的種種限制，使他們動輒觸法，不能再以過去慣習的生存手段，去延續族群本身的數量甚或文化。
在日本統治台灣之初，原住民僅占總人口約百分之二，居住面積卻達本島的百分之五十，因深恐羈縻不易，遂構想出以隘勇線來包圍原住民的所謂「理蕃」政策，隘勇線兩邊是隔離的，原住民被限制在山林中，越線則為歸順之意，這樣的山地﹑平地分治，意外使原住民的文化得以孤立傳承，較不受到漢人的滲透影響。然而隨著隘勇線的強化﹑擴張或延長，原住民越發感到這是對其祖傳靈地的侵犯，加以槍枝遭到沒收，更使原住民對日人同仇敵愾，數以萬計的原住民在對日武裝衝突中死傷。如今在國民黨及民進黨先後執政的台灣，類似的挫折經驗由於不同的政策目標：生態保育，正重覆上演中。
目前的六座國家公園﹑十八個自然保留區﹑十個野生動物保護區，外加林務局二十三個自然保護區，本島總計有１２．１％面積受到國家公園法﹑文化資產保存法﹑森林法與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保護。這些生態保育法律保護下的地區，幾乎全是原住民的歷史地域，在其中原住民本身的傳統生活方式，反而最得不到保護。原住民變成少數族群，原住民文化變成弱勢文化，是數百年台灣墾殖過程所殘留的現實，兩個執政黨迄今無力迴轉，因此基於補償心理，經常網開一面，譬如保護區內的狩獵即適例，無論槍枝﹑獸夾與陷阱，或經特許﹑或無監督，在執法上睜閉隻眼，已行之有年。為了供應山產店的需求，原住民在濫捕據說種群數量龐大的非保育類動物如山豬時，亦使列為保育類的多種動物，包括水鹿﹑山羌﹑穿山甲﹑黃猴貂等，以及數量較多的台灣彌猴或瀕臨絕滅的台灣黑熊﹑石虎等，均連帶承受著程度不等的獵殺壓力。
這種情況下，台灣保育界當然會質疑，農委會身為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主管機關，究竟為何仍執意積極評估在若干地區開放狩獵。而且，針對該等地區的生態系﹑生物群聚組成﹑動物多樣性的深入研究，現今根本付諸闕如，若僅憑對於狩獲野生動物的屍體蒐集統計，或是對於某些獵場的粗略考察，佐以可改善原住民收入的強調... 云云，便足以利用行政命令，來逕自抵銷原已實施不彰的野生動法，那麼，當初的立法美意又何嘗受到尊重呢？
原住民相關族群常強調，不願意再受漢人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左右，他們想貢獻出一種與自然生態共享﹑共生﹑共存的發展智慧，這是很好的，不過若以近年來山林狩獲大量賣給觀光餐飲業的事實來看，進一步地開放保護區狩獵會不會使原住民更浸淫於漢族的商業思維，越來越無法掙脫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依賴與控制，是需要原住民同胞認真思索的。
這次研討會中，請到以闡釋美國土地倫理之父李奧帕（A.Leopold） 學說著名的J.B.Callicott 教授來演說，他曾強調，原住民與保育運動者之間，必須有共信的生態保育理念，才能夠真正的對話。他認為，美國經歷了G. Pinchot 「明智利用」生態的人類自大期，接著是梭羅﹑愛默生的「世界的希望在荒野」之浪漫期，後來是繆爾（J.Muir）「人類與眾生平等」的保育發軔期，直到李奧帕提出「保持土地健康」（for the health of the land）概念，才使生物多樣性及永續成長的概念發揚光大，成為可化約為實際鑑定標準的生態保育原則，這應是原﹑漢對話的思想交集。
為了台灣島嶼的健康，原住民狩獵文化該何去何從？
原住民相關族群如何在迫切的時空下，找尋到一種既不受漢人優勢文化剝削又不剝削及大自然中其他弱勢物種的文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