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的沉寂】一場無聲的清洗 正在中國「公益圈」上演

NGO（非政府組織）概念的形成

在中國，對NGO或NPO稱呼有一個演進過程。從1992年起，透過國際扶貧或性別教育機構在中國投入資金，國際組織開始進入中國並與本土機構合作。同時間研究型和環保NGO組織也开始出现。

1992年，中國第一個本土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在梁從誡、楊東平、梁曉燕等人共同發起下成立。

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舉辦「NGO論壇」，NGO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官方媒體的言論當中，以前所有的組織都是隸屬於官方管理，非政府組織的概念第一次在媒體正式亮相。

一直到2000年左右，為了申辦北京奧運，中國積極向世界上展示中國的自信與進步。NPO或NGO這些概念，那個時候都還有空間，「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定義概念都可以說。

2008年四川大地震發生，來自各省市的志願者以及車輛癱瘓了所有前往四川的交通，國際組織以及各種民間力量第一時間都投入救災，也有大量組織投入災後重建。從2008到2012，可以說是民間組織大面積萌發的高峰時期。

在2012年底習近平在18大之後上台，對內部的民間組織及國際組織的活動空間開始一步一步約束收攏。

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後，這些都不在說了，沒有非政府NGO這個詞、永遠都不會再提了。非營利組織、NPO這些概念沒有了，有陣子叫做社會組織，但是後來也不在提了，官方的文件裡面全部都叫做公益組織。

然而「公益」這個概念實際上很模糊，找不到定義，比如慈善這個定義，中英字典裡面找得到，但是公益這個概念你找不到，新造的詞。頂多charity、philanthropy這兩個詞的區別。

然後大陸開始就全面去使用公益這樣一個說法跟概念。（匿名受訪者KA口述）

《慈善法》頒布、官方詞彙改變、指涉官方所設定新的合法空間

對民間人士而言，2016年9月《慈善法》的頒布施行，可以被視為是官方對民間組織的治理策略的展現，透過社會空間的重新框架、定義，促使民間社會的力量、方向能夠往政府期待與設定的方向發展。

我覺得這個語言詞彙是很有意思的指標，詞彙某方面是指涉了社會的某一個發展階段的狀態，或者說這個一個局面。因為他不能說NGO不能說公民社會，他必須要順應這個說法……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機構負責人，你要去跟基金會談也好，你去跟政府說這個購買項目服務（政府標案）也好，你都必須用「公益組織」這種說法。

這種種狀態或者說這是一個新局面，民間不能說NGO、也不能說公民社會，必須順應官方制定的語彙，有趣的現象是大家都有一種默契去跟隨政府的風向轉變，去跟基金會談資助，或者政府採購項目，都必須用「公益組織」的說法。

你如果是機構的負責人，你或許是清晰知道這些語彙的改變背後所牽涉到的脈絡，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方案跟新的變化，背後是有我的價值觀跟我希望推進改變的社會議題。

但是這樣的詞彙話語用久了，慢慢都容易模糊那個初衷，機構負責人如此，更別說那些團隊裡面的工作人員，執行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往往會忘記這樣的發端。

除非組織內部有一個很好文化傳承的機制、內部交流機制去維持核心價值傳承以及團隊成長，否則很困難去維繫這樣的機構文化。（受訪者KA，底線為筆者強調所加註）

透過辭彙的屏蔽效果，建構社會的記憶與遺忘

受訪者資深的行業人士KA前輩，為我生動的闡述了官方治理民間組織背後思維邏輯之精準與清晰，透過對一個「NGO名詞」的屏蔽，對於社會建構的規劃效果。

對民間組織發展的理論與定義的編造與再生產，官方設定好一個符合中國式法治社會與維穩/發展情境民間，然而這個概念底下「公民社會」理想是必須符合官方論述所設定的「透過民間組織具備的創新能力與效率，去補足既有政府體制之不足」的補充政府職能的角色。

我覺得這是統治當局很清晰慣用的一種手法，不斷的變換語彙，非常高端的一種統治手段，他能夠想辦法不斷的去變化語彙，然後讓你就無法保證你原本精神性的產品能夠延續下來。

在這個行業裏面獨立思考的人是少數，而具有清晰思路觀察的朋友更少。但是總有些思考深刻的人能夠清楚地看到，解讀這個新形成的語彙指涉的意涵。

語言文字、標誌沒變但是它在背後的內涵，人群關注的點在不斷的演進。而且這個透過語彙設定去影響概念的演進，任何人來提出這個（公民社會）的初衷，是無法的去扭轉概念的演進走向。而且我們也討論，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就是統治者樂見的結果。

你剛才提到NGO不應該只是一個服務者的角色，但是現在所有政府的法律制定和管控手段，都是朝向「你們這些NGO規規矩矩地去做服務，你們把各種各樣本來應該政府負擔的工作、責任全部都給我做好。」　

這種趨勢，包括在資金的導向上，現在政府大量的預算要灑下來了。包括現在這種公益組織的資源，他自己都會去想，如果我不趕上這班列車，真的是天理難容（笑）。（受訪者KA）

官方的NGO治理方式是設立一道新的防火牆

而由於《境外NGO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的立法，設定了境外組織所能提供的資金、活動空間與官方（以公安部為監管單位）能夠直接管理權限，實際上是將境內組織與境外組織設定了一道新的防火牆。

本土機構原本可以取得境外的國際組織資金，透過《境外法》限制也被約束，變成更多必須仰賴境內籌資，或者直接透過政府採購（標案）取得活動資金。

《慈善法》實施之後的改變是，未來可能有一定的組織，或許它們不需要通過國家公募的基金會才能夠來籌款，假使它願意遵照政府的監管與治理規則，它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募資渠道。

然而這樣由官方認可，而得以獲得合法的募資管道，對於KA這樣的資深行業人士而言，無形距離自主的公民社會理想，更加遙遠：

現在這個形式某方面來說，民間社會已經被鼓勵、被資源引導到官方認可的方向去發展。這意味著無論《慈善法》或者《境外法》都會加重NGO的偏離，而民間社會的發展，將距離公民社會的理想會越來越遠。

學理上來說，大陸的NGO數量確實是上漲了，但是基層去看，很多NGO並非自下而上的社會群體。有一部分社區組織是那種帶大媽們搞廣場舞、愛好者那一類人。有另一部分是體制內去安排去做的，只是充個名字。

真正屬於「Civil Society」的那一類，坦白說一點都沒有改變那種艱難的狀態。政府的錢你還是拿不到，然後國際組織、境外基金會都撤了。

國內的這些基金會，它是那個叫做資本在後面的話語權主導者，於是會趨向於去找那些已經有成效的老牌機構、規模大的組織去支持，這就形成馬太效應了嘛！要不然嘛就是這一類敏感性議題我不沾，我最安全。

你知道有個敦和慈善基金會……他曾經支持過一些NGO項目，也跟南都（公益基金會）支持過一些NGO項目。他們理事會決定把這些都撤掉了，以後主要支持國學，國學推廣最安全。

因為他們那些理事都是做投資的，非常聰明、非常精明的人，這批企業界人士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脈絡把握是很準確的。（KA口述）

公益行業鼓勵市場性格與專業化，初衷卻日漸模糊

對於KA這樣從事行業18年的老資格公益人而言，面對現在的制度正在逐步強化管理控制民間組織，當年中國民間社會萌芽的理想性格與改革性一步一步被清洗，對中國整體民間社會發展而言，很難抱持著樂觀的態度。

在2004年的時候，我們在行業討論問題，還會區分倡導性的組織和服務性的組織。但是現在已經徹底沒有倡導性組織這個概念了，你現在去問公益圈內的年輕人，他們都不知道倡導性組織這個概念。

你試試看問90後剛剛進入公益領域的年輕人，他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概念。就這種語言、語彙上的屏蔽的作用還是很強的。過不了多久，就沒有人知道「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了，沒有人知道「益仁平」。

益仁平取名在於公益的益、仁愛的人、公平的平，所以它名字起的就已經看得出來那個，他把人權公平作為使命的，但是他完全被封殺。

他的發起人叫做陸軍，陸軍是回不來的，相當於把他流放了。陸軍是回不來的、滕彪是回不來的、曾金燕你聽過嗎？胡佳你聽過嗎？儘管互聯網這麼發達，但是年輕人他很多人、事、概念都不知道（感嘆）。

 他把這些完全無法馴服的組織關掉，人抓起來，或者驅逐出境。然後剩下的，用資金的方式，語言、文字、污染、或者屏蔽的方式，讓你全部都導向乖乖的來聽我(體制)的，拿我的錢，做這些你理應是由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或者服務的工作，現在大陸的傾向是這樣。（KA口述）

隨著被關停的機構，被捕入獄或監視居住控制行動的公益人，還有那些遠赴他鄉回不來的流亡者。KA的眼神流露出一絲絲悲愴的哀愁。

他告訴我有一些公益人士已經絕望了，心灰意冷索性移民外國，這一些人他沒有道德上的責備，因為他知道這些人已經盡力了，生命最精華的時間都消耗在中國的民間社會發展。

像KA這樣一個資深行業人士、公益人，見證過中國民間組織的起步，大面積萌發的輝煌年代，在走到沉寂與漸漸失去批判性格與改革理想。然而筆者相信，還是有一些像是KA這樣的公益人的存在，他們並未放棄中國的未來，而且持續努力著。（系列專文，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