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南安瀑布發現迷路小黑熊，引起全民關注，不少民眾甚至到其出沒之處流連打卡。近年以來，黑熊保育日漸受到民眾重視，亦被選為世大運、觀光局和高雄市政府吉祥物，甚至是「台灣」的表徵，儼然成為具有本土號召力的明星物種。
大貓熊與台灣黑熊同為熊科，更是成功行銷全球的國家符號，牠的保育之路是否適合作為現存200到500隻的黑熊保育的借鑑？最後，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黑熊專家黃美秀所指「讓小熊健康回家，民眾的自我克制是關鍵」？本文將回顧中國保育大貓熊的操作過程，或許能為我們帶來一些省思。
西人開啟大貓熊熱和捕獵的濫觴
大貓熊作為一個被符號化、廣受人們喜愛的物種，近年由於數量的上升，IUCN（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已於2016年將大貓熊由「瀕危」（EN）級別調整為「易危」（VU）。然而，雖然大貓熊貌似「越來越不瀕危」（然現況是否確實如此，尚有爭議），人們的熱情及政府的經費挹注卻從未降低。想了解大貓熊的群眾魅力所帶來的後果到底是利或弊？或許我們必須回到150年前重頭梳理這段歷史過程。
1869年，法國傳教士、博物學家譚衛道（又稱大衛神甫）在中國見到一頭大貓熊的毛皮，始將該物種介紹至西方。大貓熊毛皮被送至法國後，引發了物種分類學爭議和民眾的興趣，貓熊成為博物學家、歐美獵人，以及動物園和博物館爭相擁有的對象。
其中，美國前總統羅斯福的兩個兒子（Theodore and Kermit Roosevelt）受博物館贊助，成為西方第一個「一起開槍打死大貓熊的人」，並將在中國的經歷寫成《追蹤大貓熊》（1929）一書。哈克尼斯夫人（Ruth Harkness）則首次成功將捕獲到的幼年大貓熊運出中國，在西方世界得到熱烈的歡迎。
這些由西人開啟的「大貓熊熱」所引發的獵捕，有些得到中國官方支持，有些則是政府主導的抓捕典範。1941年，宋美齡代表國民黨政府，將一對大貓熊送給「美國援華聯合會」做為回禮；中國共產黨執政後，大貓熊亦送給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做為1972年訪華的贈禮。這些活動共構了大貓熊從個體、種群到物種的威脅。
至此，大貓熊物種的珍稀程度和符號意義，已不僅是西方帶有東方主義色彩的獵奇，更是中國塑造自我形象的成分。近年來，雖有學者試圖找出大貓熊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地位，更稱「貔貅」、「騶虞」等皆為其古稱，但說服力卻有所不足；而歷史學者夏皮羅（Judith Shapiro）則認為，當代中國將大貓熊選為國家的象徵，正因牠在中國歷史中皆未曾被突顯。
以「搶救」為名的大肆捕捉
1983年，四川大貓熊棲息地的冷箭竹大規模開花。由於竹子開花後枯死的規律性，引發政府和民眾「大貓熊將無竹可食」的憂慮。很快的，四川省政府建起監測站，在山野間投放羊肉、玉米饃，熏烤的羊骨、豬排等食物，「引誘」大貓熊下山，這些活動迅速演變為中外皆極為關注的「搶救大熊貓」熱潮（按：中國大陸稱大貓熊為「大熊貓」）。中國政府除籌建若干飼養場，用以收容、飼養「受災」大貓熊，還組織了巡護觀察組，前後約有600多名科技人員和工人參加「搶救」工作。同年底，「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成立後，旋即開始向國內外募捐。當美國前總統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和夫人南希（Nancy Davis Reagan）於隔年訪華時，亦將美國兒童的「搶救大熊貓」捐款交給中國政府。
然而，這場中外關注的「搶救」，最終被證實是一場人為製造的「危機」。那些「不願下山」的大貓熊，被「關起來抬著下山」。至1990年為止，官方統計共118隻大貓熊「被救」，「救活」其中的82隻，其中半數被「收養」；政府甚至出動特別小組捕捉幼年大貓熊，有30隻以上的幼年大貓熊被認定「遭到母親拋棄」後帶回飼養，其中半數以上在幾年內死亡（後來經北京大學潘文石教授的團隊研究發現，育幼期的大貓熊母親會出外覓食，幼兒可能獨自在家幾小時甚至幾天）。諷刺的是，中國的圈養大貓熊數量正是因此才增加的。
「域外保育」優先的本末倒置現象
從保育生物學出發，野生動物保育可分為「域內保育」（In-situ conservation）和「域外保育」（Ex-situ conservation）。其中，又應以在棲息地內的「域內保育」為主，而將動物移置到人工飼養環境下的「域外保育」，則僅僅是緊急情況下的輔助做法。
然而，「域外保育」有著易操作、能夠較快得到研究成果等特點，因此研究人員也偏好在城市而非艱苦又費時的野外進行科研。當動物數量的增加成為最重要的工作指標時，「域外保育」便被簡化為「圈養繁殖」。
資源分配長期不公的結果，加遽了這種惡性循環。僅以知名的「成都大貓熊繁育研究基地」為例，出生一隻大貓熊，就有五萬人民幣的「貓頭費」作為獎勵（是直到2010年起，才不再將「繁育數量」作為唯一的考核和獎勵指標）。然而，大貓熊如其他野生動物的圈養一般，人工飼養環境和自然棲息地差異極大，不但容易產生行為問題，圈養的大貓熊也難以自然交配繁殖，甚至還會罹患精神疾病。
令人詫異的是，長期以來，中國大貓熊分屬林業和住房建設兩個部門管理，兩者間甚至沒有統一的保育計劃。圈養大貓熊最初之建群，僅僅是46隻來自野外的大貓熊，2010年時，圈養種群數量卻已達到300隻以上。「建群者效應」（指在新種群的創建之中，「建群者」所攜帶的基因將決定今後群體的遺傳特質和遺傳結構）明顯，基因多樣性不足帶來的問題可想而知，以致於捕捉野生大貓熊的情況時有發生。
與此同時，更為重要的「域內保育」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由於某些專家和媒體過分強調大貓熊繁殖的不易，讓許多民眾誤以為牠們是一種無法自救、需要人類幫助的動物。同時，棲息地的破碎化，以及過去的捕獵、獵人的下套（目標物種經常是其他動物，卻誤捕、誤傷了大貓熊）等真正的問題，卻經常被忽視。
「野化培訓放歸」無法回應根本問題
2012年，中國正式開始了圈養大貓熊「野化培訓放歸」（簡稱「野培」）試驗。現行的「母獸帶仔」模式，讓圈養大貓熊幼仔自出生開始，就和母親在盡可能「自然」的環境中學習生存本領。然而，這項試驗的前提條件是母獸需有野外生存的能力，這卻又正是圈養環境下成長的大貓熊所不具備的。因此，與基因多樣性不足的問題相似，「野培」試驗可能變相地鼓勵了對野生大貓熊的捕捉。更為嚴峻的問題是，如無良好的棲息地環境，「放歸」的動物也將無處可去。進一步而言，絕大多數的大貓熊經圈養後，根本沒有放歸自然的機會，其後代亦然。
圈養大貓熊的保育之路，為何在實踐上產生如此之大的偏離，實與錯誤知識和信念，以及出於社會需求或偏好的人為建構有關。大貓熊作為中國的形象代表，對牠的保護行為深受愛國主義的影響，在缺乏科學家和媒體的正確引導下，中外各界對大貓熊從「搶救」到「野培」的過度關注，一定程度上，使得「棲息地保育」等最重要的問題被遮蔽，對自然、人與動物的關係，皆缺乏敬畏和反省。在過去的錯誤未能獲得即時梳理之前，主管部門亦欠缺長遠宏觀的整體計畫，盲目選擇了嘩眾取寵的圈養和繁殖等措舉。
明星物種建構的悖論
固然，中國政府對於大貓熊保育，在人力、財力，以及媒體傳播等各方面的投入，有著重要的政治示範意義，然而，幾經錯誤的保育歷程，如果未經爬梳，也將為科學家推翻過去公眾的認知，以及制訂和實行修正的保育計畫，帶來一定的難度。
從「竹子開花」這場由自然現象引發的社會活動的例子，我們看見中國「建構」了一場自然災害，為媒體的興趣偏好、民眾的愛國主義找到出口，在國際社會間贏得支持。第一位到中國參與大貓熊研究國際合作的夏勒（George Beals Schaller）博士就表示，彼時有些中國的科研人員認為，大貓熊在圈養環境中，比在自然環境裡過得更好，這正好突顯了不同的觀念在動物保育議題中的衝突。
人類社會以「保育」為名，實際上卻不時透過種種操作為自身帶來利益。即使是「國寶級」的大貓熊，從動物個體、野外和圈養種群，以及物種層面，其真正的動物權益經常未能受到重視。即便是科學家群體，也經常為其研究項目是否能取得資助、研究是否符合學界規律又易出成果，而未向社會傳遞真實的信息。凡此種種，已不是在保護大貓熊，而是在「保護科學家」。
迷路小黑熊事件的反省：民眾應避免成為保育的「觀眾」
當動物園中樣貌可愛的大貓熊引發民眾對繁殖成果的肯定，甚至對這種「保育」方式表示認同之時，人們永遠需要想一想，動物是否是保育活動「真正的受益者」？無論眼前所見的是動物萌態，或者是被符號化的明星物種，人們是否能關注從個體動物到整個生態系的內在價值，從而願意理解牠們的權益和福利問題，進一步支持正確的保育工作？
正如潘文石所說，「大貓熊歷經數百萬年的演化而生存至今，並不是為了在動物園裡取悅人類。」
回到台灣，黑熊不是大貓熊，其所面對的種種問題自然有所差異。然而，今日我們或可開始反思——建構一個明星物種，賦予牠引人關注的諸多社會意涵，是否對長久的「域內保育」工作有益？又或者，保育活動僅僅是淪為既得利益者分一杯羹的契機？而民眾僅僅是湊熱鬧的「觀眾」，甚至共同參與了這場建構？
近年台灣黑熊保育日漸受到民眾支持，也經過政治、文化、環保議題等，一定程度的符號化過程，以大貓熊幾經曲折的保育之路為他山之石，民眾對保育工作的認識及支持，須從根本上認同自然的價值、改變動物應為人類服務或犧牲的思考開始。從正確的觀念、保育的知識出發，才能避免成為「越幫越忙」的烏合之眾。
※本文轉載自動物當代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