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台灣一連幾週遭受寒流的侵襲，但人們不健忘的話，一定記得那個溫暖的冬至以及一點都沒有寒冬感覺的冬天。就平均溫度來看，2011至2015是人類有氣象觀測紀錄以來最熱的一組五年，2015年的7月是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個月，而2015年非常有可能是最熱的一年，且較工業革命前的平均溫度增加近攝氏1度。[1] 2015年的聖嬰現象固然加劇了此一升溫趨勢，但長期來看，人類排放至大氣中且持續累積的溫室氣體仍是全球暖化的主要成因。
隨著地表及海洋溫度持續升高，除了海平面上升這一巨大的危機外，極端氣候的頻繁出現，既有的基礎建設將越來越無能發揮作用，超出防洪頻率設計預期的強降雨與大洪水、更熱更強的熱浪、大規模的乾旱、以及強度越來越大的颱風及颶風，都對人們的生命財產帶來嚴重的威脅。而當極端氣候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時，也代表著不確定性（uncertainty）成為新常態，當代風險的樣態將越來越難掌握、控制與管理。
面對極端氣候威脅，如何強化都市的韌性（resilience），提升人們應對的能力，就成了應對氣候變遷危機中調適策略（adaptation）的重要核心關懷。然而儘管國際氣候談判結果讓世界仍持續往增溫攝氏2度的災難性門檻邁進，但人類的確仍有機會在本世紀中前大幅度減碳，進而抑制全球升溫的趨勢。自1990年代末期，國際社會開始關注如何抑止溫室氣體成長，由於能源部門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主力，此一減量（mitigation）策略的重點因而在於如何減少對化石燃料（fossil fuels）的依賴，進一步邁向低碳甚至去碳（de-carbonization）的發展模式。
人類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發展果實來自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加上各國直接間接的化石燃料補貼，導致化石燃料的真實成本無法展現，增加減少使用化石燃料的難度。然而應對氣候變遷威脅別無他法，只有認真面對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以及相應的政經發展結構，才可能真正走向低碳及去碳。減碳策略中儘管間雜著核能復興（nuclear renaissance）的爭議，但一般來說除盤點並移除化石燃料補貼外，最重要的就在於提升能源效率以及發展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除了有著明顯的減碳效益外，因地制宜的特性也具有強化社區近接（access）使用、創造分散式（distributed）能源結構、甚至培力（empower）民眾的正面效果。然而這些效應並不會自然而然地出現，如果再生能源開發商沿用舊有的思維及模式，則各種再生能源發展就只會是另一個鄰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現象而已。在國內我們已經看過苗栗苑裡反風機的抗爭，國外也有風機的噪音、地景影響等疑慮。而農地種電的爭議更是已經在台灣發酵。換句話說，除了因為其間歇性特質而必須投注更多心力在電網調度甚至升級，導致能源結構中既有壟斷者不樂見再生能源的發展外，面對社會大眾時，再生能源也不會因為其「綠色」特性，就自然而然地被設施所在地居民以及社會整體接受。缺乏良好規範下發展的再生能源甚至可能遭遇大規模的反彈。
筆者在2015年7月有機會到日本進行一趟參訪，了解日本社區電廠（community power）的發展狀況，並且透過訪談及其他機會了解日本發展再生能源所遭遇的問題。這一系列中將藉由日本幾個案例，與讀者分享在創造再生能源社會接受度（social acceptance）過程中，社區可以扮演的角色。
（二）
在氣候談判上持積極態度的歐盟，相較於其他國家與地區而言，也有著更為前瞻的減碳目標：在2020年時要比1990年的碳排放量減少20%，與此同時，再生能源將在2020年時提供歐盟20%的能源，而能源效率表現也要求提升20%。此一目標決非透過由上至下的決策所能達成，相反的，正是因為必須在此目標中大幅推廣發展再生能源，如何爭取社會支持就成為目標是否達成的重要關鍵。針對新興能源科技的社會溝通，歐盟提出創造接受度（Create Acceptance）計畫，在不同階段中系統性地納入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透過持續且反覆地溝通，持續更新資訊、釐清問題並修正計畫。[2] 此一充分納入利害關係人考量、強化在地參與與公共溝通的精神，在德國雲德（Jühnde）生質能源村的成功案例中已經充份展現：透過完整的資訊告知、掌握地方願景、進一步形成參與式的決策，讓雲德村除充份應用自身的生質能資源外，也在過程中強化、凝聚地方的參與，創造能源自主。[3]
而許多針對再生能源發展爭議的研究也都指出，決策過程是否公開透明、是否讓在地民眾及其他利害相關人充份參與、以及引進再生能源是否能帶來相關效益等因素，都影響在地民眾乃至社會整體對發展再生能源的看法。再生能源必須因應各地不同天然資源才得適切發展的特性，除了表示在電網等基礎設施上必須有著強化調度、走向分散等調整，才可能充份發揮再生能源潛力外，更意味著再生能源必然與「在地」的人、地景以及非人生物，有各種互動牽連的可能。要妥善發展再生能源，除了必須因應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外，也必須充份掌握不同「在地」的人文社會圖像，才可能發展再生能源除減碳外的各種社會效益。
當然，從經濟理性出發考量，人們當然還是可以選擇以大規模的方式開發再生能源，比方說使用大片土地鋪設太陽光電板，或者未來將在台灣海峽大片出現的離岸風電。然而也正如前面提及，如果再生能源依循的仍是舊有的發展模式，在由上至下的決策中決定選址、規模、以及應用範圍，對地方的民眾來說，這不過又是另一個可能帶來鄰避效應的電廠罷了，決策過程民眾無從置喙，而產生的效益也往往與地方無關。在這種情形下，電廠的建設及運轉都很難避免民眾的質疑甚至更大規模的抗爭，更遑論再生能源可能帶來的能源及社會轉型了。
基於此種關懷，與社區自然及人文資源結合的社區電廠（community power），就成為值得好好探討的對象。必須強調的是，單從經濟面向考量，社區電廠要成為未來再生能源發展中的主力有其困難，像德國一樣有超過半數的再生能源設施由在地社區、個人或政府所擁有，必須有制度的引導以及相應的社會文化基礎，此種現象很難直接複製到其他社會中。然而儘管如此，社區電廠的運作畢竟提供一個另類的發展模式，讓我們有機會觀察過往處於能源政策邊陲的在地社區，如何在參與過程中自我培力並重塑認同，進一步地重新思考人類社會與能源間的適當關係。以下筆者將就此次日本參訪經驗中的幾個案例做討論。（續看系列二、系列三）
[1] 可參考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的網頁說明（https://www.wmo.int/media/content/wmo-201。5-likely-be-warmest-record-2011-2015-warmest-five-year-period ）。
[2] 此一計畫發展出ESTEEM （Engage Stakeholders Through a Systematic Toolbox to Manage New Energy Projects）模式，針對各個階段有清楚操作說明，可見網頁上的解釋（ http://www.esteem-tool.eu/ ）。
[3]可參考林子倫、蕭伶伶，2010，"雲德（Juhnde）模式——德國「生質能源村」推動經驗"，能源報導（2010/7），http://energymonthly.tier.org.tw/outdatecontent.asp?ReportIssue=201007&Page=5
＊本文經作者授權同意轉載，原刊於跨閱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