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筆者本次參訪的行程安排獲得日本永續能源政策協會（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y，ISEP）諸多協助，ISEP在日本是以民間智庫的方式運作，積極在日本各地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過去也曾與日本政府環境省合作，推出綠色電力認證制度，讓自願投入減碳的企業得以取得認證。在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後，許多地方開始反省過去對能源議題的認識，由對核電的質疑出發，開始思考地方是否有天然資源可發展再生能源，加上日本政府在2012年推出再生能源躉購（Feed-in-Tariff, FIT）電價制度，大大鼓勵再生能源的發展，許多地方社區因而開始投入再生能源發展，而過去在此一議題中倡議許久的ISEP也成為重要的諮詢對象，協助各地團體規劃籌組電廠並克服法規障礙。
2014年，在日本各地蓬勃發展的社區型再生能源，決定成立日本全國社區電力協會，協會會員包括投入社區電廠的公司以及消費者合作社，成員北起北海道南至九州，已經有20個組織加入，並有10餘個組織即將加入協會。筆者參訪時有機會參加正於北海道札幌市舉行的協會理監事會，會上主要討論包括與日本環境省合作的社區電力認證，日本電業即將走向自由化，此認證可在未來電力市場中，供認同社區協力理念的消費者辨識選購。當天會議也討論未來在日本全國招募會員之方案，試圖透過與在地農產品結合，強調社區電廠與在地共存共榮之意象。協會未來會直接招募一般民眾成為會員，當天理監事會上也同時討論加入會員的贈品，選項包括青森蘋果、福島會津地區釀造的日本酒、瀨戶內海的漁獲等等。這些別出心裁的贈品都是各社區電廠所在地的農產品。這一現象也彰顯出日本社區電廠試圖結合在地資源的做法，未來當各地社區電廠可以直接售電時，消費者購買的不僅是一度度的電，還在過程中建立起與各地社區的連結。
此種基於地方意識、共同價值組成的發電事業，其實在福島核災前早已逐漸成形，最知名的例子就是北海道綠色基金（Hokkaido Green Fund）。1986年車諾堡核災後，北海道一群共同購買的消費者合作社的成員，由食品及環境安全角度出發，開始關心能源議題，而北海道核電廠及高階核廢料處置場的興建計畫也都引起廣泛討論。1997年時，這些關心相關議題的合作社成員，開始倡議要建設屬於地方的綠色能源，因此推出社員間的綠色電力費率運動，加入此一運動的民眾每月多繳5%的電費給代為收繳電費的合作社組織，藉此募集未來建造風機的基金，並在此一基礎上於2000年成立北海道綠色基金。
然而單從綠色電力費率制度募得的基金，還是不足以興建風機，加上當時日本對發展再生能源的規範及誘因皆有所欠缺，銀行也不願意提供融資。基金因而開始考慮公民集資，透過與ISEP的合作，研擬出匿名夥伴協議（anonymous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集資模式，公開向日本國民募資，由於此一模式的投資風險低於其他金融商品，而提供的利潤回饋也高於當時已經是零利率的日本銀行，因此在短時間內由超過200位投資者中募得1.4億日元的資金，由於已經取得一定程度的資本，不足之資金銀行也願意融資。
2001年時，第一座市民風機落成，取名為濱風小子，成為日本社區電廠的先驅。此一具有國民信託性質的集資模式，日後在日本各地陸續出現，藉此克服發展再生能源初期的融資壓力。至2014年為止，全日本已經有18座市民風機。[1]
筆者本次也前去參訪北海道厚田市新建好的兩支風機，這一案例也是採用類似的方式集資興建，當日落成典禮就在其中一支風機下舉行，除地方政治人物與在地居民外，北海道綠色基金位於各地的會員也熱烈參與。會場安排各種在地表演，並提供當地農產品作為午餐，為兩座風機命名的小學生也接受表揚，風機基座上則列出所有參與投資之民眾姓名。凡此種種，皆可看出地方社區對這兩支各2MW的風機之重視與投入。
作為日本社區電廠的濫觴，北海道綠色基金的運作除了提供一個可操作的集資模式外，更重要的是在此一模式背後反應出的草根力量，透過共同購買合作社形成的共同價值與社區意識，在政策尚未明朗之際，透過由下而上的力量發展再生能源。而各個市民風機以及其他社區電廠的運作，也都讓我們看到對於不同社區來說，所關注的不僅僅是能從社區電廠中發出多少電、創造多少利潤這些數字，而是那些對社區發展、能源使用、社會價值的共同關懷。
（四）
2011年福島核災後，位於福島縣西部的會津地方雖然離重災區尚有一段距離，但當地頗具盛名的農業依舊受到影響。當地大和川酒造第九代傳人佐藤彌右衛門開始與地方社區思考核能以外的能源選項及發展途徑，而許多來自災區的民眾也加入討論。地方認為福島縣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但一如過去核電廠乃為250公里外的東京都供電，福島縣的天然資源也鮮少為在地使用，用東京大學高橋哲哉教授的話來說，福島與其他大都會間的關係，正構成一個「犧牲的體系」。[2] 如何掙脫此一體系中的犧牲宿命，爭取地方包括能源在內的自主，成為佐藤先生及其他民眾的努力方向。
同樣在ISEP的協助下，會津地方於2013年成立會津自然能源基金會（Aizu Natural Energy Foundation），同年隨後成立會津電力株式會社AiPower。AiPower發展的第一階段以太陽光電為主，因此成立太陽市民基金（Solar Citizen Fund）對外集資，未來也將投入小水力發電、木材生質能發電、地熱發電以及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以求充份利用福島縣豐沛的天然資源。在日本電力市場進一步自由化後，AiPower也考慮投入輸配電業務，以求電力地產地銷，達成真正的能源自主。
筆者在會津若松市停留時，首先參訪AiPower項下規模最大，位於會津地區喜多方市的雄國（Oguni）發電廠，雄國太陽光電發電廠裝置容量達到1MW，每年約可發出96萬度電，足可供應300個家庭一年所需。雄國電廠利用丘陵上未耕種的土地鋪設太陽光電板，由於日本東北地區氣候寒冷且雪季漫長，積雪可達到1公尺高，因此AiPower刻意將架設太陽光電板的支架高度設計為2.5公尺，避免積雪淹沒設施。同時考慮到大雪的影響，太陽光電板的角度設計為比一般光電板角度略高的35-40度，發電效率雖然可能較為遜色，但可避免降雪堆積於太陽光電板上，甚至壓壞光電板。2014年電廠啟用，在安然度過一個完整的冬季後，已經證明這些結合在地智慧的設計非常有效，也吸引其他太陽光電業者前來設廠並仿效相關設計。但與一般只追求發電利潤的業者不同，AiPower有其推廣能源自主、凝聚社區共識的目的，因此在雄國電廠旁也設有能源教育中心（雄國大學），藉此推廣能源教育。
除雄國電廠外，筆者也參訪另一個與AiPower合作的小型（50kw）太陽光電廠，該廠架設於稻田上，但因為日本農林水產省對農地架設再生能源設施有嚴格規範，[3] 且再生能源取得的架設許可每三年就要重新審查，確保引進再生能源不會影響農作生產。筆者參訪的小型電廠也是如此取得許可，並且在架設同時已經安排好農耕機具進入作業的空間。儘管只是一片小小的稻田，如前所述，綠色的再生能源並不會自然而然地就創造出涵養生態資源的價值，只有透過清楚的規範，才能建立起農電共享（solar sharing）的典範。
筆者在福島縣會津的參訪，從AiPower感受到的是由地方對核能事故的反省，帶出對發展路徑及結構面向的思考，並進一步追求能源自主的努力，事實上該類訴求也不僅停留於會津地方，福島縣在災後也喊出2040年達到百分百再生能源的目標。除了利用豐富的天然資源發展再生能源外，AiPower許多電廠的實踐，也讓人感受到在地智慧的重要性，以及對土地與資源的重視。而過去東福島地區（核災所在地）以及西部的會津地方來往並不密切，但災難後的反省及重新尋找出路的過程中，卻也重新激發起兩地民眾間的對話與認識。（回看系列一、續看系列三）
[1] 相關討論可見王俊秀 2012，日本的能源民主與人民發電廠，http://e-info.org.tw/node/76250；Shota Furuya 2014, The Pioneer of Community Wind in Japan, Energy Democracy. ( http://www.energy-democracy.jp/264 )。
[2] 高橋哲哉著、李依直翻譯，2014，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台北：聯經出版社。延伸討論則可參考賴偉傑，2015，建構「支持的體系」取代「犧牲的體系」，http://rsprc.ntu.edu.tw/zh-TW/green-economy/264-support-instead-of-sacrifice。
[3] 日本農林水產省對於農地種電以及農電共享（solar sharing）的規範可見簡嘉潁，2015，日本農地種電 如何謹慎進行？http://www.newsmarket.com.tw/blog/72368/ 。相關討論可見上下游新聞市集一系列追蹤報導。
＊本文經作者授權同意轉載，原刊於跨閱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