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昆明能否挽救全球生物多樣性?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中國昆明能否挽救全球生物多樣性?

2019年04月03日
文:馮灝
2020年將在昆明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被各方寄予厚望,它能否成為里程碑?
原產於中國中部及西南部,金絲猴目前瀕臨絕種。圖片來源: Jack Hynes
原產於中國中部及西南部,金絲猴目前瀕臨絕種。圖片來源: Jack Hynes

2019年2月28日,生態環境部召開例行新聞發佈會宣布,中國已啟動202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第15次締約方大會(COP15)籌備工作,會議地點確定為雲南省昆明市。由於2020年是上一個聯合國生物多樣性目標的收官之年,在昆明舉行的大會上,公約各締約方將審議通過新的「2020後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框架」。 

2010年,在日本愛知縣舉辦的COP10通過了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戰略計畫》,其20個綱要目標被統稱為「愛知目標」。

現在來看,將於2020年進行最終評估的「愛知目標」恐怕難以全部落實。這意味著,接棒愛知的昆明將承載反思過去十年的教訓並提出新路徑的國際期待。

愛知挫折

《生物多樣性公約》於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目前共有包括中國在內196個締約方。自1994年起,每兩年數千名來自不同國家的代表齊聚締約方大會,討論如何保護生物多樣性。2016年12月,中國獲得了2020年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主辦權。

2010年的「愛知目標」中,第11個目標要求到2020年,保護「至少17%的陸地和內陸水域以及10%的沿海和海洋區域」,類似國際氣候談判所制定的1.5/2攝氏度目標。

然而,世界目前距離達成這一目標還有不小的距離。根據聯合國對於最近各國提交的國家生物多樣性戰略(NBSAPs)的評估,在制定目標層面,超過四分之三(77%)的國家戰略目標要麼低於愛知目標,要麼沒有涉及愛知目標的所有要素;對於已經制定的2020目標,67%的國家報告顯示,其進展的速度不足以在最後期限前實現這一目標。

「而目標11已經是愛知20條目標中唯一有可能達到的總體目標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前秘書長John E. Scanlon表示,「但是,許多被劃定為保護地的區域遠非資金充足或管理良好,只能稱之為紙上公園。此外,從生態角度來看,我們也不知道這些保護區是否都在正確的位置」。

可以說,無論是兩年一度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還是它後來推出的十年目標、全球環境基金(GEF),都還沒遏止生態惡化趨勢,也就是說目前的國際機制沒能發揮有效的作用。

昆明金殿植物園內的西藏虎頭蘭圖片來源:阿橋 HQ(CC BY-SA 2.0)
昆明金殿植物園內的西藏虎頭蘭圖片來源:阿橋 HQ(CC BY-SA 2.0)

喬治梅森大學環境科學與政策系教授Thomas Lovejoy近日在北京表示,CoP15在歷史上非常重要,我們可能是可以拯救生物多樣性的最後一代人。目前的情況是,如果不積極的努力,未來人類社會面臨的混亂不可想像。

「更有雄心的保護地目標」

有一些跡象表明,中國可能對在昆明COP15提出更具雄心的目標持開放態度。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會議2019年2月在北京召開,在這次高規格會議上,主持會議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表態稱,「中國要積極做好籌備工作,全面履行東道國義務,確保舉辦一屆圓滿成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締約方大會」。

中國國內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可能有助於在昆明COP15達成更具雄心的目標。習近平於2012年提出「生態文明」理念,在他的構想中,2020年正是中國「構建起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時間點。

2018年3月,中國國務院機構改革組建自然資源部和生態環境部,將「生態文明」的理念進一步落實。中國生態環境部自然生態保護司專門負責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工作,其生物處處長井欣在北京2018年末的一個研討會上表示,最近幾年,中國公眾的認知和行為方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生態環境部面臨前所未有的改善生態環境的壓力,主要來自國內。

2018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也使中國各類自然保護地有了統一的管理機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在此後的6月~12月,對全國超過1萬個,覆蓋了陸地面積的18%左右的自然保護地集中開展了大檢查。同樣出於保護自然的目的,各省還在推進「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生態保護紅線主要保護的是生態功能重要和生態環境敏感脆弱的區域,初步估計這一比例將達到或者超過中國國土面積的25%。「據此來看,中國可以制定更有雄心的保護地目標」,中央民族大學生命與環境科學學院教授薛達元表示。

後2020框架

事實上,中國除了需要在2020年提出東道國方案,還需要考慮怎麼支持所有締約方政府達成合理的「2020後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框架」。

在去年底結束的埃及CoP14上,歐盟提出後2020框架應該包含「具有雄心、現實、可以衡量和具有時間約束的目標。 」中國則強調「科學群體的參與 」。這些年來,帶頭生物多樣性公約履約的生態環境部得以在物種保護、自然保護區管理、生態保護紅線管理上取得進步,很大程度上依賴科研機構的支撐。

圖片來源:Mingjia Zhou (CC BY-NC-ND 2.0)
圖片來源:Mingjia Zhou (CC BY-NC-ND 2.0)

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副研究員廖國祥舉例說,在國家層面,生態環境部正積極聯合科學技術部、中國科學院、國家林業草原局等中央機構科研力量,在整合現有的各類型生態系統科學觀測研究站點基礎上,大力推進「國家生態狀況監測網絡」建設,以更全面、系統地掌握我國生物多樣性的現狀及變化趨勢。

廖國祥表示,「調查監測工作得到加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資源狀況摸得更清,才能更好地履行生物多樣性國際公約」。他認為,除了部委直屬研究機構之外,積極吸引高校院所的做法是有效的,這個成功經驗可以延續。

法律、環境、發展與治理論壇(FLEDGE)主席Balakrishna Pisupati認為,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中,「科學家的聲音在政治色彩較濃的談判過程中仍顯微弱。 」 但涉及合成生物學、物種保護和生態走廊等議題的決議卻又少不了科學的介入。

中國科學院是中國政策制定非常重要的科學支持機構,根據該院副院長張亞平和美國國家地理學會首席科學家Jonathan Baillie 2018年聯名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社論文章,愛知目標中「17%的陸地和內陸水域以及10%的沿海和海洋地區」的保護地目標對於確保實現其他愛知目標的任務是遠遠不夠的,比如,如何防止已知物種滅絕以及如何促進生態系統的保護。

他們也在文章中建言各國政府制定到2030年保護海洋和土地30%的最低目標,重點關注生物多樣性豐富、生產力高的地區,併力爭到2050年保護50%的海洋和土地,「這將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但這是可能的」,張亞平和Baillie寫道。

而達成目標需要具體的支持機制,以資金為例,由於CoP15將確定2022-2026年週期的全球環境基金(GEF)的資金需求,薛達元建議中國應該向全球環境基金捐出可觀的資金,以更積極的姿態承擔作為東道國的義務。

此外,中國在2011年出台《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這個時間段,涵蓋了愛知目標、以及接下來十年規劃的時段。2030年預期將是新的聯合國十年生物多樣性目標的收官之年,同時還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收官之年。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王豁認為,這些目標之間的如何協同,也將是本輪CoP15討論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