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尾巴上，可能很少有人能馬上回想起來這十年是怎樣開始的。對關心環境的人們來說，2010年彷彿開始於一場糟糕派對之後的嚴重宿醉：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在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爭吵中不歡而散。聖誕新年的短暫沉寂過後，各國之間的互相指責達到高潮。這一切被資深記者曹海麗捕捉到。在2010年1月7日發表於中外對話網站的文章中，她寫道：「雖然中國算是（在哥本哈根）為自己的發展買了時間⋯⋯但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增長奇蹟是建立在環境急劇惡化的代價之上的，這樣的發展注定不可持續。」
曹海麗一語成讖。 2010年開始，中國環境惡化的症狀開始急劇顯現。中國社會痛定思痛之後，走上了艱難的轉型之旅，大力治理污染，並在2019年年末畫出了一道驚豔的先抑後揚的「U型」曲線。這一切被中外對話網站上刊登的一篇篇文字如實地記錄下來。我們選擇過去十年的十篇代表性文章，希望它們能為我們勾畫過去十年中國的綠色足跡，並為我們展望下一個十年提供一些蛛絲馬跡。
2010：普查數據揭示污染減排必須提速 （作者：馬軍）
中國環保的過去十年開始於一張令人不安的「成績單」。 2010年初，中國官方公佈了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結果，刷新了大眾對於中國環境狀況的認知。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馬軍在為中外對話撰寫的評論中坦言污染排放遠超預期，「應予高度關注」。這個耗時兩年完成的污染普查是前一階段中國「先污染、後治理」的發展方式的重要註腳，中國環境在當時已經顯示出不堪負荷的跡象。儘管公佈普查結果是一種突破，但遺憾的是，這份2010年的中國環境「體檢報告」沒有包含顆粒物等重要指標，使得它的「診斷結果」無法反映中國環境的全貌，也錯失了預警即將到來的災難性的空氣污染的機會。
2011：北京的「藍天」掩不住健康風險（作者：安雪峰）
到2011年的冬天，華北的空氣污染問題已經難以迴避。鋪天蓋地的霧霾使得空氣質量成為過去十年中國環境領域當之無愧的第一關鍵詞。獨立研究員安雪峰發表在中外對話上的分析文章，是那個冬天激發中國霧霾大討論的重要文獻之一，引發了大量媒體報導和中國專家、官員的回應。安雪峰分析指出北京的空氣質量評定體系沒有包含細顆粒物（PM2.5）和臭氧等關鍵指標，因而嚴重「失真」。這成為當時各方辯論的核心問題。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大刀闊斧改革空氣質量監測和訊息公開機制。在之後很短的時間內，通過手機檢視各大城市官方PM2.5數據成為中國大眾的日常現實。
2012：中國街頭抗爭型環境運動意味著什麼？ （作者：唐昊）
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以霧霾的方式呈現它的代價。 2012年的中國因多起環境群體性事件而「震動」。在四川什邡、江蘇啟東、浙江寧波，普通市民因為對冶煉廠、造紙廠、化工廠的污染擔憂而走上街頭抗議。這些事件在中國環境治理領域引發的反思和改變，是過去十年中國環保的一條主線。學者唐昊為中外對話撰文指出，因環境問題而造成的廠民衝突和官民衝突凸顯的地方治理困境，應該通過更高程度的公眾參與，將矛盾和衝突納入制度軌道進行解決。環保「公眾參與」逐漸成為中國環保領域的主流話語。
2013：控煤拉鋸戰 （作者：王建坤、王秀強、徐楠）
2013年，中國發布了雄心勃勃的大氣污染行動計劃，希望在2017年底之前扭轉嚴重的霧霾局面。這個計劃的核心是「控煤」，要求重點區域的省市削減煤炭消費量。煤炭是中國最重要的一次能源，也被認為是空氣污染的主要來源之一。中國在霧霾壓力下決心控煤並加速「能源革命」進程，是全球環境氣候歷史的關鍵轉折點。但由三位記者為中外對話撰寫的文章顯示，「控煤」並不容易。在這一問題上，地方政府為保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與中央的「綠色議程」展開了激烈的博弈和討價還價，成為之後多年影響中國環保雄心和進展的重要因素。
2014：專家視角：中美氣候變遷聯合聲明（作者：中外對話）
在經過了數月「低調」的磋商之後，中美兩國元首在2014年底拋出的關於氣候變遷的聯合聲明讓世界為之震動。在無疾而終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過去五年之後，中國首次公開做出關於碳排放達峰的國際承諾，用實際行動彌補了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關於減排目標設定的巨大分歧，並為2015年的《巴黎協定》達成和各國自主決定減排目標的全新氣候治理模式鋪平了道路。中外對話記錄下了當年各方對這一聲明的熱烈反應。更重要的是，中國在氣候變遷問題上的這一立場變化，微妙地折射了國內環境能源領域正在發生的變革：因大氣污染治理而大刀闊斧進行的綠色轉型，正推動中國重新思考它在全球環境議題中的定位。
2015：中國新絲綢之路連結三大洲（作者：艾・博）
過去十年的中國環境歷程並非只是在中國國內展開。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三十年之後，羽翼漸豐的中國資本、中國企業開始越來越多地「走出去」，一方面開拓中國產品和服務的海外市場，另一方面也為胃口巨大的中國經濟尋找重要的資源。 2015年是中國「走出去」的關鍵年份，「一帶一路」倡議在當年正式成型，而由中國發起並由多國參與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成立也是中國重新定義多邊開發金融的標誌性事件。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專家艾・博，為中外對話撰寫的文章代表了當年國際社會對於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期待、問題和疑慮。時至今日，這仍是西方觀察中國海外足蹟的主要視角和框架。
2016：大同：煤坑上的低碳轉型（作者：張春、劉禹揚）
宏大的綠色願景和高層的政策戰略之下，普通中國人的生活也在被這個國家所經歷的綠色轉型觸動和影響。中外對話研究員張春和攝影師劉禹揚記錄下了這場轉型的一個地方樣本：「煤都」山西大同的煤礦工人們在新興的太陽能發電廠找到新的機會。這些太陽能電廠就修建在廢棄的煤礦坑上。在中國，類似的轉型故事正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上演，它們的成功與失敗將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未來的環境能源足跡。
2017： 什麼導致了2017年「氣荒」？ （作者：李婧）
自2013年中國正式「向污染宣戰」，到2017年這場「戰爭」已進入關鍵階段。為了重新奪回藍天，中國的各級政府部門強力推行多項環保政策。其中，將華北地區冬季取暖從主要依賴燃煤轉向更為清潔的天然氣是這場戰爭中的重要戰役。數百萬戶華北家庭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告別燒煤取暖，用上管道天然氣。但這項巨大的工程在推行過程中遇到不少問題，造成很多農村家庭在寒冷的冬季難以取暖。李婧為中外對話撰文分析了華北「氣荒」的成因。 2017年冬天的這場風波也把中國霧霾治理中的一個主要矛盾擺上了檯面：保護環境的代價由誰承擔？讓低收入的村民用自己的寒冷為北京的藍天買單，是否公平？
2018：中國重塑生態環境治理頂層機構（作者：馬天傑、劉琴）
中國從2010年代上半段開始顯露的生態環境雄心終於在2018年年初落實為國家頂層設計的一部分。 2018年3月，「生態文明」理念被寫入中國憲法，緊隨其後的是中央政府層面的大刀闊斧的機構重組：新成立的生態環境部和自然資源部將統領中國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的職責。在中外對話的訪談中，多位專家認為這一改革是「生態文明路線圖中最為具體化的步驟之一」，有助於生態環境的統一管理和政策制定。氣候變遷從主管宏觀經濟的發改委歸入生態環境部，也引發了關於氣候政策是加強了還是弱化了的討論。
2019：垃圾分類：一份官民之間的環境契約（作者：蔣亦凡）
2019年的中國，霧霾已經幾乎不再是大眾最關心的環境問題，大力治污的成果是越來越多的藍天回歸中國大眾的生活。中國用不到10年的時間完成了從空氣污染的急劇惡化到明顯好轉的「U形」曲線，這個環境「勵志故事」的背後，既有一個重新審視環保與發展的政府，也有環境意識大幅度提高的大眾。這樣的政府和大眾在2019年因為「垃圾分類」而重新開始了對話和互動：一個更加綠色的中國需要她的民眾，用更大的熱情和更強的自律參與到環境治理中，但習慣了政府主導環境治理的市民面對「從天而降」的強制垃圾分類要求，並非毫無怨言。在為中外對話撰寫的文章中，評論人蔣亦凡認為垃圾分類是官民之間的一份新的「契約」：官方對市民提出強制環保義務，市民就有權監督官方環境治理的承諾。這份契約能否重新定義未來十年的中國環保進程？中外對話和您一起拭目以待。
尾聲：解振華和他的氣候外交資產（作者：李婧）
在2010年代的末尾，一位中國環境氣候領域的重要人物交出了手中的接力棒。中國氣候變遷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在馬德里氣候大會前卸任，他氣候外交生涯正好與中國過去十年的綠色轉型高度重合。通過李婧所勾勒的解振華職業足跡，我們得以回顧中國過去十年波瀾壯闊的環境史。它為中國環保的各方參與者提供的激勵和反思必將塑造下一個十年的中國綠色進程。
※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先抑後揚：中國環保十年歷程回眸〉
